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代佛教之始传中国
中国之有佛教，或谓始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〇年）获匈奴休屠王金人，并烧香礼拜。但此为匈奴之祭天金人，非印度之佛。且其时亦无造佛像之事，可资佐证。然其时知有佛教，则实可能。盖张骞回国，即在武帝获金人前二年，故《魏书·释老志》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然《后汉书·西域传》曰：“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知不知为一事，有否称述，又为一事，述而不传，则更可能也。
较为可信者，应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伊存授经始。《魏略》云：“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守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意谓月氏王使伊存来汉，景卢乃从其习经。
其次则为汉明帝求经说，略如下。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翌晨问群臣，太史傅毅对以“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遣蔡愔、秦景等十余人往求，至西域，得沙门若干人及佛像经卷，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帝为造白马寺。来华之沙门译出《四十二章经》。
此说见于《后汉书·西域传》第七十八等，佛教史籍附会甚多，歧异亦甚：如年代有永平三年、七年、十年、十三年诸说；派往人数有十八、十四、十二等说；到达地或云天竺，或谓月氏；事迹则有云问其道术、图其形像、奉迎沙门、传写佛经等。
《四十二章经》序且云：“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弘明集》卷一所载《牟子理惑论》《出三藏记集》等皆同。以张骞为汉明帝时所遣，其为附会，不言而知。明胡应麟《笔丛》卷四六曰：“前言张骞，盖汉武帝时者；汉明帝时，又有张骞，使西域取佛经而返。二张骞同汉人，同使西域，绝奇事。”其为凭空妄测，不待言也。
然张骞既能在大夏见有蜀布等，且知来自印度，印度又来自中国；蜀布等可以由四川至印度，由印度而大夏，则印度、大夏之宗教，亦必可能在张骞之前，传至中国。张骞虽非为求经而出使西域，但在大夏既调查日用品，对宗教亦必不能毫无所闻；故张骞回国，同时亦传入若干大夏及印度之宗教知识，事极可能，已见前述。
《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有“为浮屠斋戒祭祀”之语，楚王英似亦崇尚浮屠祠者；尝为桑门（即沙门）、伊蒲塞（即优婆塞）设盛宴；则明帝梦见神人之传说，非偶然也。
然最谨慎之推断，佛教初传中国当在永平十年后八九十年之间，即东汉末桓灵二帝时，《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楷上书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可为佛教传入宫禁之证。《四十二章经》之于后汉时传入中国，亦无可疑。
袁宏《汉纪》谓明帝之后“西域沙门之赍经像来中国者益众”。实则译经渐多，当在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以后，如支谶（即支娄迦谶，月支人）善通华言，译经三十九部，传大乘佛教；安息（即安世昌，安息国人）传小乘佛教；竺佛朔（天竺人）等，虽非尽皆印度人，但于印度文化均有介绍之功。
至于造像立寺，最确实之年代，似当在灵帝中平五年至献帝初平四年（一八八至一九五）时，笮融造大佛及佛寺，礼佛者每次五千余人。其地似在江苏北部，洛阳、许昌等地，当时亦已有佛寺建立。
总之，确定佛教传入之年代为不可能，盖最初传入者或不为人知，故无记载；有记载者未必即为最初之年；且最先传入者或为最皮毛最肤浅之佛教仪式，如膜拜佛像，而非重要之教义。
然佛教入中国后，确使中国思想界发生变化。良以秦汉以前，中国四周之文化均为远逊于我国者，汉武罢黜百家，推重儒学，限人民于训诂传注之内；新莽、曹魏，亦依托儒教；正直之士又多受外戚宦官之祸；汉末，又战祸不已，佛教适于此时传入，遂大受国人欢迎；且知域外尚有学问，其玄理视老庄尤为深邃而神秘；三世之说，更予痛苦中人民以无限安慰。
惟佛教初来时，实与老子同列，故《后汉书·楚王英传》谓“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永平八年（六十五）明帝报楚王英之诏书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而前引《后汉书·襄楷传》谓：“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可见桓帝亦佛老同敬。且《襄楷传》又云：“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可知当时或已有“老子化胡”之说。藤田丰八以为老子或亦受有印度影响（见所撰《象》一文，载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余以为此必初期佛教徒欲依附于老子，而成为后世道教讥佛教之口实。
然初期佛教，乃间接传来，且多为二三流之僧侣，故其后乃有国人亲往印度，直接求经学道之壮举。
佛经之最早译入中土者，曰《四十二章经》，译经者或曰摄摩腾，亦作竺摩腾、迦叶摩腾。《高僧传》谓汉明帝梦金人飞空而至，通人傅毅告以即西域之佛；帝乃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访佛法，遇摩腾，乃邀其来华，至于洛阳。曰“汉地沙门之始也”。或曰出国者尚有博士王遵，共十八人；而被邀来华者尚有竺法兰。
按明帝梦金人及遣人赴天竺之说，固见于《后汉纪》卷十及《后汉书·西域传》第七十八，然未记摩腾及竺法兰也。亦未言及《四十二章经》也。后世佛教典籍乃多加附会，或云摩腾译写于月支，或谓摩腾在白马寺译出，或云摩腾与竺法兰同译，或云法兰所译。译主与译地不一，其可疑一也；经为魏晋以后文体，且模拟《孝经》《道德经》，其可疑二也；佛教经录之最早者，当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而道安书不载此经，其可疑三也。故此经必中国人所作，而非译自印度，盖其内容多为节自当时已译之经典，而改以简洁之文笔。其伪造年代，则必在东晋道安以后，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之前，以《出三藏记集》卷二为首记摩腾译此经之始末者，时在齐梁间。
摩腾与法兰二僧所著者为译经，译经之事既为后世所伪托，则二人之事迹，亦不易言矣。
已故冯承钧著《历代求法翻经录》，以为龟兹在纪元前二世纪时已与中国接触，汉成哀帝时（公元前三十二年至前一年）往来尤数，不特可以介绍梵僧来中国，且易迎送汉使赴印度。故《魏略》博士弟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佛经之说，亦不能视为伪造。据此假定，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既有汉使西去，则六十九年后摩腾与法兰之东来，似亦不能否认云云。按其时西僧东来，事有可能，谓即腾兰，则难证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