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运河史》序

《浙东运河史》撰写既竟，行将公开问世。我实在为此感到不胜欣慰。作为绍兴籍文化人中的一员，看到故乡又一部做学问的文献，首先的感觉是：亦与有荣焉。从地区范围来说，我国土地广袤，“浙东”只是我们巨大幅员中的一角，何况此书议论的“浙东”，还仅仅是浙东的宁绍地区。至于此书议论的实体，则不过是这个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中的一种事物——运河。但从另一角度观察，从地区上说，这里是眼下我们称为“长三角”全国精华地区的一部分。按土地资源评价，早在公元5世纪，这个地区的西翼，就已经出现了“亩直一金”的地价。按地区的历史文化，这里的城市最早建于公元前490年，而其他许多城市如诸暨、上虞、余姚、句章、鄞、等，在秦代也都已建县，说明它们都有先秦文化的渊源。所以历代名人辈出，人杰地灵的优势众所共见。在生产和经济方面，这里是一片鱼米之乡。我国历史上两晋和两宋之间的几次大规模北人南迁，这里都是移民的主要对象。

这部著作的地域范围已如上所述，而文章探讨的主题则名为“运河”。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地域上议论“运河”，“运河”其词的概念留待以下再说，但首先必须提出的是，全书在自然地理实体上记叙的主要是这个地域上的淡水水体，《浙东运河史》全书包罗两个方面的大块文章，在自然界领域中，其实是追本溯源地探索和记叙了这个地区的淡水水源形成和积聚的全过程。整个地区中的淡水水体是个庞大的数字，也是全区最珍贵的自然资源。按照当前绍兴市水利部门提供的资料，在正常水位下，旧山（阴）会（稽）县境内的淡水就达2.56亿立方米，而萧绍平原上则有3.1亿立方米。上述地域中的水资源总量（包括地下水），径流量达11.4亿立方米。现在人们已经基本有了这样的共识，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展望，水是人类最宝贵的自然资源。这部专著中有一半的篇幅议论这个问题，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工程。

至于书名所称的“浙东运河”，其实是个约定俗成的地名。我也写过以此命名的文章，这是当年历史地理学界前辈史念海先生的嘱咐。而且因为我在省内高校担任地理系的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自从1956年以后，每年都要带领一个班级的高年级学生和教研室教师，在这个地区（包括若干丘陵区和舟山群岛）作为时近两月的田野实习。我曾用两条腿步行整个地区，从萧山的西兴码头到镇海的招宝山下。当年，这不过是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中的项目，行走在运河沿岸时，师生们都称此为“浙东运河”。那些年头，运动频繁，田野实习虽属“部颁”，但其间仍有政治学习任务，根本不是一个做学问的时代，所以从来不曾考虑“运河”和“浙东运河”的名称问题。在各地奔波之时，心里还得悬着一件事：回校后又是搞什么运动呢？终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文学领导的韦君宜在其晚年所写的《思痛录》中引及她幼小的女儿的那段话（此书104页）的时代到了，旨在摧毁一切文化的“文革”运动来到了。我们与“浙东运河”的关系，也就是与这个地区的关系断绝了。

我终于受命主编一部较大型的《中国运河开发史》。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为此，我必须首先把汉语“运河”和西语“Canal”这两个词语的来源弄清楚。在中国，“运河”一词首见于《新唐书·五行志》记及的：唐开成二年（837），“夏旱，扬州运河竭”。《新唐书》修于北宋，则此名当在北宋以后才见流行。此文中的所谓“扬州运河”，由于“运河”一词，此前尚无作为地名通名的例子，所以此文中的所谓“扬州运河”，显然是指扬州这个地域内的一切河流。后来人们常常以隋炀帝开运河相传，但其实在《隋书·炀帝纪》中，所记只是“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绝无“运河”之名。直到清初朱彝尊撰《鸳鸯湖棹歌》，仍称今北京近郊的北运河为“潞河”。所以“运河”这个词语，以我们当前的概念作为地名的通名，其普遍使用的时间不会很长。

