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多处处有悲欢:民国才子诗人的情感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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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沉哀,绛色的沉哀:施绛年

粗犷的身躯与天花病疾,刻在脸上的具有“趣味装饰”的麻点,使戴望舒成为同侪的笑料和戏谑的话题,从而一生都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纪弦在《戴望舒二三事》中回忆说:

 

有一次,在新雅粤菜馆,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结账时,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最高谁来付账,好不好?”这当然是指我。朋友们都盯着我瞧。我便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连邻座不相识的茶客也忍不住笑起来了。(《香港文学》1990年7月号)

 

这种友人之间无意的戏谑,对于人到中年的戴望舒,也许不至于感到羞辱。但是在青少年时期,粗犷、黝黑、麻脸,会使一个人十分的自卑,甚至羞愧难当。少年戴望舒曾因此问过母亲:“当年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天花治好?”进入社会以后,戴望舒对自己脸上的“装饰趣味”非常在意,十分自卑,一心想在别处“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赢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这个“另处”,就是文学,就是诗歌的创作,他梦想成为一个诗人!

人格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情结是一种不能自助、无法赶上别人的复杂情感,心理压力呈直线增长。这种情感长期积淀而成为一种潜意识,从而产生一种企图在别处赶过和超越他人的冲动,梦想以另外的成功,扶平倾斜的心理场。

梦,梦想,是现实不足的一种补偿,缺陷成了他的一种动力,一种强大的内驱力!从少年时代起,戴望舒就一直在做“梦”,他梦想成为一个有别于同龄人的人,以补偿自己生理缺陷的不足。他找到了文学这一条路,孜孜矻矻于诗歌的创作。从17岁开始,戴望舒就发表诗作,20岁时,就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了。

戴望舒渴望有一位不计较他脸上的“装饰”,同情、知心而美丽的异性,作为终生的伴侣。可是,脸上的麻点、瘢痕,成了他对爱情追求的巨大障碍。写诗,使他有了成就感,渴求爱情是他终生的追求。戴望舒写诗获得初步的成功,开始了另一场人生奋斗:幻想以自己的创作成就和诗人的声誉,获得真挚的爱情。

1922年,即17岁那年,戴望舒同施蛰存、杜衡、张天翼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兰社”,并于第二年创办了《兰友》月刊;秋天,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20岁那年,转入震旦大学攻读法语。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合作创办《璎珞》旬刊。从1926至1932年赴法国留学前,除了很短时间去过北京和回杭州老家外,戴望舒几乎都借住在上海的施蛰存家中,前后达数年之久。

在施家居住期间,戴望舒认识了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1910—1964),并很快地爱上了她。

施绛年,当年是上海女中学生,毕业后在邮电部门当职员。1928年,施绛年18岁,比戴望舒小五岁,活泼好动,与戴望舒的忧郁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

戴望舒虽然深深地爱上施绛年,但是粗犷的躯体和黝黑、麻点瘢痕的脸庞,使他羞于启口。虽然他与施绛年朝夕相见,却只能“借诗表白”。

1929年4月,戴望舒的《我的记忆》正式出版,他在书的扉页,用法文印上了几个字:

 

A Jeanne

(给绛年)

 

戴望舒把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献给了他心仪的女子。

但是,施绛年虽然了解戴望舒的“以诗示爱”,却并不爱戴望舒。而且由于戴望舒也并未明确提出,所以只能笑而不答。既未答应,也不拒绝,更引起戴望舒的“误判”和自作多情。在《我的恋人》的初稿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她是爱我的,但是她永远不说,

她是沉默的,甚至伤感地爱着的,

是的,我很知道,

因为我同一个少女微笑的时候,

她是会背着人去悲泣。

 

戴望舒是“误判”了,他认为施绛年是爱自己的。他甚至想象自己对着另一个少女微笑的时候,绛年会“伤感地”“背着人去悲泣”。施绛年以沉默响应戴望舒的示爱,也使戴望舒误解她只是“羞涩”。《我的恋人》末了一节写道:

 

她是一个静娴的少女,

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

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她的名字,

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恋人。

 

其实,施绛年当时是另有所爱的(也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子)。由于戴望舒身材高大、粗犷、黝黑,还长着麻子,十分不雅,一个天使般的少女,施绛年自然不爱戴望舒;在戴一方,是深情有加,而施绛年一方,则每每给予冷遇。所以,望舒的《我的恋人》,只能是想象,是“恋爱昏了头”:

 

她有纤纤的手,

它会在我烦忧的时候安抚我,

她有清朗爱娇的声音,

那是只向我说着温柔的,

温柔到销熔了我的心的话的。

 

显然,戴望舒是在“单相思”。《路上的小语》就是一首“单恋”的诗:

 

给我吧,姑娘,你的像花一般燃着的,

像红宝石一样晶耀着的嘴唇,

它会给我蜜的味,酒的味。

给我吧,姑娘,那在你衫子下的

你那火一样的,十八岁的心,

那里是盛着天青色的爱情的。

 

戴望舒最终向施绛年明确求婚,遭到绛年的拒绝。戴望舒万分失望,想一死了之,竟以跳楼要挟她。施绛年听说戴望舒要跳楼了,只好勉强答应,暂时缓冲一下。戴望舒赶紧抓住时机,让父母从杭州故家赶到上海,向施家提亲。施绛年父母起初并不同意,迫于望舒以死相挟,加上施蛰存在旁“敲边鼓”,最后也只能勉强同意。

闹剧一直“闹”到双方举行“订婚”仪式。1931年春暮,发了请帖,在沪上请了双方的亲友和许多友人参加。

同年岁暮,戴望舒提出结婚。施绛年又一次施展“缓兵之计”,提出条件:希望戴望舒出国留学,待学业有成,回国后有正当工作,收入稳定之后,方可完婚。为了得到施绛年,戴望舒只能答应她的苛求。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乘坐达特安号邮船离开上海,到法国留学。戴望舒一出国,施绛年如释重负,勇敢地继续她与所爱的恋情。

施绛年“移情别恋”的消息传到法国,戴望舒赶紧弄到一张四等舱的船票,于1935年5月回到上海。向施蛰存一打听,证实了施绛年确实继续与原来的恋人相爱,并将很快就结婚。“冲冠一怒为红颜”,戴望舒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太粗暴了,性格使然!),然后双方登报,解除婚约。头尾九年的追求,就此画上了句号,永远地结束了(施绛年后来与自己所爱建立了家庭,定居于香港,1964年去世)。这年戴望舒已经整整30岁,在爱情的路上依旧踯躅独行,他自我解嘲地写了一首《寻梦者》,说:

 

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

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

 

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

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

然后它在暗夜里开绽了。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

 

弗洛伊德说:“梦,是人生缺陷的一种补偿。”戴望舒这位“寻梦者”,九年的梦终于醒了:九年的暗恋,九年的苦恋,并义无反顾地答应赴法留学,最终换来的是“沉哀,绛色的沉哀”:

 

哦,不要请求我的无用心了!

你到山上去觅珊瑚吧,

你到海底去觅花枝吧;

 

什么是我们的好时光的纪念吗?

在这里,亲爱的,在这里,

这沉哀的,绛色的沉哀。

——《林下的小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