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释放创新创业的市场活力
2012年，浙江大学管理学院《2012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刚刚问世，我就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拜读并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健康论坛”，发表了我对这个报告的看法与评价。我非常欣慰地看到国内有一家商学院第一次对中国民企的健康状况进行了科学的、系统的、权威的、创造性的研究，从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企业环境这三个维度提出了中国企业健康生态系统理论。
当新的研究报告再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它又给了我一份惊喜。回想前几年的研究成果，研究对象从民营企业到国有企业，再到外资企业，而后又扩展到四大经济区域，深刻地描述和解剖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健康状况，并对四大经济区域的企业健康进行了比较分析。今年的研究成果又增添了新的亮点，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四大经济区域的企业健康分布，剖析了企业健康适应新常态现象，以及创新驱动、核心技术与人力资本、健康环境中的政商关系和媒体包容等诸多要素。这项研究成果对培养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释放了巨大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正能量。
我相信来自竞争的繁荣。第一年的研究数据与核心发现就突出反映了中国民企对于市场化竞争的强烈渴望。中国自从对外打开改革之门以来，已经发生了举世公认的巨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然而，改革红利的分享与市场竞争的展开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边界、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呼唤。改革初期的市场竞争界限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属于地域竞争界限。政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幸运降落在了毗邻香港的深圳，国家在那里建立了经济特区，广东及沿海地区得益于地理位置的先天优势，迎来了中国改革的春天，而内地却由于地理位置的劣势无法与沿海地区进行公平竞争。因此，改革初期竞争的繁荣是有边界的，区域边界决定了竞争繁荣率先青睐了沿海地区。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推进，地理竞争优势逐步弱化，政策竞争界限日趋明显。上海浦东作为国家级开发区享受了诸多政策优惠，浦东的发展带动了整个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的大区域繁荣。为了吸引外资，政府为外企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土地税收优惠等。这些特惠对民企而言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加之外企本身就具有的资本资金、国际品牌、全球资源、先进管理、领先科技、优质产品和优秀人才等一系列优势，外企在中国的发展一度遥遥领先于国企和民企，成为大学毕业生最理想的工作选择。结果，改革中期的竞争繁荣向享有特殊优惠政策的开发区和外企倾斜，政策边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竞争的繁荣。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使外企、国企、民企的竞争格局与各自优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调整。地理优势界限与政策优惠界限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度不断降低，而资源垄断界限对中国市场竞争的影响尤为凸显。部分大型国企，特别是一些央企，占据了资源优势，垄断了资金渠道，得到了政策保护，令外企和民企自叹不如。最终，资源垄断优势让国企受惠于市场竞争的繁荣远远大于外企和民企。
新一届政府为了创造更加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提出了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思想，展现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施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各种所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举措。我最近指出，思想转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全面深化的改革必然会打破中国市场竞争的界限。也就是说我们未来需要的是一个无界的竞争繁荣，不论是外企、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该在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之下进行竞争，由此带来的繁荣才会让社会各界分享改革带来的红利。
无界竞争的繁荣是市场活力的体现，是公平可持续的结果。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应该释放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真正使他们回归财富创造主体的角色，而不是由政府来配置资源，要让他们放开手来创造财富。例如，浙江等沿海地区之所以成为发达地区，不在于政府在那里投了多少资源，而在于企业成了市场的主体，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释放。我一直呼吁，要释放市场机制的活力，重点是打破垄断、强化竞争，打破分割、统一市场；要释放社会资本的活力，重点是清理与市场决定相冲突的法律条文；要释放创新创业的活力，重点是放活市场以保障创新创业自由。
我相信，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对中国企业健康的研究成果将对中国企业未来在市场经济中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我更希望这项研究能够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一起探讨中国企业如何更加健康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