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范仲淹在浙江

长忆西湖胜鉴湖，春波千顷绿如铺。

吾皇不让明皇美，可赐疏狂贺老无。

这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忆念西湖而作的著名诗篇。这里讲的西湖在杭州，鉴湖在绍兴。此诗不仅仅是为杭州西湖而发，而是诗人表达了他对其从政过的浙江地区的眷念之情。范仲淹曾先后在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越州（今浙江绍兴）和杭州担任过知州，留下了他的政绩，并在这些地方写下了很多不朽的文学作品。他对浙江是富有深厚感情的。其实，他的故乡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在北宋时属于两浙路，从广义而言，范仲淹也可说是浙江人。记述范仲淹在浙江的事迹，对全面研究范仲淹其人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绩，是颇有意义的。迄今为止，还未见有过这方面的专文。本文即拟作点拾遗、补白的工作。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卒于仁宗皇祐四年（1052）。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考中进士，初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司理参军。天禧元年（1017），迁文林郎、权集庆军（即亳州，今安徽亳县）节度推官。此后十年间，范仲淹在今安徽、江苏一带历任地方官。在这期间，范仲淹所任官职虽低，但他胸怀大志，颇有兴利除弊、刷新朝政的宏大抱负。

仁宗天圣三年（1025）四月，范仲淹针对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和腐败的官僚政治，给刘太后和仁宗皇帝写了《奏上时务书》，痛陈不能“因循其弊”，必须改革的重要性。他希望赵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能从谏如流，采纳忠言，有所作为。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又写了长达万言的《上执政书》，论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六项改革时弊的主张。天圣六年（1028），经晏殊推荐，范仲淹入京作了秘阁校理。从这以后，范仲淹因敢言直谏，得罪权贵，曾被贬出京城，但他为官清正，在封建士大夫中颇负盛名，终不是权贵们所压抑得住的！

明道二年（1033），庄献太后（即刘太后）崩，仁宗（赵祯）皇帝亲政。不久，因宫内争吵，仁宗发怒，要废郭皇后。当朝宰相吕夷简利用这场宫内争吵，借机报复，以郭后“立九年无子”为名，支持废后之议。这时，范仲淹在朝任右司谏，他对“废后”事极陈其不可，认为应早息此议。但吕夷简为讨得仁宗的欢心，竟宣布不准大臣们再提意见。因此，范仲淹便和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人伏阙争谏。结果非但达不到“廷争”的目的，反而横遭贬逐，出知睦州。

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知睦州，这是他第一次到浙江担任地方官。范仲淹虽是被贬谪而来，但他却与一般封建文人不同，他不消沉怨叹，计较得失，而是忧国忧民，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在《睦州谢上表》中，仍以“死无所避”的敢谏精神，引述汉、唐的历史经验，把“废后”问题同赵宋王朝的政治得失联系起来分析，反复陈述自己的见解。同时，在《与晏尚书》信中，范仲淹又表示，既到睦州任长官，“敢不尽心以求疾苦”。他说：“二浙之俗躁而无刚，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夺之害，稍稍而息。”然而，在谄谀成风、权佞当道的北宋中期社会里，范仲淹这样做必然要冒些风险。对此，范仲淹心里是明白的。他在赴睦州途中及到任后所写的好多诗文都抒发了这种思想感情。例如，《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

其一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汩罗。

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

舟楫颠危甚，蛟黿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其二

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

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其三

一棹危于叶，傍观亦损神。

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范仲淹赴任睦州时，“由颍、淮而下越”，船上遇风，他即景生情，颇有感触。自己遇到危难时泰然自若，“尽室任风波”，又想到将来更应注意到处于危险中的人们，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范仲淹在睦州任期内，还写了《谪守睦州作》、《出守桐庐道中十绝》、《萧洒桐庐郡十绝》、《新定感兴五首》、《游乌龙山寺》、《桐庐郡斋书事》等诗篇，或写景状物，自然而有情致，或叙事抒怀，委婉而兴寄讽谏，表现了他忠于北宋王朝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范仲淹在睦州时，曾到过桐庐富春山，寻访过严光（东汉初年光武帝时期的著名隐士）的钓台和隐居处。他还在富春山麓为严光始建祠堂，免除其子孙四家徭役以奉祠。范仲淹又亲自为之写《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颂扬严子陵高尚的道德情操，“出乎日月之上”, “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深寄其倾慕之情。据说范仲淹所写的这篇《严先生祠堂记》曾给他的友人李泰伯（觏）看过，李读后极为叹服，唯提出改一个字（即把原稿上的“德”字改成“风”字）。这就是《祠堂记》最后的十六个字赞歌：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另有一条记载：“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曰：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吴俗至今歌之。”

