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浚生

摆在我面前的书稿《慎思轩文存》（即《杨渭生文选》）是在杨渭生教授的学生们建议、催促下编成的。这是渭生教授六十多年来所撰论文的选编。据了解，第一稿七十多万字，现删成五十多万字。此书涉及历史学多个研究领域，可谓成绩卓著，甚具特色。

渭生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全国高校第一次统考培养出来的历史学家。他早在少年时期就追求进步，初中时期就参加了当地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和主要人物之一。青年时期就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和民生大事，胸怀宏伟抱负，崇拜古希腊学者、物理学家、数学家阿基米德，特别推崇阿基米德的一句名言：“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地球。”因此，他参加高考时的第一志愿就是政治、外交类，认为这是治国安邦、振兴中华之道。可惜，当时竟遭人陷害，被人捏造材料，诬告所谓历史问题，因而第一志愿未能如愿，被录取在经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从浙江大学分出来而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组建为杭州大学，1998年与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成新浙江大学）。关于这段经历，渭生教授在香港《大公报》公开发表过感恩文章，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香江·文史杂谈》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一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难免会遭遇到各种挫折与磨难，但是只要坚定自己的信仰和信念，胸怀报国为民之心，即使一时受环境条件所限，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还是能达成自己的愿望。渭生教授进入大学后，立志“学术报国”，走进书的世界，努力学习，积极钻研，长期艰苦奋斗，笔耕不已，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学生所景仰，学术界所认同。正因为如此，他的学生们希望编就此书，即反映他努力的成果。

渭生教授的著作曾赠我数部，我也拜读过。通观他的专著和论文，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怀。他知识广博而精，杂而专，致力于学问的探索。他在大学本科时就广泛浏览史学名著，通读《资治通鉴》和二十五史中的《宋史》，并专攻宋史研究，尤着重于宋代思想文化和宋人物研究。他主编的国家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宋文化史研究》一书，被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领导小组认为是优秀成果，并报送中央领导。此书再版时增多内容，改名为《两宋文化史》。他的另一专著《宋代文化新观察》从各个角度论述宋文化兴盛的源流，很有见地。今《慎思轩文存》收录的《试论宋代新儒学的形成与发展》、《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欧阳修与宋学》、《试论司马光的学术思想》等论文，以及此前出版的新编《沈括全集》等论著，就是他的代表作，颇有分量。同时，从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出发，渭生教授又涉及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之学术研究，撰写了不少论著，扬我中华。1993年受聘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为兼职特约研究员后，他又费很大精力钻研中韩关系史。他把宋史和中国文化研究与中韩关系史研究结合起来，以赵宋王朝（960-1279）与高丽王朝（918-1392）这一历史阶段作为中韩关系史（包括文化交流）研究的起点，然后上溯下联，逐步展开与深入。首先，渭生教授特别重视资料基础工作，自称做一件艰苦的“笨”工作，即把宋丽双方保存下来（主要是宋方保存下来，今天我们能搜集到）的大量历史文献（包括实录、正史、文集、笔记、小说、方志、僧录等）中有关广泛交往和论述对方政治、经济、文化、风土、民俗诸方面的资料，钩沉爬梳，分类整理，编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上、下两大册，共一百五十多万字），然后在这基础上撰写系列论文，并完成专著《宋丽关系史研究》一书。这些工作，在这一领域还属首创，博得中韩史学界同行普遍关注和好评。接着，渭生教授又着重在中韩文化交流史方面用功夫，搜集丰富资料，撰写系列论文，如《慎思轩文存》收入的《天台宗与高丽》、《华严宗东传与中韩文化交流》、《崔致远与中韩文化交流》、《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宋丽科举教育之比较》等文，并在此基础上，新撰《从考古资料看中韩上古文化交流》等文，纵论从古到今源远流长的中韩文化交流。将汇编成《中韩文化交流史论集》，展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广阔视野，既有一定深度，又富有新意。

所有这些，说明渭生教授治史严肃认真，甘坐冷板凳，力做苦功夫，可以说是史德、史识、史才三者兼备。他以这三者严格要求自己，奋斗不息，体现其治学的品格。这本文集印证了一位立志报效祖国并为之奋力拼搏不已的学者走过的学术人生之路，这对读者很有启迪，是很值得一读的。

谨以此短文为序。

写于甲午年（2014）大寒时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