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宋学

先秦诸子时代结束后，儒家有两次发展高潮，一是汉代，二是两宋。自汉经魏晋南北朝，历隋唐五代，儒学之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至赵宋，形成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

宋代新儒学之形成，标志着汉学向宋学转变的完成。其开创者谁？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最先登上历史舞台，为宋学之勃兴开端引绪者，当推范仲淹。在范仲淹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是活跃在北宋中期宋学勃兴初期的代表人物。欧阳修即是其中有杰出贡献的佼佼者。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文坛领袖、宋代文学之父。他在文学上的盛名掩盖了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或因此不为人们注意。欧阳修与范仲淹算是师友，亦是在政坛和思想界的合作者，同为宋学勃兴的关键人物。与范仲淹一样，欧阳修的政治、学术、文学三位一体，充分体现宋学勃兴的新精神、新气象。在新儒学（宋学）的形成过程中，欧阳修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很突出的。举其要者有三：

其一，关于疑古思潮。儒家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处于独尊地位，成为治国之术。不可不论，这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潮。但东汉以后，经学向训诂方面演变，特重章句注释。汉儒治经，不论今、古文，都是笃信师说，不敢说半个不字。自汉经魏晋至隋唐，经学注释烦琐不堪，分文析字，死板僵化。唐初，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仍袭此家法。他写《正义》是用来解释传注的，但不敢与传注有出入，这叫作“疏不破注”。他把今文、古文、郑注、王学统一于《五经正义》作为定本，实际上束缚了儒学的发展。不突破这种束缚，经学就没有出路。这正是东汉以后经学逐渐衰落的原因。自中唐以降，先后有学者提出疑义，先是“舍传求经”，后发展为疑经、删经、改经。这个疑古思潮，虽始于中唐，但至宋初《五经正义》仍在沿用，学术风气沉寂。真宗时，名士贾边参加礼部试，因对《当仁不让于师论》作了新解，与注疏异，即以“特立异说”被黜落。至真宗后期、仁宗朝开始，学风转变，才从“疏不破注”突破为“舍传求经”，进而由疑传到疑经，形成一股强有力的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众多，诸如范仲淹、欧阳修、刘敞、王安石等。欧阳修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欧阳修早在景祐四年（1037）所撰《易成问三首》就怀疑《系辞》非孔子作。其后，著有《易童子问》三卷，以问答方式揭示疑古思想，系统论证《系辞》、《文言》、《说卦》均非孔子所撰，有破有立，富有精辟的新解。又撰《毛诗本义》十六卷，对《诗经》之《小序》真伪提出怀疑，专攻毛、郑之失，阐明自己的见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写道：“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欧阳修还对《周礼》、《礼记》、《尚书》、《论语》、《孟子》，乃至《春秋》等儒家经典提出许多发前人所未发的疑问，独创新见，开一代学风之先。苏轼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如果说，这股立意创新的疑古思潮犹如春风吹绿了宋代的学术园地，成为推动宋学兴起的“发动机”，那么，欧阳修便是成功驾驶这部“发动机”向前推进的熟练机手之一。

其二，关于儒学复兴与古文运动。由中唐韩愈、柳宗元开启的古文运动，至宋初成为宋人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盛行骈文艳丽的文风，倡导诗文革新的先导。韩、柳等唐代古文家因以传道为己任，且倾慕于古文的写作技巧，故倡复古文。宋初，先是柳开，接着是王禹偁、穆修、石介等人，他们继承韩愈的古文传统，开北宋复古文之风。至北宋中期，与疑古思潮相“犄角”，古文复兴运动出现了新局面。欧阳修是当时文坛上的一面旗帜。欧阳修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承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下启曾巩、王安石、三苏等宋代古文大家，且有重大发展。欧阳修主张“文”与“道”并重，“道”是金玉，“文”是金玉发出的光辉。他的这个“道”是对韩愈以来古文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宋代古文家从一开始就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欧阳修则更明确主张“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文以载道”即以古文作为载道的工具。这是说，借古文运动以明孔子直到韩愈的儒学之道，而儒学又给古文运动以新鲜的内容，二者相辅相成，表面上是两回事，实际上一回事，古文运动是使古代哲学思想获得新生命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在与骈文辩论，同佛老斗争中共同发展起来，并直接为当时革新政治的现实斗争服务。所以，疑古思潮与儒学复兴运动是宋学兴起的两大巨轮，交相为用，向前推动。它集中反映了在北宋中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学术进步的一大趋势。欧阳修站在这巨轮的前头，指引着宋代诗文革新的方向。他不仅用高明的文论，而且以其精妙的作品，深刻影响着宋代诗文的发展，把宋代古文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熟练地运用散文、诗歌乃至辞赋等文学形式来阐发议论、讽刺、批判和抒情，自立新体，很有独创性，极富感染力。宋《神宗实录·欧阳修本传》（墨本）上说，“修之文章，遂为天下宗匠”。苏轼说：“士无贤不肖，不谋面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音。从宋学之勃兴上看，欧阳修“因文见道”，以文而行新儒学之道，为宋学的兴起所作的贡献是巨大而永存的。

其三，关于奖掖后进，成就人才。如众所知，兴学育才，是培养宋学的温床。范仲淹是最早的倡导者，欧阳修则追随范仲淹为宋学的勃兴起着重要的作用。欧阳修不仅高举疑古思潮和儒学复兴的旗帜，而且从思想到行动，他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的台柱之一。欧阳修所起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突出表现在奖掖后进，荐举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对推动当时士风、学风的转变，从而促进宋学的发展，具有先导之功。例如，对王安石，欧阳修很赏识王安石才学，写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多次上奏推荐王安石的学问，可当大用。又如，苏洵、苏轼、苏辙和曾巩等“唐宋八大家”宋代诸成员，在文学和政坛上都受到欧阳修的提携和宣扬，使之有更多的社会影响。至于当时受欧阳修左提右挈的年轻一代，那就更多了。沈括称颂欧阳修以其文坛领袖“独立一世，为天下之师三十余年”。他以其名臣学者的导师地位，引导推荐了一大批英才脱颖而出。这些人才随后有的成为政坛上的重臣，或为学术文化上的名流，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群星灿烂的学术新天地。这对宋学的兴起和发展，对两宋学术文化的兴旺发达所作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0年7月22日。《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论文集》第21—24页，2013年4月。收入《香江·文史杂谈》一书，香港海峡两岸文化协会出版，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