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西部到东部

弗莱彻和凯利加盟之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规模和结构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它并非一家纯粹的电话公司，内部也包含许多其他大型公司。美国各地都有地方性的电话公司，比如新英格兰电话公司、太平洋贝尔公司等。这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它们为当地的电话用户提供服务，但这些所谓的地方公司并不生产电话服务需要的设备，这项工作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子公司西电公司承担。就其本身来说，西电公司几乎是全美最大的制造企业。它名下工厂的产品既包括消费者常见的设备（比如电缆和电话），也包括消费者不常见的设备（比如转换器）。另外，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还有一家子公司。无论是地方电话公司，还是西电公司，都不负责把美国各地联系在一起的长途通话业务，这项工作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长话部承担，它为电话用户建立电话网络并提供长途通话服务。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西电公司都有大型工程部门。两者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有时也会发生摩擦。但总体而言，贝尔系统公司的标准和长远目标都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工程师决定；西电公司的工程师则负责开发和设计所有新设施和设备。1916年，也就是弗莱彻和凯利到公司的前一年，弗兰克·朱厄特被任命为西电公司工程部主管，开始带领约1000名工程师工作。西电公司的主楼位于纽约市的西街上，在格林尼治村的西侧，是一幢用黄砖建造的13层高楼，它像多面城堡般俯瞰着纽约港来来往往的船只。在19世纪影响逐渐淡化的环境中，滨水区的这些工程师在为20世纪构想谋划。咖啡豆的香味会从附近烘焙工厂的窗户里飘出；沿着西街南北贯通的一条铁路从大楼前经过，为忙碌的码头服务。20世纪20年代曾在那里工作过的一位职员回忆道，“火车沿着西街把货物运到船上”，黄昏时分，时不时地“会有人骑马提着灯笼，为火车指引方向”。

在朱厄特的领导下，西电公司的工程师大多都在宽敞的开放式房间工作，里面铺着枫木地板，每隔十几英尺会有一根正方形石柱支撑建筑的主体，电梯是人工操作的。合计起来，杂乱无章的西街厂区占地40多万平方英尺，这还不包括屋顶的面积，因为屋顶也被化学家用来测试各种涂漆和金属对风雨侵蚀的耐受性。最初加盟西电公司那段时间，凯利和弗莱彻结识了众多男员工和女助理。大楼里不少宽敞的房间都被用来为生产设备制图：员工穿着挺括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以上，在一排排的制图桌前忙个不停。不过设备在进入制图室前，都要经过漫长而严格的开发过程。西街的厂区是个大杂院，到处是电话、电缆、交换器、电源线、线圈以及各种重要部件的测试实验室。那里还有测试新材料，比如用于电线的合金以及电缆的包覆材料性能的化学实验室。这里还有一些装满电线、拨号盘和电池的店铺，有大批员工在这里测试电流的效果，研究不同电路的组合情况。这些实验室多数都致力于完善电台信号的传输，因为有人（尤其是朱厄特的上司约翰·J·卡蒂）相信无线传输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可以连通有线线路无法到达的地方”，甚至可以成为将来在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间建立商业联系的途径。

在西街，工程师和科学家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或者可以说，每个人都被看作工程师，都要承担任务，努力做出细微而又必要的改进，以提升连接全美的电话服务水平。不过，公司现在有一小批人追随哈罗德·阿诺德在研发部工作。这个部门是在哈罗德刚开始研究联系全美的电话中继器时成立的，此后就一直在稳步扩展。弗兰克·朱厄特和约翰·J·卡蒂认为这个研发团队是贝尔电话电报公司商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轻的科学家很多都受过米利肯的指点，在这里他们也受到鼓励，要去贯彻实施西奥多·韦尔为贝尔电话电报公司设计的长期目标，要着眼于未来，不要像工程师同事那样只顾当下（提倡超前5~10年考虑问题），把关注点放在解决物理和化学的基本原理来影响通信这种问题上。换句话说，科学研究是要跨步进入未知领域。“至于成果，”阿诺德后来对团队成员说道，“做出发明固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发明是无法预先安排或强迫的。”这种实验的目的在于为“天才的发挥”提供自由的环境。他的意思是说，与普通工程师一样，天才无疑也能改善公司的运作，但天才是无法预知的，需要给他空间来证明自己。

