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勘《水经注》的经历

我撰写《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迄今已达25年。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据韩长耕教授统计：“中国古代文献包括现存的和有目无书即散佚的，大概不下十五万种，而其中尚存世流传可供披览检证的，也仍在十二万种以上。”一部《水经注》在中国古籍中无非沧海一粟。而且像我这辈年纪的读书人，哪有不读古书的，如我在《郦学札记》卷首《自序》中所说：“我是从童年时代就开始诵读《水经注》的，其事属于一种偶然的机遇，后来逐渐成为一种爱好，对于历代以来的许多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极为普通的事。”为什么当年竟要对此区区一书小题大做，撰写一篇《经历》，而发表以后又为不少书刊所转载，必须说明几句。

那是1977年岁尾，由于政治气氛稍有松动，竺可桢先生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中的《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经过多年的搁置而又开始启动，如我在上述《郦学札记·自序》所写：

十几位学者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集中了近两个月，我与我尊敬的谭其骧先生隔室而居，朝夕过从，所以对于他在灾难年间所受的折磨，当时已经洞悉。而在这项工作的后一阶段，我所尊敬的另一位前辈侯仁之先生为了商讨发展历史地理学的问题从北京来到上海。这是我们在经过这场生死大难以后的第一次见面，在“乍见反疑梦，相悲各问灾（原诗作‘年’）”的心情下，不免要互说这些年代中的遭遇。我向他诉说了我因读郦而遭受的坎坷以及在“牛棚”继续冒险读此书的事，他不仅敦促我把此事经过写出来，而且又透露了我的这番经历，以致《书林》主编金永华先生不久专程到杭州索求此稿。我才痛定思痛，写了这篇短文。好在此文如上所述已在多处转载，并且流传到了国外，所以不必赘述。

原来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读书有罪”、“读书人有罪”的时代，我在《记一本好书的出版》文中提及：“像我这一辈年纪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无端被剥夺了二十多年工作时间的。”这不仅是像我这类的普通读书人，高层次的读书人也是一样，《中华读书报》记者曾经访问过著名生物学家邹承鲁院士：“您当年回国是否后悔？”邹先生回答：“我回国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其中最初的二十六年时间中只做了十年的工作，而如果不回来可以连续做二十六年，我只是对这一点后悔。”记者随即插入了重要的一句：“而且当年正是壮年的时候。”

以上就是我当年撰写《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的缘由。

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读书人读书开始有了相对的自由。而《水经注》其书，如我在《札记·自序》中所说：“假使此书出于先秦，恐怕也不会列入秦始皇这个大暴君的焚坑之列。”所以虽然心有余悸，却已有较多时间重温此书了。由于此书版本极多，而不同版本之间甚有差异甚至抵牾，我一直留意于此。谭其骧先生素悉我对此书的爱好，曾几次嘱咐我重视版本的问题。所以在撰写《经历》以前，我实已草就了《论水经注的版本》初稿，承他于1978年初夏大病以后在上海龙华医院针灸疗养之时为我审阅了此文，得到他的指导和鼓励。

说起来颇感惭愧，在我撰写此文之时，我所披览过的此书版本只不过十余种，在郦学领域中还属于孤陋寡闻。不过有一点我已经明白，郦学史中的最佳版本，即全、赵、戴和杨熊共四种，我必须反复细读；并且也已经确认，戴本（指殿本）是几种佳本中可以作为圭臬的本子。我当然有校勘郦注的计划，我的校勘工作必须以殿本作为底本，在《版本》一文中，我实际上已经透露了这种意向。只是因为《经历》一文的发表和报刊的几次转载，使我的校勘计划受到了些干扰。因为学术界获悉我在灾难年代冒险抢救出数十年中积累的读郦笔记，于是，承各方垂询索稿，几个出版社都提出要我将这批从“焚坑”危境中抢救出来的笔记整理出版，我不忍拂逆他们的美意，这样就不得已分头工作，而这批劫后余烬，就成为我从1985年起陆续出版的约200万字的四部论文集和《郦学札记》，拖延了我的校勘计划。