范仲淹知睦州，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他能体察民情，兴利除弊，政绩颇佳，因而老百姓怀念这位正直的州官。例如，睦州（北宋末年改为严州）定武门外就建有“思范祠”，改州宅“千峰榭”为“思范亭”。

范仲淹在景祐元年正月出知睦州，六月调任知苏州，八月又奉命徙明州（今浙江宁波）。时苏州适逢水灾，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从事救灾工作。两浙转运使上奏言“仲淹治水有绪，愿留以毕其役”。所以，九月又复知苏州。

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调回京师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这时，他处在皇帝左右“顾问”之位，“论事益急”。当朝宰相吕夷简感到很头疼，想以利相诱，曾暗地里派人给范仲淹说待制是侍臣，不要太多议论了。范仲淹根本不予理睬，他回答说：“论思政侍臣事，余敢不勉！”吕夷简知不可诱，遂调他权知开封府，“欲挠以繁剧，使不暇他议，亦幸有失，亟罢去”。但范仲淹精明能干，“决事如神”,“弥月，京师肃然称治”。当时有一首民谣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的名气反而更大了。而吕夷简擅权如故，“进用多出其门”，范仲淹对此极为不满。他上《百官图》，在仁宗御前，当着吕夷简的面揭露其擅权营私，奏请仁宗“进退大臣，不宜全委宰相。”范仲淹针对吕夷简的论点，写了《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和《推委臣下论》等四论献呈仁宗，大抵讥刺时政，切中要害。他尖锐指出：用人之权“不可尽委于下”。影射吕夷简滥用大权，“数年之间，左右前后，皆权臣之党也”; “中外远近无敢忤权臣者，故下之情不达，而上之势孤矣！”吕夷简大怒，即以“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等罪名把范仲淹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当时的名士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起而为范仲淹辩护，亦先后被贬逐，社会上誉之为“四贤”。景祐四年（1037），范仲淹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又徙知越州。

知越州，是范仲淹第二次到浙江担任地方官。他在越州任内，写了不少优美的诗文，表达他的思想情绪。例如：

林下提壶招客醉，溪边杜宇劝人归；

可怜白酒青山在，不醉不归多少非！

——《诸暨道中作》

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

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

——《题翠峰院（范蠡旧宅）》

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

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

——《赵上闻子规》

范仲淹尊崇越大夫范蠡作为学习的榜样，以天下为己任，并以杜鹃鸟的啼声为衬托，在归字上做文章，但却无退隐之意，而是寄寓着积极有为的奋斗精神。越州有佳山水府，环境清幽，“此地比丹阳又似闲暇”。然而，范仲淹并不以清闲为满足，无所事事，而是很想做一番事业。他在知苏州、知润州时都兴办了州学，到越州亦以兴学为意，亲自写信请人讲学。他可说是一位“亲民之官”，比较了解和同情民间的疾苦，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他治理越州时间并不长，但很有实效。例如，范仲淹后来在给皇帝的奏书里谈到，他在知越州时，该州岁入达三十多万缗，即使北宋政府的收入增加，以应付军政开支，同时对人民亦有好处。范仲淹在越州是为人民办了些好事的。例如，在绍兴卧龙山南麓，会稽府署附近“掘废井而得泉”，给老百姓解决饮水问题；又修复凉堂，署其名为“清白堂”，构亭于其侧，名曰“清白亭”。宝元二年（1039），范仲淹还亲自撰写《清白堂记》，记叙废井的复清和“清白堂”的修整情况。他写道：“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渊然丈余，绠不可竭。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咀轻冰，凉如也；当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范仲淹在这里，以井、泉为题，阐发了一个重要思想：“… …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之规。”就是说，做官要以清白廉洁为准绳，如井水供人享用，有德义于百姓。这是范仲淹对官吏的基本要求。但在封建社会里清正之官毕竟是少数，而贪官污吏却很多，这在北宋中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当时，由于推恩等原因制造了大量冗官冗吏，这批官吏一上任，只知搜刮百姓，民怨沸腾。范仲淹穷苦出身，成名后又多次被贬到地方做州县官，比较了解这些情况，亦深有感慨。《清白堂记》这篇仅有二百四十四个字的短文，晓畅而自然地寄寓着这种观点，发人深思。他力争改革北宋的弊政，后来他执政时实行改革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整顿吏治，考核各级官吏，惩办贪官污吏。而这一点，在《清白堂记》里已见其意。