英文中的“Canal”一词，我在拙编《中国运河开发史》卷首由我撰写的几万字《概论》中作过比较严格的考证。我不仅在国内遍查著名原版英语词典，而且与在国外当教授的儿子和作为哈佛高才生的孙子通过几次电话，才厘清了此词是从古代的阿卡廷（Akkadian）语和希伯来（Sebrew）语演化而来，比《新唐书》始见的“运河”还要晚好几百年，而且在意义上似乎与《新唐书》相类，是对于各类陆上水体的泛指。所以《哥伦比亚简明百科全书》中说：“灌溉运河或许与农业同时开始。”在我主编的《中国运河开发史》中，《浙东运河史》的作者都参与其写作，所以此书作者对“运河”的概念都是早已明白的。现在，他们用“浙东运河”这个约定俗成的名称撰写这部皇皇巨构，显然是寻根究底地研究这个地区的水体。以这片水体的形成、发展、变迁过程的这种自然景观为基础，然后论证随着这种自然景观而发展的人文景观。这就要牵涉到历史、文化、城市、经济、人物等等，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纠合在一起，进行一个区域的全盘的和综合的研究。所以虽然书名为《浙东运河史》，但其内容却包罗了整个区域的自然和人文。情况与郦道元的《水经注》有些类似。所不同的是，作者需要一页又一页地查索古今文献，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事田野考察。一切问题都要尽可能做出正确的答案，不能像郦道元那样可以说：“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所以这是一部内容复杂、难度很大的专著，其价值当然也就在此。

全书十二章并加附录，对这个区域确实是面面俱到。特别是这项研究是从史前开端的，这就是地理科学按时代分类的所谓“古地理学”（Palaeogeography）。人类至少是直到今天，都还是依靠地球生存和生活，地球存在的年代属于地质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姑置不论。但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当前地球科学界基本统一的意见是新生代第四纪（Quaternary period）之始，距今250万年，所以第四纪又称灵生纪（Anthropozoic period）。第四纪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中的一部分，但由于这是以人类起源为界限的一个“纪”，所以“第四纪地理学”原来只是地史学的一个分支，但现在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古地理学中，特别是对于本书，从第四纪的晚更新世（Epipleistocene）开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正是此书作者所关注的。

整个第四纪，直到当前和今后，一直存在着气候的暖期、寒期，水体的冰冻、融化，海面的降低（海退）、抬高（海进）这样三个方面互相依存的自然轮回。在中国东部，当然包括今浙江省境在内，这种自然轮回，特别是海退和海进，从先民们口中对后辈子孙代代相传，所以许多地方都有古代洪水的故事。而本书在这方面一开始就作了论证。对于“史前古代越人”来说，这种自然轮回中最早值得关注的是假轮虫（pseudorotalia）海退时期。当时海面下降甚剧，今省境海岸几乎到达东海大陆架。在距今海岸以东约600公里的最外缘取得的贝壳堤，14C表达了14780 ± 700年的数据。而这道贝壳堤，位于今黄海零点以下155米处，说明在15000年前后海面下降的程度。当时浙江不仅与外缘岛屿连成一片，而诸如宁绍、杭嘉湖、温黄等平原的范围，都比当前成倍宽广。后来被称为越人的先民，尽管他们的生产技术尚难论断，在体质人类学方面也缺乏研究数据，但他们在这样广大的平原上生产和生活，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不过自然轮回在距今约12000年的全新世（holocene）又发生了一种转折，海面逐渐升高，即我们所称的卷转虫（ammonia）海进的开始。从时间上说，比前一次假轮虫海进、海退短促，但海水毕竟吞噬省境，主要当然是平原。这次海进的鼎盛时期约距今7000年。在这个过程中，越人们的出路看来就是两条，一批人用当时已经出现的原始漂流工具，如竹、木筏甚至独木舟之类漂流出海，另一批人则随着平原的缩小而向南播迁，即至今尚可见于《越绝书》、《林邑记》所记载的“外越”和“内越”。我由于常去日本讲课，日本以“越”为称的地名很多，所以这也是彼邦汉学家们感兴趣的课题。我在与他们讨论并敦促下，曾就“外越”问题，写过《越人横渡太平洋》一文，并随文绘了“假轮虫海”和“卷转虫海”两幅示意图。由于是国际汉学家的要求，所以把此文发表在对外交流的《文化交流》上，还获得了一些日本汉学家的赞许。

