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如何理解秘书文化

秘书文化是以秘书这一社会职业而形成的文化事象。秘书文化既不能包罗万象，也不能仅此一点。在界定“秘书文化”的内涵时，我们应注意到它们之间（如秘书与社会、秘书与历史、秘书与制度、秘书与首领等）内在而微妙的关系和尊重秘书职业已有的、约定俗成的规范。秘书文化的研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秘书文化的概念、内涵、特征、结构等；它发生发展的途径和规律；它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维定式、写作特性等因素的内在联系；还有秘书文化的纵向与横向内容，以及两者交叉的中间地带与交融途径。美国学者乌格朋曾指出：“‘文化累积’的原因由于两个性质：一是旧文化的保存，一是新文化的增加。文化之所以能保存，因为它有功用。一种文化的工具，其本身是要被破坏或遗失，但制造它的知识，却要继续保存着，因为它有它的功用。”所以，传统秘书文化与新生秘书文化的产生，有一定的关联。我们必须探寻这两种文化的连接点，力争衔接好、锻炼好、承续好，使之成为一个完整而统一的中国秘书文化学链条。

秘书文化从本质上而言，是秘书文化同秘书个体、社会阶层、行政组织、文化习俗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支配秘书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以及这个价值基础被社会化的运行状态。中国秘书文化的研究，一是从中国秘书史的厘析中得到某些带有历史规律性结论的启迪；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宏观探研为文化根基与诱因；三是以古今大量的秘书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文化蕴义为例证。研究秘书文化的目的，在于研探与把握秘书文化中内在的蕴涵，借以指导我们创建新时期秘书文化的方式与形态。秘书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殊性在于，我们只能通过大量留存于后世的典籍去研究几千年来那些孜孜以求的创造者们的秘书思想、观念、制度等内蕴，换言之，通过对记载秘书思想、制度、方法的文献资料去研究秘书文化。秘书文化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一同构成了秘书文化的统一体系，因此要开展对秘书文化的研究，应从这两个方面着手。然而秘书文化的研究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对于传统秘书文化，我们只能通过古代的文献典籍去研究。这些典籍因年代久远而出现了散佚、缺失等情形，有的本身就记载不详、信息弥散，再加上时代、环境的变迁给我们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使得我们对传统秘书文化的研究存在双重困难：其一是文献散乱，或记载不完备，再加上语言、时代、观念的变迁给我们理解上造成的障碍；其二是任何历史事实的记载本身都要经过主体的选择和加工，从而失去了些许真实可靠性。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只有三种秘书类型：第一，为帝王服务的内朝皇宫私人秘书；第二，为国家政权服务的外朝政务秘书；第三，为某一官员服务的幕友型私人秘书。秘书文化是历代秘书机构与成员、各类幕友与文人，通过有意识的与创造性的秘书劳动，逐步积累、保存下来的维系并促进秘书事业延续及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洪亮吉认为：“学古为入官之本，前事即后人之师。”我们要运用和掌握历史思维与方法，首先应具有长段的视阈，置于较长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其次，具有整体的视阈，不能用局部的观察和个案的结论来替代全局的认识；再次，具有互相作用的视阈，要从纷纭复杂的多线索中理清思路，善于观察多重变化的因子、原委及条件，把握变化的本质。从当代阐释学来看，人类的传统就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众多支流不断汇入其中，又有不少河汊分流而去。秘书文化正是在我们直接感悟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江河流动中推进。即日的秘书文化，是昨日秘书文化的延续，又是明日秘书文化的母体。所以传统的秘书文化总是活在行进中，活在当前各种秘书工作的实践中，活在新时期转化和新的诠释中。它总是将那些与当下秘书实践有密切关系的东西一代代地传下去，从这一意义上说，一切为我们今天所关注的传统秘书文化，都具有当代性与现实性。