范仲淹对官吏既要求严格，对僚属也能关怀备至。《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遗事录》卷一百段记载：“公守越，户曹孙居中卒，子幼家贫，公助之俸钱百缗，治巨舟，差老衙校送归。作一绝句戒其吏曰：‘关津但以吾诗示之。’诗云：‘十口相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儿寡妇船。'”

如上所述，范仲淹知越州“有惠政”，当地父老志之不忘。据记载，在范仲淹修复的“清白堂”上面有个“希范亭”（即范仲淹所构筑的“清白亭”，后人改为“希范亭”纪念他）；在越州州署前面有块牌坊曰“百代师表”；会稽郡“名宦祠”中奉祀着范仲淹。这些，都是当时和后世人们怀念范仲淹的见证。南宋文学家王十朋有《清白堂诗》云：

钱清池古思刘宠，泉白堂虚忆范公。

印绶纷纷会稽守，谁能无愧二贤风！

范仲淹知越州期间，西夏元昊称帝，宋、夏发生战事。范仲淹出于满腔爱国热忱，“自请行边”。此后，他就调往西北前线，先后知延州（今陕西延安）、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与韩琦等分管陕甘一带军事，并做得很有成绩。当时，西夏人相戒说，现在不能再攻延州了！“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指懦弱无能的前延州知州范雍）可欺也。”范仲淹在边境上实行睦邻、安抚政策，羌人等少数民族尊称他为“龙图老子”（时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卫戍西北，屡建功勋，这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

庆历三年（1043）春夏，西夏与宋朝讲和，范仲淹回朝当上了枢密副使，不久又晋升为参知政事。仁宗多次指定范仲淹提出治理国家的方案。范仲淹虽明知“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但仍毅然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再进前所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条“端本澄源”、治国安邦的重大措施。这十条措施，后来多半以仁宗诏令的形式公布推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庆历新政”虽在一年时间里就失败了，但它在当时的成效和对后世的影响，即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庆历四年（1044）六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离京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次年（1045）正月，范仲淹仍以参知政事知邠州（今陕西彬县一带）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范仲淹离京外任，反对派攻击益甚，仁宗动摇，政局变化，要改革已不可能，所以范仲淹先后两次上奏乞罢知政事。这时，章得象向仁宗献了诡计，说范仲淹名气大，奏乞辞职，若照准奏，“恐天下谓轻黜贤臣”，不若假装赐诏不允，待仲淹有谢表时，即以其“挟诈要君”罢去。果然，范仲淹上了当，写了《邠州谢上表》，被罢掉参知政事。随后又被免去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出知邓州（今河南邓县）。

庆历六年（1046）九月，范仲淹在被贬知邓州期间，他的友人滕子京被降官在岳州（今湖南岳阳）。范仲淹最著名的代表作《岳阳楼记》，就是在这时应滕子京的请求而写的。范仲淹在这篇仅有三百六十个字的散文中，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

皇祐元年（1049）三月，范仲淹知杭州。这是他第三次到浙江做地方官。这时，范仲淹已六十一岁。他在《杭州谢上表》中说，委任他知杭州，这是皇帝优待旧臣，“恩全”其晚岁。杭州处于“江海上游，东南巨屏，所寄至重，为荣极深”。他虽年已高，但仍“抱公忠之节”，始终不敢忘怀忧国忧民的事，还想积极有所作为。范仲淹在知杭州前后写了很多诗文，写景抒情，咏物言志。例如：

