二 文艺界的“反右”运动

1957年，毛泽东在全国发起了整顿“三风”的运动。在3月12日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毫不含糊地批评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希望通过党外人士的帮助和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把中国“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在他的设想中，整风运动应该有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判反省、提高自己阶段。”毛泽东原本想通过整顿“三风”，有效转变中国共产党的不良风气。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拥护，费孝通用“早春天气”来形容，虽然“乍暖乍寒”“最难将息”，但老树发出了新枝，古井荡起了涟漪，这道出了知识分子的心声。

但是，毛泽东很快发现，在“大鸣大放”和“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阳谋”中，出现了一些无法控制的言论，比如“四个设计院”(章伯钧)、“平反委员会”(罗隆基)、“党天下”(储安平)等等，加上“五一九运动”“六教授事件”，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他开始改变了斗争方向，将鼓励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克服不正之风的整风运动转向了以打击“资产阶级右派”为目标的阶级斗争。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右派”的“猖狂”和危害性。“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反右”运动开始，文艺界几乎是首当其冲。

从历史发展来看，文艺界的“反右”运动是极“左”社会政治思潮的典型体现，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反右”运动的政治化。

“左”倾思潮之所以能够形成和推进，源于它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谁是“右派分子”，如何将“右派分子”定“罪”，如何进行批判，都被纳入了政治化的考量。如前所述，“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但这并非基于个人恩怨，而是为了保存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维护共产党的执政权威而做出的决策。为了配合和执行最高领袖提出的反击“右派”的目的，首先要确定谁是“右派分子”。在文艺界，那些有“反动”言论和历史问题的人被“优先”列为考虑对象。通常的做法是，由各地省委宣传部、文化单位的领导共同商议，确定名额，然后组织批判，从舆论上将“右派分子”批倒批臭，在行政程序和社会影响上坐实“右派”的“罪名”。

在“双百”方针之后，唐达成写了《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一文，和周扬商榷关于“新英雄人物”要不要写缺点的问题。“反右”运动中，这篇文章成为他和编辑唐因的“罪证”。1957年6月24日到7月8日，在《文艺报》连续召开五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此文被批判为“为右派进攻中宣部领导打开缺口”。在“百花时代”和“大鸣大放”阶段，不少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受到形势鼓舞和单位领导的鼓动，秉持为党整风的赤诚之心，写文章、发表讲话，却给自己招来了厄运。徐懋庸写了一百多篇针砭时弊的杂文，还在1957年4月12日《文艺报》举行的座谈会上，畅谈自己对杂文的性能、杂文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的看法。既有发言，又有文章，均为“铁证”。11月26日至29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举行了六次批判徐懋庸的会议，周扬、夏衍、刘白羽、陈笑雨等在会上发言，批判他是“资产阶级右派的辩护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这种政治化程序在“丁、陈反党集团”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决定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周扬本来是想纠正之前处理过重的决定，没想到两天之后，“反右”运动开始，他立即转向。7月以后，作协连续召开了二十五次党组扩大会议，经过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的连续批判，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丁玲和陈企霞被打为“右派分子”。经中国作协各支部大会同意，开除丁玲的党籍，建议将她发配到最偏远的地方去。8月15日，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传达了中央常委关于丁、陈的结论，这从最高决策机关对他们的问题定了调。在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左右之下，周扬与丁玲之间从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宗派主义暗斗演变成了“反右”运动中声势最为浩大、涉及面最广的极“左”悲剧。

在政治影响的威慑下，凡是被标注为“资产阶级右派”的人物，重者免不了牢狱之灾，轻者也难逃写检查、妻离子散的命运。因此，甄别出谁是“右派分子”，不仅是呼应最高领袖的“政治正确”行为，也折射出文艺界人人自危、唯求自保的心理。艾青、丁玲这些“老党员”被打为“右派”，对郭沫若震动很大。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好好改造自己，骄傲自满，就会成为右派。”足见这场运动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震撼。

第二，批判逻辑的阶级化。

“阶级”问题是“左”倾化的重要动因。有研究者在分析我党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时指出，由于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刚性”维度出现的，而在中国，“工人阶级”又是最弱小和幼稚的，因此共产党不得不征用非工人阶级的“柔性”维度来进行调和与壮大。两者经常发生冲突，使党一次次采用更为激进的方式处理“阶级”问题。在“反右”运动中，“阶级”是批判中使用得最为广泛和重要的论证逻辑。

