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记导师侯仁之先生的教导

我所敬爱的侯仁之先生与世长辞了。他是一直器重我的历史地理学前辈，所以我对他的悼念倍感深切。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元老是顾颉刚先生。他的三位高足，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都是我经常受教的前辈，所以在这篇悼念侯先生的文章中，我想先写一段赘言。

谭、侯二先生都长我12岁，史先生长我11岁，都是在这门学科中悉心教导我的前辈，也是我为人为学的榜样，所以我想先记叙一点有关这方面的掌故。谭、侯二位都出身燕京大学，但南方人读书早，所以谭先生班级高，顾先生在工作忙碌时，曾因对谭先生的赏识，请他代过“中国沿革地理”的执教。当时史先生就读于辅仁大学，此校也是顾先生执教的，所以史先生也听过谭先生的课程。虽然都属于代课性质，为时不长。但以后直到这三位老迈，侯与史对谭的称呼，在任何场合，都称“谭先生”，而谭称侯为“仁之”，称史为“筱苏”（史先生号），这样的称呼，从来是一丝不苟的。我也是在稍后获知了其间缘由，这就是老一辈学者处世为人的准则，虽然都是年齿相仿的学者，但在彼此的称呼上，却从来是在任何场合中执着不变的。这种在称呼上的态度，其实也就是当时他们为学，亦即做学问的态度。与当今的情况已经颇有差距。所以我旧事重提，或许值得我们当代学人反省和学习。

现在言归正传，说说我对侯先生的悼念。我于1950年稍后就执教于杭州的浙江师范学院地理系，对历史地理学颇感兴趣。虽然对当时学校图书馆所藏的《禹贡》半月刊常所阅读，但对这门学问的系统脉络却并无头绪。直到1962年读到了侯先生的《历史地理学刍议》论文以后，才对这门学问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而尤为难得的是，次年（1963年）就与这位前辈见了面。

中国地理学会于1963年秋选择杭州举行了一次规模甚大的学术讨论会，身为科学院副院长的地理学界前辈竺可桢先生也亲自莅会，会议在一天的全体大会以后，随即按地理学的不同分支进行分组会议。历史地理是其中的一组，这是我第一次识荆这位前辈（谭先生因为在北京开会而迟到了两天，史先生没有与会）。所以在小组会开始时，组内除侯先生为首外，其余仅南京的徐近之先生和我等五六人。我对侯先生执礼甚恭，但我立刻发现，由于他已经看到过我发表和出版的一些文字，所以在组内对我特别器重。当时我提出的论文是我在地理学的野外实习基地上的一点心得，即关于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破坏的问题。但侯先生却特别重视此篇，对此篇评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历史自然地理论文，由他推荐给地理学的最高级刊物《地理学报》发表。由于我在组内几次提到当前的历史地理学论文中，一般都缺乏地图或是虽有地图而绘得并不正确的议论。他对我的这番议论也非常赞赏，几次敦促我在这方面写些文章，因为他知道我执教于地理系，对地图是内行的。这次会后不到一年，我忽然收到了当年极少数的对外交流期刊《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英文版的约稿，请我写一篇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文章，这显然是他的推荐，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用英文写作发表的文字。

此会以后，我们曾几次互通信件，他的每次信上，都是对我的赞赏和鼓励，确实使我愧不敢当，但也促使了我在这门学科上的努力学习和继续提高。不过由于让文化人所特别畏惧的历次“运动”随即频繁发生，我们的通信也就被迫中断了。

我国于1976年秋发生了“人亡政息”的政治变化，他在北京获悉了我们二人除了在“十年灾难”中都是“牛棚”人物外，在其他的几次“运动”中都未受牵连，立刻主动地写信给我，实际上是敦促我，因为文化人在写作和发表方面以后都会获得相对的自由，要我做好准备，在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中继续努力。他每次给我的信都是对我的鼓励教育，我当时都反复诵读。只是因我的家乡绍兴市，在市内的一条所谓“古城老街”上为我修建了一所“陈桥驿史料陈列馆”，把我的一切著作文字、资料卡片及我与中外学者往来的信卡，全部用一辆大卡车载入该馆，以致侯先生历来对我的意义深远的信件都已不在身边。但我于1985年寄给他求教的拙著《水经注研究》（以后简称《一集》），他曾于当年10月30日给我一封表彰和勉励我的复信，因此信中的一段文字尚记叙在我的《水经注研究二集》之中，所以至今存在，可以在此录出：

这一著作，为《水经注》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途径，甚是可喜。且为专攻历史地理学的青年，提供了一个研究经典著作的范本，为此又不能不为后来者称庆。

侯先生虽然自己学富五车，但在后辈面前一直是很谦逊的，他在此信上所说的“后来者”显然包括我在内，而我也正因为他的这个“后来者”而继续于《水经注》的研究，以后又续写了《三集》和《四集》两部郦学论文集。

其实，在侯先生开始获悉我从事郦学研究以后，因为此书是历史名著，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的要籍，所以他很早就对我的这种研究勖勉有加。在上述我寄请他斧正的我的第一部研究成果《水经注研究》中，就有他指导并敦促我写成的一篇《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

