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码头:宁波钱庄与近代金融业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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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宁波钱庄文化概述

宁波钱庄业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从文化学视角来考察这一现象,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地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与发展这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一、宁波钱庄业的起源

宁波钱庄业大约肇兴于16世纪中叶和17世纪初叶的明朝(见图1-1),盛起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据至今仍遗留在宁波钱业会馆里的石碑记载:“吾闻之故老,距今百余年前,拥巨资者,率起家于商人,运营遍诸路,钱重不可赍,有钱肆以为周转。”乾隆年间,宁波城内的三江口一带就有人设置钱肆,替中外客商兑换货币,以赚取差价,生意非常兴隆,后来开办的钱庄也就越来越多。到了清末民初时,宁波的钱庄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钱庄分为大同行、小同行和现兑庄。

图1-1 明朝《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底图,上面画有中国最早的钱庄

大同行:钱庄平时不营货币兑换,重在划拨、清算和存、放款业务,把持同业公会,左右钱业市场,统揽“过账制度”,故又称汇划庄。

小同行:除存放款外,钱庄兼营货币兑换等业务。

现兑庄:专门从事货币兑换的钱庄。

据不完全统计,经营资本在6万块银元以上的大同行钱庄就有36家,小同行钱庄及现兑庄更是不计其数,至今还有牌号记载下来的也有400余家之多。

钱庄,又名“钱肆”,是中国传统的金融信用机构。西方学者称之为old style bank或native bank。把它列入银行范畴,缘于它的货币兑换以及存贷款业务功能,与银行的功能相近。在宁波城里开办钱庄的大多是一些声望卓著的商贾世家。比较出名的大同行钱庄,就有慈溪三七市董家、镇海小港李家、宁波城区西门口秦家、宁波城区湖西赵家和镇海十七房郑家,他们都是钱庄业的大掌柜与把舵人。这些财势显赫的家族,都有雄厚的地产、商铺与资金,他们开设钱庄的目的是为了吸收社会上各色人等的钱款,进而利用所吸收的游资,经营实业,发财致富。这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镇海十七房郑氏家族传人郑世昌父子,他们竟把大同行钱庄开到了北京城里,而且一开就是4家,即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号称京都“四大恒”。不久后,父子二人又在北京东四大街上开设了一家“四恒金店”,专营金货银器。这四家大钱庄中,恒兴、恒源为郑世昌父子全部控股,恒利、恒和为郑世昌父子部分控股,“四恒金店”后来也逐渐变成了银号。当年,凡是“四大恒”钱庄所开出的银票,在社会上声誉都很高。

宁波钱庄业主要掌握在少数几个家族集团手中。这些家族集团大多是在经营航运业和商业中积累了巨额资财,然后投资开设钱庄(见图1-2)。早期多为独资或合伙经营,负有无限责任,后期发展为股份制有限公司形式,股东对象和人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一些规模较大、财力雄厚的钱庄,仍掌握在原有的几个家族集团手中,代代相传。1932年时,37家大同行中有5家独资经营,在其余32家中有28家占有主要股本。其中有小港李家、裘墅方家、腰带河头秦家、江东严家、湖西赵家、洋墅徐家和慈溪董家等。当时包括小同行在内的67家钱庄共有股东398人,平均每家5.9人,且多系父子、兄弟、叔伯等。宁波沦陷后,停业57家,新开18家,钱庄总数减少到28家,但股东人数却增加到972人,平均每家钱庄34.7人。

图1-2 宁波钱业会馆里面的钱庄招牌

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宁波儒商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十二个字:务实、明理、进取、重文、包容、机敏。务实求真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一特征;明理守信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二特征;积极进取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三特征;崇尚文化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四特征;包容兼纳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五特征;机警敏感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六特征。宁波钱庄业也继承了这种儒商文化。

二、宁波是近代中国东南沿海的“金融中心”

宁波钱庄业的兴起大约在16世纪中期的明朝。此前的信用机构则以典当为代表,存放款信用业务主要由典当业经营,它是在社会高利借贷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的。钱庄业兴起后,金融改以钱庄为中坚。

