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前后汉中西通道之变迁

中西交通史有明确之记载，自当以张骞始。骞以其身至之国，及所传闻之附近邻国，报告于武帝，而司马迁即将此报告，录入其所撰《史记·大宛传》。中国人对于汉初西域各国之认识，实始于此时。但张骞亲身所到之地，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国；其所传闻之国，在葱岭以西者，仅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在葱岭以东者，亦仅乌孙、扜宷、于阗、楼兰、姑师五国，总共十四国。然各国间之远近距离，记述欠详，仅能使吾人获得一轮廓而已。及匈奴降伏，各国信使不绝于途，关于西域之知识，中国人所知亦渐多，故班固修《汉书》，已有西域专传，西域之国，见记录者凡五十有三，而在葱岭以东者即有四十八国。及范晔作《后汉书·西域传》，乃又增七国。于是玉门关以西、地中海以东、印度以北、里海以南，所有各国之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无不有确实之记载。

有两《汉书》详细之地理叙述，则汉代中西交通之路线亦更易明了。寻常谓有南北两道，皆始于汉初，并均须经罗布泊低地而西行，仅一傍南山，一沿北山而已。至后汉则别有新道，不经罗布泊。楼兰与鄯善在罗布泊北岸，适当两道之冲，故汉初必与匈奴争楼兰；后汉时，楼兰已南迁，鄯善转强，南道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更形重要；而当时之政策，已一变而为北攻伊吾，南服鄯善；可见两汉通西域之路线，颇有变迁，更不必言魏唐以后矣。

汉初之南北道，史或言出阳关为南道，出玉门关为北道，《史学集刊》五期有《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一文，作者以实地考察及研究文献所得，谓：“余疑汉时玉门、阳关相距不远，自此西行，原只一路，出玉门关者由之，出阳关者由之；至沙西井后，再分南北两路进行。”斯坦因之东土耳其斯坦与甘肃地图称沙西井为Kumkuduk，意即沙井；而陶保廉《辛卯侍行纪》卷六，所附《汉玉门阳关路考》，系根据清同治间郝永刚、贺焕湘、刘清和等实地考察，则称为沙沟。

所谓“新道”者，乃由玉门关即今大方盘城起，即折向西北行，经横坑，避三陇沙及龙河或曰龙堆，出五船北而达车师，即高昌，当今吐鲁番阿斯塔拉。自玉门关至车师，必取道罗布涸海之东北，直达鲁克沁南之得格尔。

按鱼豢《魏略》，尚有所谓“中道”者：“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中道亦开于汉初，惟西汉末年，一度封闭，至魏晋又恢复，故见于《魏略》；实则此“中道”，即西汉初年之北道也。中道亦称径道，盖北道行于噶顺戈壁之东边转西，行于库鲁克山之北麓；须绕库木什山，取道焉耆，方至尉犁，不若中道之直至尉犁也。据海尔曼著《中国与古叙利亚间之古丝路》，原书一一五页，中道七星期行程，一千七百公里；南道八星期行程，一千九百公里；北道九星期行程，二千一百公里。

以上所谓“北道”、“中道”、“新道”，时有混淆，兹说明如下：

后汉明帝时，重开新道，以新道为北道，中道废。

自魏至晋，重开径道，以径道为中道；至其所谓新道，则即唐之银山道，亦即后汉班固所记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