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编写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出版至今已有16年，由于我常常在研究工作中使用此书，所以也常常回忆此书从撰写、定稿到出版的过程。

关于《中国自然地理》的缘由来历，每个分册卷首均有一篇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的《序》详细阐明。至于此书能够列入《历史自然地理》这样一个分册，这当然是此书的总设计者的卓识，同时也是以谭其骧先生为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界老一辈学者对学科惨淡经营的结果。

回忆我和《历史自然地理》的关系，或许要多说几句。我是1966年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以后第三天就被封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一直关在牛棚里，全国闻名的杭州大学地理系活人展览，我就是展品之一。但放出牛棚不久，由于国务院在1973年的一个文件，让我获得了当时其他许多“牛鬼”所没有得到的侥幸。这个文件规定全国九个省市的出版局组织翻译一套外国地理丛书，我被浙江省出版局指定为这个省的翻译负责人。从此，我手上有了一张国务院文件，出版局管费用，我就跑全国的图书馆找版本。常常到上海看望谭先生。当时他也已从牛棚出来，住在一幢普通的教师宿舍里，但这里可以不谈政治，专说学问，他也很希望我常去。记得在1976年政治情况好转以后不久，我去看望他，他很兴奋地告诉我，现在情况好转，竺可桢先生创导和主编《中国自然地理》中的《历史自然地理》分册，有了进行的条件，届时如能开会讨论，你务必参加。事情发展得很快，此后不过一个月，我就收到了在西安开会的通知，这年11月初我就到西安开会。到西安后才知道，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在当时实非易事。北京和上海，都还没有这样的气氛和条件，赖史念海先生在西安的处境较优，所以才能让这些还没有摆脱“牛鬼”身份的人在此聚会。史先生是东道主，中国地理学会瞿宁淑秘书长是实际的组织者。但是驻陕西师范大学的工宣队仍然出面“领导”，还从宝鸡请来了一位贫下中农代表。谭、侯、史三位前辈都到了，此外还有陈吉余、曾昭璇、文焕然、黄盛璋、俞伟超等中年学者以及邹逸麟、张丕远、王守春、朱士光、马正林等青年学者共约三四十人。会议开得很好，全书各章的撰写任务基本落实，我承担了历史植被变迁（与文焕然先生合作）等几项任务。但在当时，我能否接受这种任务，还得回学校汇报。

为了落实我的任务，1977年年初的一个大雪天气，瞿宁淑秘书长从北京赶到杭州，找地理系领导商量。在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两位系领导和我前去看她。或许是她的冒雪旅行和诚恳起了作用，系领导同意让我承担一部分任务。当时的艰难情景，直到1996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谭其骧禹贡基金”首届青年论著奖评奖会上，这位前秘书长在大会报告中还提起20年前此事，以当时她和我的处境，勉励当今在相对优裕的条件下从事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这次冒雪旅行的结果，使文焕然先生得以在这年暑期从北京赶到杭州与我共同完成“历史时期的植被变迁”这一章的初稿。当时，由于我经管的外国地理翻译组工作尚未结束，找我讨论译稿的人较多，我们只好把撰稿地点从杭州搬到绍兴，凭在那里的一点关系，住进了绍兴当时最好的交际处宾馆。后来，我在文先生遗作《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曾经回忆了这段过程：“在这一个半月之中，我们同室而居，朝夕切磋，并且到著名的会稽山作了野外考察，不仅基本上完成了初稿，而且也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

分头撰写的初稿，在这年10月以前多数完成。于是从10月底起在上海定稿，工作了整整两个月，这段时期对于此书是关键性的。当时，条件还不是很好，依靠陈吉余先生的斡旋，我们在华东师范大学借到了一个楼面的好几间学生宿舍。谭先生和我人各一间，其余的先生两三人合间。室内都是硬板双人铺，但有这样的环境已经差强人意了。学会派王守春先生照顾日常事务。我在《回忆谭季龙老师》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整整两个月，我与季龙老师邻室而居，朝夕相处。这是我和他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我们之间谈话最多的一次。在这期间，我观察和学习了他的许多治学方法。他白天整日工作，除了不长的午睡时间外。晚上更是埋头工作，直到深夜二时。我算是长期来保持深夜工作习惯的人，就寝总在凌晨一时左右，但是当我每晚准备就寝，到户外作几分钟活动之时，我走过他寝室外的走廊，没有一天看到他比我早熄灯就寝的。两个月中，我每晚都感到惭愧，但每晚都比他早睡，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胜懊悔。凡是有深夜工作习惯的人，都有吃一点夜宵的需要，体力才能支持。季龙老师的“夜宵”，就是晚饭后随手带回的一个实心馒头，到了午夜，就用开水啃下它充饥。社会只为知识分子提供草料，而向他们挤取牛奶，从季龙老师身上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了。