1979年年底，以谭其骧先生为首的十几位来自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历史地理学者，集中在上海赶写以竺可桢先生为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中的《历史自然地理》分册。侯先生因为本身任务甚重，没有参加此书编写。但是到这年年底前的最后几天，他却从北京赶到上海。他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与我们讨论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所以主要只与谭先生及我谈论这个课题。当时，我们都从“牛棚”出来不久，言谈之间，不免也要述及“文革”中的故事。我在拙著《水经注校证》卷首以《我校勘〈水经注〉的经历》作为《代序》，其中有一段提及：“我向他诉说了我因读郦而遭受的坎坷以及在‘牛棚’中继续冒险读此书的事。他不仅敦促我把此事经过写出来，而且还透露了我的这番经历，以致《书林》主编金永华先生不久专程到杭州求索此稿。”此稿的题目《我读〈水经注〉的经历》就是当年侯先生在上海为我命定的。此稿除了在《书林》发表外，以后又收入了《一集》，作为此集的第一篇。所以我的郦学研究能够小有收获，侯先生的指导也是值得感谢的。

最后再举一个有关古都研究的例子。事情大概发生于1980年初，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胡晓谦先生忽然从北京到杭州找我，并携有侯先生致我的一信，信中专述一件事，说他已经看到台湾的一位王恢先生编著了一部《中国五大古都》（其实当时我手上也有了此书），而大陆却尚无这类作品。他认为我们必须也有这样一部书，而且以我担任此书的主编为最适宜。从这封信和专请胡晓谦先生来杭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到侯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的关心程度，我当时确实深为感动。但困难的是，由于我们这个国家忽然转变到对外开放，前来访问的外宾络绎不绝，而我由于在语言上的某些方便，当时的外事任务甚重，实在挤不出时间来担任此书的主编。所以只好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封复信，交胡晓谦先生带回北京，向侯先生陈述我当时的处境和不能胜任此书主编的原因。我送走胡晓谦先生以后，虽然感到对不起侯先生，但总认为他可以另外物色一位学者承担主编任务。这样的书，既然在台湾都已经出版了，几座古都均在大陆，我们确是应该有此一部的。却想不到过了一礼拜，胡晓谦先生又到杭州来了，又携了侯先生的信件。信中指出，由于我在学术界的熟人较多，而且作为主编，还应考虑到在学术界的声名（这是他对我的偏爱）。此外，他又附加了一个对主编的有利条件，即是古都中的北京由他负责撰写。读了侯先生此信，我实感到再难以婉拒，所以我请胡先生在杭州多住一天，让我考虑如何处理以及给侯先生写复信的事。侯先生当时根据台湾所出此书，考虑我们也出《中国五大古都》。但我的考虑是，我在杭州高校执教已届三十年，杭州却不在台湾出的“五大古都”以内。而事实上，杭州不仅在吴越国时已经建都，而南宋是中国传统的正式王朝，在此建都150年之久，所以杭州理应列入“大古都”之列。为此，侯先生既然如此偏爱于我，再次推辞，实在有失礼貌，但如接受主编任务，则此书应包括杭州在内，名为《中国六大古都》。而“杭州”由我撰写，显然义不容辞。所以胡先生次日来时，我告诉他，由于侯先生的坚持并为我创造条件，我只好勉为其难，接受这个“主编”任务，但古都应包括“杭州”在内，作《中国六大古都》。我请他代交侯先生的复信，所说大体也是如此。

侯先生即复信表示同意，而且不久就把他的“北京”稿件寄来，我除了动手撰写“杭州”外，立刻发信向其他各古都的熟友约稿，虽然经过一番周折，但我在约稿中都指出“北京”由侯仁之先生亲自撰写的话，所以整个过程还算顺利，《中国六大古都》得以于198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虽署名“主编”，但此书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出版，而且内容得到学术界的称许，这其实是依靠侯先生的声名和筹划。

就在《中国六大古都》出版之时，史念海先生在西安发起建立“中国古都学会”。这个学会后来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壮大，许多古都都建立了分会，经常在各地举行古都研究的学术会议，并且摄制了专题影片。史先生对中国古都研究当然厥功甚巨，但是从全局来说，侯仁之先生应该是我国古都研究的开创人。

我与侯仁之先生交往频繁，整个过程，都是他对我的作育栽培。从形式上说，只有一次是他开口要求我的。事情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当时由于我接受了国务院文件规定的翻译外国国情文献任务。在当时被国务院认定有翻译力量的九个省市的分工中，有人提出我曾学过梵文，所以把南亚诸国的翻译派给了我。其实我的梵文水平极低，所以不得不在事前到北大求教我国最精通梵文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当时正主持“中国南亚学会”，他就把我推上南亚学会常务理事的位置，嘱我主持此学会杭州分会事务，所以到北京的次数增加了，但每次去京，都不忘拜访侯先生，并且常在事前向他报告我去京的日子。

当时他指导的，以后都成就卓著的三位研究生是于希贤、唐晓峰、尹钧科三君。他事前告诉我，到京后要为他的这三位研究生讲一次课。我当然必须遵命。那天晚上在一个较大房间中为三位研究生作了一次“中国历史地理”的漫谈。讲课结束以后，侯先生又与我谈了颇久，他谦虚地说此课对他也很有启发，特别是赞赏我的知识面宽广，在讲课中引及了许多门学科，这实在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个晚上我就反复思考，这次为他的研究生讲课是他事前要求我的，而课后又赞赏我，特别是我在讲课中涉及了多门其他学科。他的话当然不假，但其间除了首肯我讲课的内容外，同时也是对我的一种指导，要我今后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中重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为此，我以后又撰写了《多学科研究吴越文化》一文，受到有些学者的推崇，而其实此文的写作，也是为他的研究生讲课以后，从他对我的称赞中所受到的启发。

尊敬的导师侯仁之先生离开我们走了，但我永远怀念他对我的教导。

2013年11月于浙江大学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1期，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