中国近代的文化剧变可谓“千年之一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迈进，表现为向西方学习，以引进与模仿西方文化为主。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中国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表现为融合西方文化，在借鉴、模仿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突出主体意识，不被同化与西化。“中国文化现在是前现代、现代化与后现代混杂并存。”前现代包含了些许历史文化遗产；现代化为主体，充满了功利主义；而后现代又不完善。现代与传统不能截然分开，创新与守旧共存。秘书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走过了一段灿烂辉煌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秘书职业又有了新的性质和职能，开拓了新的秘书方法和工作手段，渐次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秘书文化，而传统的秘书文化和社会主义秘书文化共同构成了我国的秘书文化学科体系。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实质上是一场文化的革命，是一次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较量，“五四”文化运动中催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自此，中国共产党的秘书工作，开创了中国秘书工作的新纪元。在我党领导中国人民的漫长进程中，秘书工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秘书性质、地位、任务、作用、机构设置、思想建设、职责分工、标准要求等方面与历史上的秘书工作有着本质区别。改革开放以来，建立了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秘书体系，把文化建设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先进文化的定义、功能与作用。1981年至1990年，党中央召开第四次秘书长会议，提出了“三个服务”、“四个转变”的新内容和新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秘书界又迎来了电子网络新浪潮，办公自动化、无纸化、网络化、移动化等扑面而来，并迅速占领了秘书实务工作的绝大多数领域。

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秘书文化是我国秘书学首要确证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做到阐释传统秘书文化的现代性，传承传统秘书文化的取舍性以及认识传统秘书文化的变迁性。当前已进入21世纪，我们既要超越西方秘书文化，又要超越传统秘书文化，根据实际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出新的中国当代秘书文化。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化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传统秘书文化，我们应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中华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先人们馈赠给我们的瑰宝。“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善于借鉴中国秘书史中的大智慧，继承秘书文化优良传统，是中华秘书学子们必备的文化素养。

当然，我们强调应从秘书文化、尤其是从中国传统秘书文化中汲取秘书工作中的智慧成果与文化结晶，但并不是因循守旧、食古不化，更不是“克己复礼”。正如东汉王充所说：“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英国学者汤因比在20世纪后期提出：“没有明确地把科学进步和精神上的进步，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换言之，有人把科学进步与社会精神看作将产生互动的促进作用汤因此认为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当下部分秘书存在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官秘共腐的不良状态，恰恰是由于重物质而轻精神，重科技而轻人文的风气所结成的恶果。

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现象依然存在，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既要面对中与西文化的冲突，也同时面对新与旧的冲突。在各种风潮的交汇中，学者李泽厚认为，真正的儒家精神，恰恰可以包容这些；中国未来可以而且应该做好“文明的调停者”，在强劲发展中以平和谦逊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正符合儒家精神，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是具有世界性。我们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均要采取一种建设性的理性态度。西方哲学中充满了理性的形而上学、思辨哲学、推理逻辑，严谨但缺乏生气；而中国哲学追求生活价值，提倡意义的终极追求，让诗意栖居在家园，充满了智慧和生命活力，但散漫而无次序，凌乱而无系统。从新世纪面临的时代问题出发，从中西思想文化发展的现状出发，整合中国人文智慧和西方文化精神，将为21世纪秘书文化开拓新的精神矢量。

今天的中国，尚未走出自身的“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又一脚踏进计算机信息时代的洪流，与全世界一起走进“旷古未有之大时代”。从人类文明进程看，这样的时刻，往往伴随着文化活力的迸发，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五四”运动、互联网+等，灿烂的文化成就，都长于全新的生产生活的土壤之中。文化认同、情感认同、理论认同等，这是我们需要探究的精神深度的严峻课题。认同感的提升需要深入人的心灵世界，使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赋予受教育者向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以及民族振兴的精神动力。惟其艰难，更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

那么面对当下现时，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秘书文化学，这确实是摆在我们学者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把追问的方式从“是什么”转变成“怎样存在”，学术任务就从“什么是秘书文化学的开始或本原”转而为“怎样才能认识秘书文化学”这一问题，把先前的本体论转为存在论。“把文化研究设想成为一种单一的范式是最困难的，因为它的起源本身就是跨学科的，而且分析人员必须选择的文化现象也是十分宽泛的。”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汲取与获撷：第一，回溯历史，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宝贵的遗产；第二，放眼全球，汲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养分；第三，立足现实、存精去伪，充实“互联网+”文化新内义。在当前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在纷纭杂陈的现实社会的发展中提炼和升华出符合时代进程的秘书文化及核心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