由于谭先生和我白天都得处理稿子中的一些问题，有时要去图书馆查资料，在晚上看稿时为了节约时间，两人都采用写条子的办法。一个晚上积下来的条子，次日早餐后互相交换，需要讨论的就在上午讨论。下面我举他的一张条子为例：

你看什么好？还是提了意见请作者改，还是定稿组想办法？要达到拿得出去的程度，看来还得花不少力气，比预料差距相当大。十四日。

这张条子是他对“河西走廊河流变迁”稿提的意见。次日上午我到他房中谈了颇久。结果两人同意放弃这篇稿子。原因是作者不是研究历史地理的，估计无法修改好，而我们也写不出河西走廊的稿子，所以宁可在书中缺这一篇。

这次定稿两个月，有的作者曾经来住一个短时期，除了谭先生和我外，自始至终的还有邹逸麟、张修桂、张丕远、王守春四位先生，他们分别是黄河、长江、历史气候诸章的撰稿者。我们就这样工作到1978年元旦前两天暂告结束，不料谭先生在回家后两天就得了脑血栓重病，华东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单。

我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五内俱焚。由于我还得处理积压了两个月的翻译组工作，所以一直到春节后，世界地理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我赴沪与会，立刻到华东医院探望谭先生。如我在上述《回忆谭季龙老师》文中所记的：

他僵卧在病床上，鼻上插着氧气，手上吊着大瓶，双目紧闭不开。我是忍住了眼泪站在他身边的，勉强地说几句安慰话。当他知道我在他身边时，居然用微弱的声音开口说话。他说：“桥驿，请你转告杭州的老朋友们，我不会死，我还要好起来继续工作的。”听了他在病床上的这几句话，真使我悲不能抑。

由于谭先生的身体变化，世界地理工作会议结束以后，郭敬辉副理事长和我一起到杭州，他向杭大领导提出：由于谭先生重病，《历史自然地理》定稿工作由我负责。我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而瞿宁淑秘书长不久就通知我，最后一次定稿会议于6月在开封举行，嘱我做好一切准备。幸亏谭先生转危为安，逐渐恢复，转移到龙华医院针灸治疗。期间我曾两次前去探望。他除了提出不少开封定稿时应注意的事情外，还勉励我挑起担子，他认为由我承担这个责任，他引为快慰，非常放心。

当我到开封时，瞿秘书长在车站接我，她把定稿地点放在当时开封最好的开封宾馆，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并且随带学会的李秀云女士，由她负责定稿工作中的日常事务。一切停当以后，秘书长才离汴北返。史念海先生不久从西安赶来，使我感到有了靠山，增加了工作信心。开封师院（今河南大学）地理系也来了几位教师参加，并且给予我们许多日常事务上的帮助。地理研究所黄盛璋先生和陕西师大马正林先生也参加定稿。此外，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来了几位工程师，帮助我们“黄河”这一章的定稿工作。一个半月中始终在开封的，除了李秀云女士外，就是我和复旦大学的邹逸麟、张修桂二位先生。

我几次发信到上海龙华医院向谭先生汇报工作，他有信必复。在当时还处于半边瘫痪的情况下，他的复信写得很长。1978年6月22日的复信写了3000多字，他首先鼓励我：“历史地理篇定稿工作请我兄顶下去，此乃目前情况下最合理的措施，我兄亦义不容辞。”由于我开列了此书主编和各章节作者的名单给他，他在此信上指示：“你开的那个名单，我有一点意见，你说得好，这个名单的原则是如实填写。因此，我的意见是主编项增列陈桥驿（杭州大学）一名。”这是此书定稿后我唯一没有遵照他的事，但后来由于郭敬辉副理事长和瞿宁淑秘书长的坚持，我只好以拙名附于骥尾。