不过在上述各书的整理出版过程中，我自问并没有放松校勘郦书的准备工作，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以殿本作底本的决心。自从1980年起，我不仅走遍国内收藏此书佳本、名本的图书馆，而且由于连年出国讲学，也饱览了国外图书馆所藏的不少版本。我也发现殿本的不少缺陷，并且写过《殿本尚可再校》的笔记，但这并不影响殿本在总体上高出各本的地位。在现在流通的各种郦注版本中，《水经注疏》是一种公认的佳本，但它的重要缺陷之一是，此书采用了明朱谋的《水经注笺》作为底本。熊会贞在乃师杨守敬故世后对此书底本的决定，其难言之隐是为了避免“戴、赵相袭案”的干扰。由于杨守敬生前认定戴书袭赵而鄙视戴震其人其书，熊氏为了避免是非而舍戴求朱，他在其死前的《十三页》中说：“通体朱是者作正文，非者依赵戴等改作正文，不能如《合校本》之尽以戴作正文也。此点最关紧要，必如此，全文方有主义。”由于认定“戴书袭赵”而排斥殿本，这实在是郦学校勘史中一件不幸的事。我在《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经注〉的功过》一文中，曾经对此事作过一个玩世不恭的比喻：“打个比方说，人类的旅行已经从坐轿子的时代发展到了坐汽车的时代，但是由于对于汽车的发明人有了争论，竟因此立誓不坐汽车而坐轿子，这是多么荒唐可笑。”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由于获悉我有校勘殿本的意愿而主动约请我承担这项任务。特别承情的是，他们虑及我物色版本的难处（因殿本有各地翻刻的大量版本），特为复制了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此本原是上海涵芬楼从武英殿原本影印而来，是各种流行的殿本中最好的本子。我在这个校勘本卷首《前言》中对此曾作过一点说明：

此本问世以后，从同治到光绪之间，各省书局纷纷翻刻，我曾经过目的

本子，如湖北局刊本、江西局刊本、浙江局巾箱本、苏州刊本、福州刊本等，在翻刻前估计都不曾作过校对，因而原本有讹者，各本均同其讹；原本未讹者，各本因校对不精而出错的亦在不少。因此，这些本子，都无对勘的价值。翻刻本中校对较精的有光绪三年的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光绪二十三年的湖南新化三味书室刊本，光绪二十五年的上海广雅书局刊本。此外，殿本系统的刊本（按指正文依殿本），如光绪十八年的王先谦合校本，光绪二十三年的杨希闵汇校本等，在付刊前也都作过较好的校对，所有这些，我都据以对勘。殿本系统中还有一部清沈钦韩的《水经注疏证》，这是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一部稿本，我曾藉旅京之便，部分地作过对勘。

我大概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此书的校勘工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江建中先生也在编审工作中花了大量精力。此书于1990年出版，出版社对此十分重视，特请顾廷龙先生题写了书名。由于殿本在20世纪30年代后就没有重印，所以学术界对此书很予重视，先后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获得许多好评。特别是我所尊敬的前辈杨向奎先生，他的《读〈水经注〉》一文，开头就提出：“我这次读《水经注》是用陈桥驿教授点校的本子。陈先生说：‘我所采用的底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 …在所有不同版本的殿本中，无疑是最好的本子。’最好的本子加上陈先生的点校，当然是现在通行最好的一种版本。”

遗憾的是，在我以后对此书的检索利用中，仍然发现由于我校勘和校对的不慎，书内还遗留了若干错误。因为正是那几年，我频频出国讲学，特别是在最后一次校样的校阅时，恰逢我身在国外，是由我的几位研究生操作的，他们缺乏校对经验，也是让此书留下缺陷的原因，但主要的责任应由我承担。尽管此书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世界书局的排印本，包括《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诸本都有了进步，但缺陷仍然不少，我对此深表歉疚。

我所校勘的另一部郦注版本是《水经注疏》。此书是历来注疏量最大的版本，是杨守敬与其门人熊会贞毕生心血凝成的巨构。但科学出版社于1957年影印出版的此书，却是错误百出，许多文字至于不堪卒读，令人失望。我虽然早有校勘此书的意愿，但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自忖绝无从事的时间，所以并未列入我的校勘计划。此书校勘在我的计划中提前进行，而且事出仓促，我在后来校勘的简化字本《水经注》的《后记》中有一段话的说明：

