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种态度：痛斥、支持、理解

1. “不道德之极”：梁启超的痛斥

徐志摩为梁任公所重，故特请任公作证婚人。梁任公认为徐、陆的结合是“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故于婚庆证婚时，对新婚夫妇严厉地训斥了一番。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民国十五年丙寅，先生五十四岁”一节记载：

 

十月四日先生与令娴女士（按：任公女公子梁令娴）等一书，告为徐志摩证婚事：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以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冲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

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她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我因昨日的感触，专写着一封信给思成、徽因、思忠们看看。

 

又，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一书，引梁实秋言：

 

梁任公先生在证婚时把新郎新娘大骂一顿倒是真有其事，我是从瞿菊农（按：瞿菊农，瞿秋白叔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清华教授。1924年泰戈尔访华，瞿与徐志摩陪同，任翻译）先生听说的。他说任公那天声色俱厉，骂得志摩抬不起头，观礼的人也都大窘，其实

任公先生事前已得志摩同意，要在大众面前以严师的姿态痛责他一番：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或有言，任公又说：

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次是最后的一次结婚！

 

梁启超在婚礼上，对徐志摩、陆小曼的训斥，在当时曾轰动了北京城，参加婚礼的来宾听了均感“不好意思”，徐志摩也“面红耳赤”,“忍着惭怍”。磊庵在《谈徐志摩》中这样形容：

 

志摩各方面安排妥当，即与小曼举行婚礼，并请梁任公为证婚人。梁是志摩的老师，在婚礼进行中，他引经据典地大训大骂，志摩自然听得面红耳赤，就是旁人也觉得不好意思，同时均认为任公在这大庭广众之间发这一套威风未免过火。志摩只好忍着惭怍，亲自趋前，向老师服罪，并觳觫地说：“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面子吧。”梁听了这话，大概也自觉讲得过于不堪，也就此收煞。

 

梁启超对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训斥，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2. “爱、自由、美”的追求：胡适的支持

胡适是徐志摩的绝好的朋友，对徐、陆的婚恋，则持同情、支持的态度。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就提到梁任公是由于胡适等人的“苦苦说情”才答应证婚的：

 

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按：张伯苓弟，外交家，《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人）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情。

 

足见胡适是很同情和支持徐、陆的恋爱和婚姻的。徐志摩于1931年因飞机失事遇难以后，胡适写了《追悼志摩》，为徐志摩、陆小曼的婚恋辩解：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能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的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

 

胡适在文章中对徐志摩的“单纯的信仰”或“理想的追求”具体化为“三个大字：爱、自由、美”：

 

志摩有单纯的信仰，在他的信仰里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万分诚恳地相信那两件事（按：指与张幼仪的离婚和同陆小曼的婚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

 

胡适的这种“辩解”，梁实秋却持异议。梁在《谈徐志摩》里说：

 

把自己的生命与前途，寄托在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上，而“爱、自由、美”又由一个美艳女子来做象征，无论如何是极不妥当的人生观。

 

附带说一下，附和胡适的还有一个为新月社起名的张彭春，他也是徐志摩的好朋友。徐志摩同陆小曼热恋时，张彭春知道得最早。一次，徐到天津拜访张彭春及其兄张伯苓。徐志摩在张家给陆小曼写情书，张伯苓问“给谁写信”？徐志摩说：“一个不相干的人。”张彭春在一旁笑着说：“是顶相干的人！”徐、陆热恋时，首先告知的人就是张彭春等新月社的朋友。

所以，胡、张就成了他们婚恋最为积极的支持者，如周作人所说，“是朋友的义务”。梁启超知道，胡适是在为朋友“说情”，所以开始并不准备当证婚人。

3．小德逾闲，与艺术无关：周作人的理解

周作人对梁启超的痛斥与胡适的辩解均持回避的态度，但他认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恋，在“小德”上还是有些问题的。周在《志摩纪念》一文中说：

 

关于志摩的私德，适之有代为辨明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成为什么问题。为爱惜私人的名义起见，辨明也可以说是朋友的义务，若是从艺术方面看去，这似乎无关重要……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

 

《论语·子张》篇载：“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周作人所谓“小德逾闲”，即言徐、陆的婚恋在私德、小德上，是超越了界限，只不过尚非大节上的问题，且与艺术创作也没有多少关系。言下既不主张痛斥，也不主张曲为辩解；但认为作为徐志摩朋友的胡适，辩解一下，也“是朋友的义务”。其他的评论还有一些，但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是上述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