开封定稿工作非常紧张，我和复旦大学邹、张二位，都和在上海定稿时一样，要到午夜才得就寝。但大家都很和谐团结，李秀云女士的服务工作也很妥帖周到。期间也发生过一件特殊事件。一位从北京来参加后期定稿的先生向我提出：这份稿子领导是请他“把关”的，最后务必把全稿交给他。我由于主持定稿，感到责任重大，他的要求正中下怀，即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不过一二天，晚餐后大家在我房中闲谈（这位先生也在座），服务员送来一份电报，我当众拆开，原来是黄秉维理事长发给我的，内容约为：历史地理定稿结束后全稿由你负责妥寄北京中国地理学会。我当时颇觉突然，但这是理事长的命令，当然照办。这年8月在北京西苑饭店举行《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会。我进入房间后不久，郭敬辉先生随即进来，说要向我表示歉意。他说：“《历史自然地理》的事，我们是经过讨论决定请你负责的，为此事我还特地到杭州取得杭大领导的同意。除了请你负责到底外，我们绝未叫谁‘把关’。我们已对此人进行了批评，请你不要介意。”稍后，瞿秘书长也和我说了相似的话。我立刻发信把郭、瞿二位的话向谭先生做了汇报，因为他关心此事。开封定稿结束后，他曾在7月29日从医院写信到杭州：“逸麟、修桂返沪后亦曾来医院面谈，各方情况，各人表演，大致已备悉无遗。固多可叹可笑者，亦有令人快意者。开封定稿得有今日成果，实由编委会委托得人。”

谭先生信上的“各人表演”，指的是另一事件。定稿结束前，也是这位先生提出，说复旦负责撰写的长江和洞庭湖章节，武汉长办极不满意，意见很大。这当然是值得重视的，好在武汉是我们去得了的地方，而此篇撰写人之一，复旦的张修桂先生也在开封。定稿结束这一天，我请张修桂先生和我一同去到当时正值酷热的武汉。长办的科研负责人唐日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有七八位科研人员出席的座谈会。每人都发了言，对复旦学者发表的有关文章一致赞赏，认为有裨于他们的科研工作和实际工作，还希望以后多发表这类成果。我请张先生作了详细记录，寄给了瞿秘书长。虽然武汉之行，把我搞得很狼狈，浑身红肿，但我觉得收获不小。因为此书的部分章节在尚未出版之前，就得到了有关权威科研机构的首肯。至于那位先生提出此事的动机如何，也就不必计较了。

由于我是从杭州搭民航去北京参加编委会的，事前来不及去上海，只是向谭先生写了信，却不料会议伊始，即收到他8月17日从龙华医院寄到西苑饭店的信，全信长达3000言。我把此信给学会的史念海先生看了，又向郭、瞿二位做了汇报，然后把他信中指出的重要问题在编委会上做了发言。会后，我又留京一个星期，把开封定稿中尚未解决的若干问题，在北京查了资料。全稿不久以后交给了科学出版社，由该社三编室处理。三编室陈宾寅主任也是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她在这部稿子上费了很大工夫。1980年初，全稿即将发排，我于2月底为此稿最后一次前去北京，感谢复旦邹逸麟先生慨然同意与我同行，我们二人大约花了十天时间把稿中的遗留问题处理完毕。经过三编室一年多的努力，《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终于在1982年1月正式出版。出版以后，立刻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获奖。

在一个世纪的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中，一本书的事或许微不足道。但是由于此书是10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23位学者的集体著作，而且也是中国和国际历史地理学界第一种、至今仍是唯一的一种以区域自然地理为研究对象的通论性著作，所以回忆此书的全过程，可能也有存史的意义。我写此文，除了纪念此书的擘画者、领导者、已故的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先生外，同时也为了感谢在我参与此书工作时期给予合作和支持的许多学者，特别要感谢自始至终为此书约稿、定稿、出版而任劳任怨、尽心竭力的中国地理学会瞿宁淑秘书长。

原载吴传钧、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5—7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