1980年，日本的著名郦学家森鹿三教授去世。他的高足藤善真澄教授把森氏主译的郦注日本译本《水经注（抄）》寄给了我。我撰成《评森鹿三主译〈水经注（抄）〉》一文，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译载于日本关西大学《史泉》第57号，又收入《水经注研究》）。由于森鹿三在其译本卷末提及他曾参校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出版的《水经注疏》，我的书评引及此语。书评发表以后，我随即收到段熙仲教授1982年年初的来信。信中说：“我从大作中得知杨、熊两先生《水经注疏》的传抄本之一在台湾已经出版了十一年。”又说：“当初不匆匆接受任务，是可以注意到质量更多些。”说明段老的点校工作，到1982年年初已经完成。当初，由于他没有见过台北本，所以信上只说“可以注意到质量更多些”的话。其实， 1981年中，藤善教授已把台北本十八巨册寄赠给我，而我评论此本的上述书评，到1982年4月才正式发表。段老骤见我以《渐江水》一篇的两本对勘以后，立刻发现他辛勤数年的点校工作，由于没有与台北本对勘，显然很有不足。于是他立刻寄来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提出即从《渐江水》篇来看，他的点校与台北本还有不少差距。因此希望能与我合作，由我在他的基础上，按照台北本和我历年来的校勘成果复校一次，然后以两人名义出版。由于我手头的工作实在太多，无法接受段老的请求，只是由于他当时已属八五高龄，我对这位前辈的复信，不能用我平时惯说惯写的断然语气，而是措辞委婉地加以推辞。并且建议，要他请出版社通过香港或日本的关系，从台北购入此书（因台湾与大陆当时尚无来往），而此项工作仍以他赓续为宜。以后几个月中，他曾多次来信，而我都礼貌地婉谢。这年秋季，我出访南、北美洲，在巴西和美国耽搁了颇久。回国以后，已有好几封他的来信积压着，语气诚恳而坚定，要求我务必同意复校，并为此本撰写序言。当时由于积压的信件太多，一时还来不及给他复信，但段老却请他亲戚用一辆小轿车把全部他的点校稿件从南京送到我家中。我实在为他的诚挚所感动，只好收下这批稿件，堆满了我的这个小小书房。从此我原来的工作计划顿时大乱，整整两年中，除了出国讲学几个月外，全部花在这部书稿上，最后终于在1984年年底完成了工作，并且按段老的嘱咐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序言。由于北京本贺昌群的序言题目是《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我的序言就循贺氏作《排印水经注疏的说明》（收入《水经注研究二集》）。为此书忙到这年年底，而1985年年初因为聘约关系，我又到日本讲学半年。从此连续几年，我成了学术界的一个大负债户，许多书稿都因此拖欠下来，弄得手忙脚乱。但段老为此感到满意，不仅夸奖我的复校，对我的那篇作为序言的《说明》也倍加赞赏。既然我的工作能让一位耄耋老人多年辛勤的成果得以问世，我虽遭遇一时的困难，但也感到心安了。可惜段老竟不及看到此书的出版，于1987年因脑溢血逝世。逝世前不久还给我写信，说起出版社重视此书，正由四位责任编辑分头整理，他正盼望着此书的早日出版。言念及此，能不黯然。

江苏古籍出版社对此书确实予以极大重视。责编张惠荣先生曾多次奔波于宁杭之间，与我面商此书从校勘内容到体例形式的种种问题。由于我的复校是在段老的工作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之间，或许是由于年龄和时代的差异，见解确实有些不同。但段老毕竟是我的前辈，所以凡是我可以苟同的问题，都尽可能尊重他的校勘成果。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卷首郦氏《原序》中有一句话：“十二经通，尚或难言。”段老在其校勘中凡遇书名都加书名号，但这一句中的“十二经”未加书名号。显然是把此“经”字理解为大河或主流，则郦氏之意为：“在十条大河中能否叙清两条，还很难说。”但我理解这“十二经”是书名，案《庄子·天道》:“于是十二经以说。”说明在郦氏时代，《十二经》之名早已流行。尽管《十二经》的名称到唐人才有解释，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列举的《十二经》，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榖梁》、《论语》、《孝经》、《尔雅》，在郦注中全有引及，则郦氏之意很可能是：“读通了《十二经》，也或许说不清河川的脉络。”这样的例子不少，其实也是古籍校勘中常有的事，我无非在此说明一下。对于此书的校勘，动手实比上海古籍出版委校的要晚，由于已经有了段老的基础，而出版社又全力以赴，所以出书竟后来居前，比上海早了近一年。

