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徽学

陈学文著

徽学是我国地域性三大显学（另二为藏学、敦煌学）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演绎和深化。徽商是徽学的重心，是国内外学界所注目的研究课题。深入研究徽学、徽商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完善市场机制，在理论和现实方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著名学者张立文教授曾撰文认为“所谓徽学是指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对当前徽学的研究，张教授认为应处理好五方面的关系：一是古今的接续性；二是中外的会通性；三是时空的动态性；四是美丑的不居性；五是分合的圆融性。徽学研究还处在刚起步阶段，若有正确的理念和方法，徽学的研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徽学研究虽年轻，但《徽商与徽学》从一个层面说是超前的，成熟的著作。该书探颐索隐，钩深致远，纵横比较，创见迭出。其话题之鲜活，内容之充实，取材之精粹，功底之扎实，为徽学研究树立了范式，也为徽学研究做出了贡献。日本研究徽学的专家井佑知子在序二中指出：“与以往的徽商研究相比，本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以江南特别是浙江的经济为视点的内容非常丰富… …由于陈学文教授的研究仗其精心收集资料并予以严密验证的准确性，所以其卓越的学术价值才能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有丝毫丧失。”韩国明清史研究专家朴元炕在序三中也指出本书的特色及学术价值。

全书主要内容有：

第一章，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徽州在历史上与山西平阳、泽、潞，江苏苏、扬，福建泉、漳，山东临清、馆陶，广州佛山等地一样，是商业资本发达的地区，到了明清时代徽商足迹几乎遍及全国。那么，为什么徽州商业资本这样高度发达呢？它有什么特色和作用呢？从以下三个问题来研究：即从徽州商业资本形成的条件和背景的分析；徽州商业资本的特色和作用；从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特色及作用中看出的一些问题。

第二章，徽商对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意义。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重要标志和动力是城市化的发展，具体地说是城镇的发展。市镇大量勃兴、形成、发展，带动江南城乡经济的发展，星罗棋布的市镇群体既是商人（特别是徽商）大显身手的空间，又是他们发财致富、壮大的场所。商业和城市是互相依存的互动关系，徽商推动了江南城镇的发展，“无徽不成镇”就是实证，任何一个城镇都少不了徽商的足迹和踪影。徽商的成功就在于“趋时观变”的经营之道和诚信的商业道德，他们善于掌握市场信息，动态地观察市场，贴近市场，及时调整经营方式和方向，时刻关注市场量和社会劳动等专业化的程度，注意供求关系，调整盈缩吐纳，在明清时代里他们善于利用血缘、地缘关系，宗族制强化了他们的经营，使他们在商界称雄数百年之久。有徽商对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徽商与明清浙江杭州的经济发展；徽商参与江南城乡商品经济与商业发展的新趋势；徽商的成功经验——徽商的经营管理与商业道德。

第三章，徽商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本章论述由徽商首先发起编纂的商程书、路程书，进而编纂的商业用书和商人书，或称之为日用类书中的商书。它适于商贾阅读，重实用，甚至把儒学经典通俗化，作为职业道德的教材。是类商书内容几乎包罗万象，天文、地理、历法、占卜、医药、交通、算术、物产、风俗、贸易、安全、防身等，凡是出门旅行所需知识均备于一书，是实用性的商业百科全书。商书的编纂是徽商与其他商贾为了总结经商经验，传承行商经验和知识，使子弟早日进入商贾行列成为出色的角色，具备必需的知识，因此是类商书编纂刻印发行很广泛，也很流行。后来一些书商也把它作为商品来生产（编印），形成了图书市场，如福建建阳等处。商书的编印成功表现了商贾的知识化，是类商书是明中叶以来新兴的特有商业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研究商书可以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增添新内容。是类书籍的文献价值很高，因为它来自民间，来自社会中下层，贴近民众，很能反映明清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明清史研究中很宝贵的资料。有徽商总结经商经验，著书立说，编纂商业用书，传承儒商文化；徽商所著明清第一部商业百科全书——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徽商传授经商的《士商类要》及其在商业史上的价值；徽商与明清之际的商业文化。

第四章，徽学研究。徽学亦称徽州学，是以徽州为中心，积淀和融汇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既是区域文化，又是中华文化。徽学的研究应始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是在70—80年代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整理、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充分重视。有徽学研究概论；徽州文化和徽州学研究；古代徽州纸砚墨手工业工艺的发展及其文化内涵；明清徽州的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新安左田黄氏宗谱》与徽商——以《新安左田黄氏宗谱》来研究徽商的新启示；近代徽州文化巨人胡适的一个侧面：对胡适手书《惜别·清江引》的再思考；徽学诞生地的地理志——评《徽州地区简志》。

第五章，徽商的比较研究。有明清商人经营规范与职业道德的趋同；称雄于明清时期的龙游商帮。附：《龙游商帮》序。

（方志出版社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