宁波钱庄业的发端还有一个特殊的契机:16世纪末,西方海盗式的强国西班牙在美洲(今墨西哥)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年产量10万~13万吨,铸成鹰洋。因清朝除铜钱外还以银子为流通货帀,西班牙人特地在马尼拉(今菲律宾)建立基地,通过海上贸易和南洋的侨商,大量(近四五成)与清朝以银易物。由此促使向来与南洋有密切商贸联系的江浙民间商团(含宁波钱庄业)迅速发展并改革实施“过账制度”,以及率先完成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资产经营向现代资本经营的转型。清末及民国时期,上海建埠繁荣,多得益于宁波钱庄业银钱贷兑交易。这是近代“宁波帮”在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时期,取代徽、晋两地商人迅速崛起而走向世界的另一个主要成因。当然,一个商帮的崛起有许多主客观因素,但不能排除历史地域文化和客观环境的主要因素。

将儒家基本义理用于指导商业,宁波帮具有了开放心态、合作精神、创新意识、诚信务实等人文精神,这些精神支撑着宁波帮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

宁波钱庄业刚兴起时商业贸易以铜钱为本位,流通于市场。嗣后因墨西哥鹰洋流入渐多,即与银元同时使用。货币兑换业务发展,出现了众多的现兑店,以后又发展到经营存、放、汇业务的钱庄。清乾隆十五年(1750)直到以后的百余年,是宁波钱庄业的鼎盛时期。这些钱庄集中开设在江厦街一带。光绪《鄞县通志》载:“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辏… …转运既灵,市易愈广,滨江列屋皆钱肆矣。”随后乃有钱行街之称,并随商业的发展而遍设钱庄于各地商埠,其代表者为北京著名的“四大恒”钱庄。“四大恒”钱庄均由甬商经纪,开设历经200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广。传说清政府由于财政窘迫,慈禧太后还曾经向“四大恒”借款100万两白银,做临时接济之需。

旧时宁波的金融业,均以钱庄为主体。据《鄞县通志》记载,甬上金融向以钱庄为枢纽,其盛时,资金在6万块银元以上的大同行有36家,1万块银元以上的小同行有30余家,最多时仅在市区就达160多家(见表1-1)。当时宁波曾是东南一带唯一的金融中心,钱庄多过米店,钱庄大多设在江厦街一带,资金划拨,银钱出纳,高度集中,繁荣程度并不亚于后来的上海外滩。

表1-1 民国时期宁波有牌号有地址的部分钱庄一览

资料来源:《宁波金融志》(第一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

江厦街,是宁波这座城市的骄傲。沿着三江口新江桥的桥脚往南走,一边是波光粼粼的奉化江,另一边则是青砖黑瓦马头墙的百业店铺(见图1-3)了!最出名的是中间那段百十来米长的江边小街,几乎每隔几步,抬头就能见到一家钱庄,实力雄厚的有益康钱庄、瑞康钱庄、泰源钱庄、衍源钱庄,以及著名的敦裕钱庄,大大小小共计60多家。后来就连沪上金融巨子宁波人秦润卿主事的中国垦业银行也在这里开设了分行。因此,江厦街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旧时金融业的大本营,被世人赞誉为东方的“华尔街”(见图1-4)。“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在过去,江厦街的金融业曾名闻遐迩,是宁波最繁华、最热闹、最富庶之地。其中尤其是宁波的钱庄业(见图1-5、图1-6),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见图1-7)。

图1-3 20世纪30年代宁波市江厦街市貌

图1-4 宁波钱业会馆墙壁上的钱庄街景

图1-5 宁波钱庄支票

图1-6 宁波钱庄金融汇票

图1-7 宁波帮博物馆内陈列的宁波钱庄门面

据1996年出版的《宁波金融志》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建成的宁波钱业会馆落成时,碑石载有62家大小同行,其中大同行28家,小同行34家,现兑庄39家。至民国二十年(1931),钱庄发展到160家,在国内各市县中位居榜首。

大同行牌号(38家):

大源 衍源 永源 五源 景源 泰源 汇源 信源 裕源 鼎恒 复恒 晋恒

益康 慎康 钜康 瑞康 瑞丰 瑞馀 瑞孚 恒孚 恒生 余丰 慎丰 天益

元益 元大 元春 元亨 元祥 镇泰 彝泰 彝生 泰生 泰涵 同慎 保慎

敦裕 恒升

小同行牌号(29家):

