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公元一、二世纪罗马印度间之交通

《后汉书》之“大秦”，虽指罗马帝国而言，然中国与罗马间实鲜直接交通可言。而罗马与安息之战争，更予东西交通以绝大之障碍。惟自罗马强盛后，中国之丝、印度之宝石与香料，皆罗马人所好者，故海上之交通，自罗马帝国初期，即日趋繁荣，而自奥古斯多（Augustus）至尼禄（Nero）帝，一段时期，达于最高峰。自公元四十七年，引水家依巴罗斯（Hippalus）发现印度洋上有极规则之定期西南风（Monsoon），对于航海之便利更大。此一发现，载于不里尼乌斯书中，不里尼乌斯且述及当时自埃及至印度之航海情形，已知利用此定期风。

当时印度输出之货物：一为药味及香料，其中胡椒尤为重要，产于马拉巴（Malabar）；一为真珠及宝石，真珠产于锡兰，宝石中尤以璧流离为最受重视，产于南印度之哥因巴多（Combatore）及萨伦（Salem）；三为丝帛、棉布及毛斯纶。丝乃中国自海道运至印度者；棉布及毛斯纶，则为印度东岸之产物。

西方载籍之记西方各国与印度东岸通商者，在公元第一世纪后半期之作品《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书中有“所谓Thin之土地”一语，当指中国；又述及其都城Thinae，盖指长安。

又一世纪，托勒密《地理志》出，则其对东方之知识，已及于中印半岛；盖其书中之加底加拉，里希霍芬考为东京湾上，河内或其附近；夏德亦赞成此说，藤田丰八则主为占城之卢容浦口，一因梵文Kuti-grha及占文Kati-gaha乃指石舍或石柱，而占人在海口常置石柱为标记，卢容浦口亦必有此物；二因卢容浦口为当时对外港口，即今大长沙海口。《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条引康泰《扶南记》，即有云：“从林邑，至日南卢容浦口……”意谓至日南郡卢容县之浦口。

东西海上交通之重要枢纽为锡兰，布里尼伍斯书中称之曰Taprobane,《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称之曰Palaesimundu；托勒密名之为Salike。第六世纪之科斯麻斯则称其印度名曰Selediba，藤田丰八以为乃Sihaladipa之讹，即华言狮子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