“反右”起源于毛泽东意识到“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构成了“威胁”，必须予以清理。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在这个前提下，他将“资产阶级右派”定义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指出“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的标准就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就将“右派”的身份问题转换成了阶级问题，为批判运动提供了重要的逻辑支持。

按照“阶级”立场的判断标准，在批评者看来，丁玲对贞贞持赞扬和同情态度，实为“赞扬失节人物、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哲学”,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反党小说”。冯雪峰的文学被判定为“遵命文学”:“他‘遵’的不是无产阶级之‘命’，社会主义之‘命’，共产党之‘命’，而遵的是资产阶级右派之‘命’，是胡风之流之‘命’，是一贯反党反人民的反社会主义之‘命’。”这样的论断脱离了对文本的解读，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性批判武器。在民族国家话语的逻辑里，一切叙事都应有其“阶级”目的和“阶级”感情，否则就是作家的世界观和思想立场有问题。就连刘绍棠这样“长在红旗下”的新作家也在劫难逃。他在“双百”方针之后提出过一些文艺意见和对《讲话》的质疑，被认为是发出了“反党”的声音，被打成右派。他的《运河的桨声》《十字路口》《西苑草》《田野落霞》等作品曾受到批评家的高度赞扬，一旦成为“右派”，批评家的态度就来了个大转弯，批判这些小说是“对热火朝天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后的农村生活”的“恶毒的歪曲”，散布的是“没落的、猥亵的资产阶级的情调”，走的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和“脱离生活真实背离人民的反动道路”。在这样的批评逻辑里，由于设定了“阶级”的前提，因此，从不同的作品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它们的目的也并非挽救“阶级敌人”，而是将其制作成“标本”，以儆效尤，以正视听。

为了“便于和文艺界的右派的反动言行展开斗争”, 《文艺报》从1957年7月起开始辑录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根据这些言行对他们的思想和形象进行了概括：许杰“捣乱整风，要和共产党分庭抗礼”，施蛰存“攻击共产主义的品德”，刘宾雁“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思想”，曾彦修(严秀)“污蔑党，污蔑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宋云彬“替右派集团首脑辩护”，萧乾的言行是“对新社会的污蔑”，陆侃如是“道貌岸然的‘学者’，原来是野心勃勃的阴谋家”，王希坚“玩弄两面手法，坚持右派立场”，钟敬文“到处煽火，到处放毒，阴谋篡夺党对民间文学事业的领导权”，穆木天是“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姚雪垠“仇视党的文艺方针，仇视社会主义制度”，苏金伞“贩卖胡风反动文艺观点，企图独霸河南文坛与党分庭抗礼”，冯亦代“勾结右派集团，妄图篡夺党对文教界的领导权”……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形象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右派分子”，他们的共同点是对党、人民、社会主义的“仇视”。这种二元对立的方法将知识分子简单粗暴地区分为不同的阶级阵营。

今天来看，这种政治性批判的论证过程十分单薄，先是将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再用他们的文章去佐证其“罪行”。这是“反右”运动中的主流批评逻辑，并不具备艺术判断最基本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它们的打击力度是惊人的，这些白纸黑字为“右派分子”提供了“定罪”的坚实依据。这种文学上越界的判决与政治宣判一道，将“反右”运动朝“左”倾化道路不可遏制地推进。

第三，“反右”运动的极端化。

“左”倾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断地“升温”“加速”，以超出正常事态的方式和节奏将政治运动推向极端，致使其愈演愈烈，偏离了预定的轨道。这种极端化往往给当事人和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反右”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右派分子”的比例估计从5月份的“百分之一、二、三”上升到8月份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这种模糊的百分比使得很多单位将“右派”的标准简单化为数字，甚至通过抓阄的办法直接指定“右派”。辽宁省7月初统计“右派”时仅85人，7月中旬500多人，到8月，全省有37个“反党”小集团、1035个“右派分子”。河南省7月下旬的“右派”为925人，小集团41个，到9月初，“右派”共2271人，小集团151个。从9月到10月，全国有“右派”62000多人，到《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出台后，共有15万“右派”。

