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反右”运动与“左”倾化文学思潮

一 背景：“双百”方针的提出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1956年是一个涌动着希望和热情同时又不乏外部危机的年份。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在这一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意识形态的关注重心发生了转移，从政治思想层面上的阶级矛盾转向解放生产力；从国际情况来看，苏共二十大揭露的斯大林专政、个人崇拜和肃反言行在共产主义阵营引起震动，对新中国的政权是一个深刻的提醒。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党对执政方向和政策制度有所反省，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一提法便呼之欲出。1951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邀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郭沫若和范文澜就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发生争论，时任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他说要“百家争鸣”。“双百”方针能够在1956年作为一项文艺政策被正式提出，除了言论和思想上的准备外，还有对“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位。在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周恩来赋予了知识分子以新的阶级地位，即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转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可以依赖和依靠的对象，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回归为国家政权合法化的组成部分，这为“双百”方针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必要的话语空间。

“双百”方针也是对之前亦步亦趋的苏联“老大哥”文艺政策的调整。随着苏联权威化的消解，斯大林—日丹诺夫时期的文艺批判模式和文艺政策已经失效。1956年2月，陆定一在一次会议上以苏联的遗传学论争为例，批评了苏联的教条主义以及对中国的影响，指出应该破除迷信，提倡自由讨论，毛泽东表示同意。在中共八大会议的准备过程中，毛泽东抽出大量时间听取各部委的汇报，写成了《论十大关系》。它的出发点是力图摆脱苏联的束缚和影响，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毛泽东思考的是要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综上所述，多方面、多层次的形势共同催生了“双百”方针的出台。在1956年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陈伯达提出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技术问题分开，陈伯达说在艺术和科学上基本上要贯彻“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毛泽东表示认同这一提法，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到“双百”方针：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并将之写入政治报告决议，这意味着“双百”方针成为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代表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阐述了这一方针的内容和精神，重申它对繁荣我国文化艺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双百”方针的确立，在文学创作的多个层面都对以前奉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予以了调整。从创作方向来看，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代文代会上，“工农兵文学”作为解放区文学的优秀传统和新中国的文艺新方向被确定下来，“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双百”方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整：“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这一提法扩展了服务对象的范围，这为文学创作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从创作方法来看，从苏联引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新中国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双百”方针对此做出了新的解释。陆定一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最好的创作方法来创作。”“双百”方针之后，秦兆阳、周勃、丛维熙、刘绍棠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实质和原则等提出探讨，这有利于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

在题材和人物方面，“双百”方针否定了题材唯一化，暗示了新的创作可能性：“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是不对的。”这引起了题材扩大化的讨论，对新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良性促动。听完陆定一的报告后，朱光潜、韦君宜、老舍等人都撰文谈到自己的信心和兴奋之情。钟敬文、舒芜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浓春”“浓郁的春光”，说明“双百”方针对文艺工作者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如春天般“再生”和“新生”的意义。

随着“双百”方针带来的相对自由的氛围，文艺工作者对一些新的问题进行了阐释和探讨，如霍松林、毛星、李泽厚、狄其聪等人对“形象思维”的讨论，巴人、王淑明和钱谷融对“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表明文艺工作者急欲摆脱政治化色彩与教条主义、建构审美话语的焦虑。

“双百”方针的提出为新中国文学打开了新的空间，促使文学回归正常领域，文学创作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在这之后到1957年上半年，文学界出现了“一系列变革”和“带有新异色彩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如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理论探讨，穆旦、汪静之等人的诗，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耿简(柳溪)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义》等特写，孙犁的《铁木前传》、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李准的《灰色的帆篷》、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耿龙祥的《明镜台》等小说，表现出文学创作“干预生活”功能的增强，文学向艺术性本体回归等特点，这也是洪子诚等当代文学史家将这一时期称为“百花时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