官秩文昌贵，功名信史褒。

朝廷三老重，乡党二疏高。

涯业尽图籍，子孙皆俊髦。

西湖天下绝，今日盛游遨。

——《西湖筵上赠胡侍郎》

何处潮偏盛？钱塘无与俦。

谁能问天意，独此见涛头？

海浦吞来尽，江城打欲浮。

势雄驱岛屿，声怒战貔貅。

万叠云才起，千寻练不收。

长风方破浪，一气自横秋。

高岸惊先裂，群源怯倒流。

腾凌大鲲化，浩荡六鳌游。

北客观犹惧，吴儿弄弗忧。

子胥忠义者，无覆巨川舟！

——《和运使舍人观潮》二首，其一

此外，范仲淹还曾写过《寄西湖林处士》、《寄赠林逋外士》、《与人约访林处士阻雨因寄》、《寄林处士》、《过余杭白塔寺》、《和运使舍人观潮》（二首，其二）等诗篇和其他散文。这些诗文，不论是在他知杭州之前或之后写的，都表现出他与杭州深厚感情。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而且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之一，是富有才华的文学家。他是主张“文以载道”，即诗文创作要载“圣人之道”，具有教化和讽谏作用的。他的诗文作品，既反映现实，又同情民生疾苦，多半是存风雅、寓讽谏的名篇。他所写杭州之诗文，表面上较多描写湖光山色、自然风景，实则是描景象，以物拟人，寄寓深意的。这与他在杭州时在政治上采取的似乎是“无为而治”，实际上则是有积极措施的政策相一致的。他的诗文，是为他的政治理想服务的。

范仲淹在杭州的政绩是卓著的。北宋沈括在其名著《梦溪笔谈》卷十一（第204条）有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沈括写道：

皇祐二年（1050），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 …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范仲淹知杭州时遇到浙西大旱、饥荒，他因势利导，采取灵活政策，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度过灾荒，这是确有大功的。而他自己，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作为行动的准则，自我要求甚严。知杭州时，其子弟眼见他年老了，曾打算在洛阳为他建一住宅，作为致仕养老之所。范仲淹知道后，极力反对，他对子弟们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他又说：“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难退，不患退而无居也。”表现了他的高尚的晚节。就在这时，范仲淹用他多年所积蓄的俸禄，在苏州近郊买了千亩良田，取名“义田”，建立义庄（范义庄，在今苏州城内范庄前的苏州二十二中）。以“义田”的收入救济族中穷人，使他们“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宋人钱公辅所撰《义田记》专记此事。

范仲淹在浙江，“里巷之人，皆知其名字”。《咸淳临安志》载有一首《送范希文》诗，兹录存如下：

中林萧寂款吾庐，叠叠犹欢接绪余。

去棹看当辨江树，离樽聊为摘园蔬。

马卿才大尝能赋，梅福官卑数上书。

黼座垂精正求治，何时条对召公车！

人们对清官、好官是敬仰的，古来如此。在范仲淹生前和死后，浙江有许多地方建祠奉祀。据《浙江通志》记载，在杭州原仁和县梅东高桥东面有座“范府君庙”，相传是祀奉范仲淹的。又，《杭州府志》记述，在外西湖孤山之麓有“范公祠”（后来改作“四贤堂”）亦祀范仲淹。不仅如此，就是范仲淹当年没有到过的地方，如浙江衢州白龙洞庵“四贤祠”，人们也立像敬奉范仲淹。又如，浙江鄞县等地，自宋以来历代的一些“名宦祠”里多半也供奉范仲淹。宋人钱公辅说，范仲淹是一位“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的第一流人物，实非过誉。

范仲淹知杭州年余，又调往青州（今山东益都县）做过一段时间的州官。皇祐四年（1052）正月，徙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县），五月范仲淹由青州赴颍州途中，病卒于徐州。

范仲淹从考中进士（1015），走上仕途后，到他病逝于徐州（1052），在北宋中期政治舞台上活动了近四十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宋史》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载：“范文正公气节忠劲，知无不言。仁庙朝，屡献章疏，数见斥逐。故梅圣俞作《啄木鸟》诗以见意，曰：‘啄尽林中蠹，未肯出林飞。不识黄金弹，双翎坠落晖。'”范仲淹文武双全，清白刚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确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浙江等地的事迹，他立志改革，推行“庆历新政”，尤其是镇守边关，开发祖国大西北的功勋，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范仲淹的英名将与伟大祖国的历史共长存。

——原载《宋史研究案例》第1集第250—26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