在文艺界，“右派分子”的数字和规模之所以扩张迅速，主要来自“连坐”法。一人、一文被打成“右派分子”及“罪证”，与之相关或相似的人也会被处以同样的“罪名”。徐懋庸被批判后，有批评家认为巴人和徐懋庸的相同点是“对新社会的怨毒之深，对旧制度的眷恋之切”。巴人被打成“右派”，遣返浙江，病困潦倒，精神分裂，孤独亡于医院。在批钱谷融时，他的《论文学是“人学”》与何直、周勃、陈涌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被联系起来，被称为“文学上的资产阶级思潮中两个自成系统的极端”，一个用“写真实”、一个用“人道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文学的阶级性，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当然，在批判“人情”说时，钱谷融及其“人学”论也免不了“陪绑”。1957年上半年，流沙河的《草木篇》受到批判。毛泽东对四川文联的做法表示赞同：“我同意你们开火。《草木篇》不好，有杀父之仇。”《草木篇》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消息传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批判公刘的现场，令无处下手的批判者大为振奋。原来，公刘在“鸣放”期间出游在外，没法给他因“言”定罪。他素有诗名，文化素质也高，“斗”起来颇费时日。正在胶着的时候，传来《草木篇》被批为“反动透顶”的消息。批判者发现公刘的寓言诗与《草木篇》有异曲同工之处，于是把他的诗歌重新命名为《禽兽篇》，不仅与流沙河的诗对称，而且一目了然，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这个“发现”一经成立，公刘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打成和流沙河同级别的“右派分子”。

按照这样的“连坐”法，在一个“右派分子”或者一桩案件的处理中，往往能牵扯出若干人。在丁、陈事件中，经方纪揭发的就有：艾青、冯雪峰、聂绀弩、唐达成、胡考、钟惦斐、浦熙修、梅朵……。就连最初作为中宣部审查丁玲历史五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原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因和黎辛、张海、崔毅一样“偏袒”和“同情”丁玲，也一起被打为“反党集团”“右派分子”。这可能是历史上任何政治运动都难得一见的“奇观”：批判者与被批判者最后被罗织以同一政治罪名。

1958年1月，中央下发了六种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规定。对于“坏分子”，说服教育的办法无效，也决不能继续留用在单位，另外就业呢，又没人愿意收留。“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对那些“情节严重但表示愿意悔改，或情节虽不十分严重但态度恶劣的”, “撤销原有职务，送农村或其他劳动场所实行监督劳动”；对“本人在学术、技术方面尚有专长，工作上对他还有相当需要，或者本人年长体弱，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 “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并降低原有待遇”。还有“情节较轻”但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可以“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或者“降职降级降薪”, “作为中右分子处理，免予处分”。虽然规定里没有一条提及“右派分子”一词，而且声明对这些人要严肃和宽大处理相结合，但是，这种针对刑事罪犯和鸡鸣狗盗之徒的等级判断与处理方式将知识分子彻底打入了社会的底层。他们还被与地、富、反、坏放在一起，称作“黑五类”，成为难以翻身的“专政对象”。

作为“右派分子”问题的试点之一，中宣部于1957年12月向中央上报了一个文艺界人士的右派名单，可见对文艺界“右派分子”处理之严重：

中宣部负责处理的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界比较著名或重要的右派分子59人，分为5类。一、开除2人：吕班、徐燕荪。二、监督劳动11人：郭维、彭子冈、钟惦棐、陈企霞、吴祖光、陈明、李又然、徐懋庸、刘宾雁、刘绍棠、蓝钰。三、留用察看8人：蒋元椿、李慎之、萧乾、沙蒙、朱启平、冯亦代、杨建中(蓝翎)、李庚。四、撤销全部职务，另行安排工作10人：罗烽、袁毓明、陈模、丁聪、戈阳、张伯驹、曹宝禄、黄苗子、曾彦修、章锡琛。五、撤销大部分或者一部分职务，保留

一部分职务，降职或降级28人：丁玲、冯雪峰、艾青、杨思仲(陈涌)、舒芜、孙家琇、江丰、叶恭绰、庞薰琴、彦涵、李宗津、王雪涛、王曼硕、莫扑、王逊、郑可、新凤霞、叶盛兰、李万春、连阔如、刘雪庵、张权、钟敬文、穆木天、黄药眠、徐铸成、储安平、浦熙修。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正被错划“右派分子”的结果表明，在55万“右派分子”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扩大化和极端化的“反右”运动对文艺界生态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首先，文学的正常秩序和格局遭到摧残。知识分子在文艺创作上失声，或只能作违心之言，这种情形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得以矫正；其次，“反右”运动之后，社会上弥漫着鄙视知识分子的浓厚风气。到“文革”时期，则形成了全民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集体践踏；最后，“反右”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在这次运动中，由毛泽东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大鸣大放”的“大字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和人相咬以维持生存”等模式已基本成形，只是规模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