我校勘的第三部郦注是1999年在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水经注校释》。此书是我多年来校读各种版本所积累的作品。前面提及，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撰写《版本》一文时，我见到的不同版本还不过十多种，但我当时就已洞悉不同版本对于校勘此书的重要性。胡适以其毕生的最后20年时间从事此书研究，他曾于民国三十一年（1948）十二月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举行过一次《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了各种版本共9类41种。他曾经说过“所见的本子越多，解答的问题越多”的话，虽然此话对他从事的课题（重审赵戴相袭案）来说并非一定如此，但对于一个从事郦学研究特别是校勘郦注的人，版本的广泛披览，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除了跑遍国内收藏郦注稀见版本的所有图书馆以外，还借历次出国讲学的机会，在国外图书馆披阅、抄录、复制有价值的版本，让我获悉了一大批不同版本的渊源来历及其相互间的差异情况。所有这些，我都陆续写成笔记。由于其他事务的纷繁，我既缺乏时间，也不曾计划让这部本子早日问世。为此一书，我在上述简化字本《水经注》的《后记》中也提及过几句：

我点校的第三部郦注是不久以前出版的《水经注校释》。这或许是我在郦学研究中花费力量最多和拖延时间最长的一项成果。其实，此书在此时交付出版，并非我自己的心愿，而是在某种不可推辞的客观形势下促成的。

这里需要说明几句的是，我之所以在当时尚不愿让此书出版，因为我认为它还有继续加工的必要。从参校的版本来说，经过我这十几年在国内外的奔波，数量已经到了33种。与上述胡适的版本展览相比，虽然他所展出的达41种，但这41种分成9类，在同一类中，如全祖望、赵一清等，他们的版本都有几种，无非是不同的翻刻或传抄，内容的差异其实不大。但我的33种多是名家的刊本或抄本，各本均有其优异和差别，所以我所参校的版本实际上超过胡适的展览。

此外，我在上述《后记》中说：“此书在此时交付出版，并非我自己的心愿，而是在某种不可推辞的客观形势下促成的。”“心愿”之言，前面已经说明，因为此稿还待继续加工，而且工作量不小。当时，我已经写好笔记但尚未录入原稿的资料，主要还有三种。第一种是《胡适手稿》，我收藏此书甚早，记得当年杨向奎先生写信与我讨论《光明日报》连载《胡适传》时，他才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所藏的《胡适手稿》复制本，而我当时已有了此书的台北原版本，而且已经相当仔细地阅读了这部30册的巨构。胡适毕竟是一位名实相符的杰出学者，尽管他的重审赵戴案这个课题未获成功，但他的全部郦学研究成果，从方法到资料，都有许多可以作为后辈读郦的参考。我曾经撰写过《评胡适手稿》长文，并且作了不少笔记，但是还没有录入我的书稿中。

第二种是拙著《郦学札记》，这是我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写作的读郦笔记，是“文革”中冒险抢救下来的劫后余烬。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在香港《明报月刊》和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90年代后期，上海书店出版社为了组织一套《当代学人笔记丛书》，派专人到杭州向我面约。于是我就稍加梳理，把稍有价值的140余篇文章汇集成书，于2000年出版。此书卷首，我写了一篇注定要为许多正统人物所挞伐的《自序》。由于《札记》一直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连载，所以《自序》写成后，也寄给了我所尊敬的《论丛》主编史念海先生过目，目的是为了向他致歉，因为《札记》既将汇集出版，以后就不再向《论丛》寄稿。同时在信上告诉他这篇自序的“离经叛道”，请他不必在《论丛》发表以免对他的刊物造成损害。但史先生竟以他的威望和胆识，随即将这篇《自序》一字不易地在《论丛》1998年第4辑发表。他的这一举措，除了表达对《自序》观点的赞同外，也是对后辈的爱护，令人感动。

第三种是《水经注疏》。上面述及此书虽然在底本选择上存在不足，但杨、熊的深厚功力和长期耕耘，确实在郦书校勘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我在两年时间中，对此书作了逐字逐句的详读细校，深知其中的许多精辟之处。虽然也做了笔记，但尚来不及录入我的稿本之中。这些都是我不急于出版此书的原因。