源吉 恒裕 源源 恒春 恒大 瑞源 通源 承源 丰源 惟康 仁和 福利

同泰 萃泰 慎昌 豫泰 泰巽 恒祥 元成 恒康 安泰 惠馀 慎余 丰和

元利 保和 慎益 宝兴 宝源

现兑庄牌号(39家):

兴源 和济 福源 资康 慎记 祥康 恒茂 慎大 永大 廷荪 同春 德康

志和 仁康 聚源 万源 承和 涌丰 同升 均昌 德源 协元 恒利 元昌

乾康 裕康 源泰 惠大 同昌 资丰 椿茂 慎生 宝康 同源 信孚 源利

同孚 福康 宝泰

宁波钱业会馆是当年宁波钱庄同业聚会和交易的场所,位于市区东门口不远处的战船街10号。清同治三年(1864)在江厦街一带滨江庙设有公所,后毁于兵火。民国十二年(1923)于战船街兴建新会馆,至民国十五年(1926)竣工。它是昔日宁波金融业聚会、交易的场所,是一座占地1500余平方米,由前后二进,亭台楼阁、园林组成的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其建筑风格别具特色:前进廊舍环绕;两旁石刻、碑记;中有戏台;后进议事厅,厅前亭园花草,清静幽雅,是旧时宁波金融业最高决策地。宁波钱业会馆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钱庄业的历史文化建筑。宁波钱业会馆由钱业界人士投资兴建,是清末民初钱庄业人士办公、集会、议事和祭拜财神的场所,属民间金融机构。它是宁波钱庄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是宁波当年钱庄业辉煌的标志(见图1-8)。

图1-8 宁波钱业会馆

陈光明的《钱庄史》谈道:“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方的钱业将同行组织机构设在财神庙(殿)或者在修复会址时也修建供奉财神的场所,一具有业务功能,另以祭祀行业神为由,加强同业内部的精神联系,促进社交情谊,具有文化功能。”陈光明:《钱庄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由此可见,钱业会馆也是钱庄业界的精神家园。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宁波钱庄首创“过账制”,即各行各业的资金收支,从使用现金改为借助钱庄进行汇转,实行统一清算(见图1-9、图1-10、图1-11)。这意味着现代金融业的票据交换办法在我国的肇始,与英国伦敦于1833年成立的票据交换所在时间上大致相同,而比纽约、巴黎、大阪、柏林等城市的票据交换所则要早得多。钱业会馆内迄今还收藏着记述宁波金融业发展概况以及建馆始末的石碑等。

图1-9 宁波德康钱庄铜质排号牌

图1-10 宁波钱庄旧账册

图1-11 大小同行、现兑钱庄底图

三、宁波钱庄业是“信用码头”和“多单码头”

宁波钱庄业十分注重信用,其倡导的“重然诺”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弘扬。宁波钱业会馆碑记的第一句话,即“大信不约”。宁波钱庄从山西票号、外国银行拆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放款。只要钱庄认为借款商号信用良好,放款时不论款项多大,都不需要任何抵押品或担保,而仅凭信用行事。作为“百业之首”,钱庄业更注重信用,维护本行庄的良好形象,故有“信用码头”之称谓。“长时期以来,宁波钱庄业握经济之枢纽,居社会之最重要之地位,各业需款多由钱庄融通,其对象主要是介乎商人与商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批发商,平时以信用方式。商家少则十天,多则一月进行赊销,向钱庄融通资金时,除活存透支外,以‘二对’、‘三对’(即以二个月、三个月为期)居多,随借随还,周转灵活,其余资金则投放浙江全省各地和沪、汉等埠,其数逾本埠放款,因有‘信用码头’、‘多单码头’之称。”(见图1-12、图1-13)宁波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宁波金融志》第一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页。“多单码头”是指宁波人到外面做生意的人多,每年从外面汇进来的钱多,故称为“多单码头”; “信用码头”则是指宁波钱庄信用过硬,当时的钱庄不管大小、经营如何,都把信用放在第一位,即便经营亏损,也会对存户照单全付。

图1-12 宁波钱业会馆里面的钱庄实景

图1-13 民国时期宁波钱庄的街景(江厦街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