没有下海的越人当然不断地向高处转移。这或许是越人中的主要部分，即上述“内越”人。乐祖谋在《历史时期宁绍平原城市的起源》一文中论证，河姆渡即是向南退缩的“内越”人的最后一批屯居地之一。而事实上，在今河姆渡一带，丘陵已经不少。所以在这一线上，从今四明山到会稽山，像河姆渡一类的文化遗址，必然还可陆续发现。“内越”人最后都可进入今浙东丘陵，这就是后来越王句践所说的：“人民山居。”“山居”的“内越”人依靠什么生活？《吴越春秋》中另外一句：“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这句话，对于“浙东运河”这部专著，实在事关重大。“逐禽鹿”是狩猎，这是进入山区后必然要从事的生产活动。在平原时代，也未必不做这种营生，当然，那时的狩猎，当然包括水上捕捞在内，可置不论。但“随陵陆而耕种”一语却大可推敲。既然在缺乏平坦土地的丘陵中仍有“耕种”活动，而河姆渡遗址中也已经证明了种植业的存在，则越人的原始农业在假轮虫海退时期已经包括了粗放的种植业，这就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前面提及了《哥伦比亚简明百科全书》中的话：“灌溉运河或许与农业同时开始。”这里所说的“农业”，当然是种植业。这句话就涉及“浙东运河”的本题。因为卷转虫海退在距今约5000年时开始发生。海面下降和平原出露当然是很缓慢的。从宁绍平原来说，首先必然是会稽、四明等丘陵以北山麓坡地的延展，平原上许多孤丘周围的坡地也渐次扩大。长期聚居在浙东丘陵的“内越”人，按父辈们的口口相传，早已知道山北原来是一片肥沃广大的平原。所以当他们一旦发现山北坡地扩大和潮汐的影响减少等现象以后，就相继出山在山麓坡地和不断扩展的平原上从事垦殖。当然，在潮汐出没的沼泽地上的这种营生并非容易，他们首先必须选择有利的地形，围堤筑塘，拒咸蓄淡。这些其实就是灌溉运河的滥觞。至于水源，人们素称鉴湖三十六源，其中特别是南北流向的不少大河如浦阳江、若耶溪、上虞江、奉化江等，在这个季风气候区域，只要堤塘的修筑得法，蓄淡之事是并无匮乏之虞的。所以等到越王句践出山修建当时规模最大的富中大塘时，山麓坡地，许多孤丘周围和附近在地形上比较有利的平原上，灌溉运河其实已经到处出现了。这些灌溉运河短促、分散、简陋，但随着垦殖的扩大和技术的相对提高，其结果是拓宽、凿深和相互连接，终于因为农事的需要而出现了通航运河。《越绝书》记载的“山阴故水道”，即是这些通航运河中最著名的和利用率最高的一条。《越绝书》所未曾记入或以后被东汉初整理者所删略的这类先秦通航运河，肯定还有不少。

在“山阴故水道”以后的几千年中，由于多少地方循吏、乡土前贤的惨淡策划经营和千千万万劳动大众的胼手胝足，终于形成了宁绍地区这个河湖交错、富饶丰硕的水利环境。所有这些，历来已多有记载，而最近半个多世纪中，由于水利科学的进步和水利观念的刷新，加上地方水利部门的重视，“浙东运河”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所有这些，我在前几年中所写的有关鉴湖和《论宁绍平原湖泊的变迁》等拙文中都已有所阐述。稍后又有了盛鸿郎主编的《鉴湖与绍兴水利》论文集和邱志荣撰写的《鉴水流长》等专著。加上地方水利部门的重视，这个地区的水环境，从其历史到现状，包括存在的问题等等，已经让人们博古通今，眼界大开。而如今《浙东运河史》对此更细分缕析，蔚为大观。有此一编，确实使对这个地区做学问的文化人喜不自胜，爱不释手。

前面已经指出，此书名为《浙东运河史》，而实际上除了议论这个地区的自然景观外，另外还有大块文章细叙了这个地区的人文景观。诸如历史、文化、生产、经济、人物以及各种古今掌故，都与这个水环境密切结合，记叙并议论得细致深刻，详尽无遗。所以“浙东运河”实际上只是一种区域背景，而其书称“史”，此“史”既是自然史，也是人文史。《浙东运河史》，明眼人一读便知，这是一部以这个水环境为基础的区域百科全书。

绍兴市水利局曾由邱志荣先生策划主编了一部大型画册《浙东运河——绍兴运河园》。我受命作《序》，并且撰了《运河纪事序》碑记，树立在园内正中。记得当年我还利用此碑碑阴，亲笔题诗。全诗的最后一句是：“缵禹之绪一部书。”前已提及，由于第四纪的海进、海退轮回，许多波及这种轮回的地区，都流传着先民对后代口口相传的洪水故事。全世界华人都知道的“禹”的故事，其出处就在绍兴，前贤已有考证。神禹治水的故事，尽管是个传说，但其意义深远，是对后世有重大价值的。特别是对于这个故事的源地，几千年来的自然改造和人文发展，都是“缵禹之绪”的实绩。而今后，这个地区的各种建设，都仍然要秉承“缵禹之绪”的精神。“缵禹之绪一部书”，对于这个“一部书”, 《浙东运河史》是当之无愧的。

本文系陈桥驿先生为邱志荣、陈鹏儿著《浙东运河史》作的序文，此书于2014年出版。初刊于《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个别词句根据《运河论丛》（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199页）所收该文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