至于《后记》提及的“某种不可推辞的客观形势”，指的是当年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的一再敦促。他与我比邻而居，平时常相过从。他熟知我出版的郦学著作已逾十种，而且获奖，也知我手头尚有书稿，所以特地上门求稿，希望杭州大学出版社能出版此书，有裨于出版社的声望。我只好和盘托出，告诉他书稿的情况和尚待续校的计划。他的意见是，从自己学校出版社的愿望出发，这部书稿在历来各家校勘中已属出众，不妨先行出版，其余的资料当然珍贵，但尚可留待日后续版。我是在这种不可推辞的形势下交出这部书稿的。出版社对这部书稿也确实逾格重视，先后曾进行过八次校对，包括两位特邀的有丰富校对经验的专家，事详拙撰《关于〈水经注校释〉》文中，这里不作赘述。此书于1999年出版，随即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评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之一《古今论衡》也发表了长篇书评，称道此书的成就。随即而来的是浙江四校（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新浙江大学于2002年以此书上报教育部评奖，教育部于2003年评定此书为“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不过对于我来说，此书从出版到获奖，我都感到有一种内疚，因为我的校勘工作充其量只完成了一半。

上述三种以外，我于2000年又校勘了第四种版本，这或许称得上是郦注版本中的一种普及本子。这是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约稿，他们准备组编一套《百部中国古典名著》, 《水经注》当然列入其内。组编这套古典名著的意愿是值得表彰的，因为其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古典名著能够为更多的读者所欣赏和接受。正因为此，所以各书都用简化字排印。在约稿过程中，他们提了很有说服力的两条：第一，《水经注》一书，除了郦学家的专门研究以外，现在已经成为不少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的通用参考书，所以不同的点校方式可以服务于不同的使用对象，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第二，既然此书的使用范围已经变得更为广泛，而眼下的中青年学者，除了古典文学和古代史等专业以外，对于繁体字显然已经感到困难。再下去，许多人就不再认得繁体字了。所以点校一种简化字本，实在是大势所趋。

这两条确实使我很有感触，不过我绝无能力把一部1400多年前的古典著作点校成为一部科普读物，我所尽力而为的，只能是让对古典文献有兴趣和有一定阅读能力的读者，也能进行在学术研究以外的一般性阅读，使此书的丰富知识，趣味掌故，优美语言，生动文字，也能让专家以外的广大知识界所接受和欣赏。

这个本子的点校是在《水经注校释》的基础上进行的，除了大量地删节《校释》中用于学术研究的校注以外，我特别重视了书中主要河流的古今对比。凡是列为篇目的河流，不论大小，我都以其古今变迁和现状出注。例如卷六汾水等各水：

汾水即今汾河，是黄河在今山西省的最大支流，也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全长690余公里，流域面积近40000平方公里。卷六共记载今山西省境内的8条河流，分属黄河、海河两个水系。《水经注》记载的今山西省境内的河流达180余条，其中卷六记及也达60条。可参阅陈桥驿《水经注记载的三晋河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又收入《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又如卷十三水：

水在《水经注》的不同版本中也有作湿水的。它发源于今山西省宁武县以南的管涔山，即注文所称的累头山，发源处今名阴方口，从山西流入河北，上游今名桑乾河，经官厅水库，下游称为永定河，是海河的五大支流之一。不过《水经注》时代的水与今永定河的河道并不完全一致，郦道元记载的河道在今永定河河道以北，东南流至渔阳郡雍奴县西（今武清县附近）注入潞河（经文称笥沟，是潞河的别名），也就是今北运河。永定河干流全长560余公里，流域面积在官厅以上为45000余平方公里。

此外如卷七、卷八《济水》，校注中除了说明此河早已湮废以外，并指出黄河以北的济水，与黄河以南的济水，其实是两条不同的河流。由于《禹贡》说：“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禹贡》是经书，古人都遵循这种其实是错误的说法，所以把两条不同的河流都称为济水。又如卷三十九《庐江水》，校注说明这是一条当时就并不存在的河流，由于《山海经》等书的附会，才出现这样一条无中生有的河流。郦道元在注文中只说庐山的风景瀑布，全未提及此水的流程脉络，说明他对此水也一无所知。我在简化字本《水经注》所做的校注大悉如此，由于每条注文都较长，就不列举了。

以上是我校勘《水经注》的简要经历。现在，我年逾八旬，精力日衰，但又应一家著名出版社的多次面约，正在从事我毕生校勘经历中工作量最大、校注内容最繁的版本，其实就是上述《水经注校释》的延续。由于《校释》如前所述是在某种不可推辞的客观形势下提前出版的，尽管在出版后得到好评并且获奖，但是从我自己积累的郦学研究成果来说，此书充其量不过录入了一半。所以出版以后，一直引为遗憾。现在既已决定在校释基础上继续攀登，自当振作精神，不辞老朽，在有生之年完成我的最后一次《水经注》校勘。

2004年4月于浙江大学

原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后作《〈水经注校证〉代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又收入《水经注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