即使是物理学博士，进入西电公司也需要接受公司独特的培训。哈维·弗莱彻加盟公司的第一年，就有人教他爬电话线杆、安装电话以及操作接线总机。凯利的经历肯定也大同小异，但他入职时正值“一战”后期，公司更多地参与了军事设备的生产。凯利和妻子凯瑟琳住在曼哈顿上城厄齐康街的一间小公寓里，她每天都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南边几十个街区外的一座山，甚至可以看到山上的圣约翰大教堂的建造进程。在此期间，凯利开始在哈罗德·阿诺德的部门工作，与物理学家克林顿·J·戴维森——朋友们叫他戴维——合用一间实验室。戴维森在实验室几乎是幽灵般的存在。他沉默寡言，性格腼腆，身材瘦小。凯利回忆说：“他的体重从没超过115磅，有好些年一直保持在100磅左右。”凯利相信戴维森的沉默寡言是有原因的。他要尽可能减少多余的活动或争论，以便节俭地利用自己“低限度”的能量。凯利相信戴维森只有这样才能精力旺盛地去做实验。

他俩形成了奇怪的对比：凯利性格诙谐，身体健壮；幽灵般的戴维森则行动迟缓。但没过多久，凯利就对戴维森佩服得五体投地。戴维森也是美国中西部人，出生在伊利诺伊州布卢明顿。和凯利一样，戴维森在芝加哥大学时曾经得到米利肯大力帮助。米利肯支持他的事业，戴维森加盟西电公司前，米利肯还曾帮他在普渡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得到学术职位。另外，戴维森是颇具天赋的实验主义者，他对后来凯利定义为“基础研究”的工作非常投入。所谓的基础研究，指的是那些通常对产品或公司效益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就像戴维森那样）努力探究事物深层次本质的基本知识的研究，比如对电子表现的研究。

在西电公司，且不说他的举止，单单戴维森的激情就让人觉得他是个怪人。工业实验室里的工程师，对基础研究并不像对应用研究那么感兴趣，因为应用研究是针对具体的产品或目标开展的研究，他们认为基础研究最好由专业学者来做。其实两者间的界线并不明确，有时候应用研究也可能做出基础科学方面的成果，但总体说来，一般认为基础研究先于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先于产品开发，而产品开发则先于生产制造。

1917年和1918年，也就是凯利和戴维森加盟西电公司的头两年，军方在欧洲需要切实可行的技术，需要大量生产无线电设备、电缆和电话，而且为了应对战争的考验，质量标准要高于美国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凯利和戴维森被安排去研究当时在通信领域还很新鲜、还没进入量产阶段的弹性真空管。凯利回忆道：“当时延伸和扩展电话服务需要的少量弹性真空管都是在西电公司工程部的实验室里制造的。”因此在西街，借助一批玻璃吹制专家的帮助，这些真空管需要逐一设计、生产，然后检验是否存在缺陷。换句话说，那里成了真空管的试验车间，目的就是迅速满足军方的迫切需要。战争结束前根本没时间开展应用研究，更不要说基础研究了。

据凯利回忆，当时他和戴维森在“紧急的气氛中”合作。“工作节奏快，有时候问题只能得到部分解决，还要像经验主义者那样凭本能行事，这都不是戴维森的做事风格。”尽管如此，戴维森似乎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种试验性的风格和从研究到产品开发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和凯利已经回归到了爱迪生的旧式发明传统。但在这个过程中，凯利也对戴维森有了更多了解。如果西电公司真空管车间的工程师遇到了困惑不解的难题，他们就会求助于戴维森，戴维森则最终会给他们深刻、周全而又令人信服的答案，尽管有时候这个答案需要花费他很多天才能找到。凯利回忆说，他和其他同事越来越把戴维森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换句话说，像凯利一样，西电公司的物理学家能很轻松地搞清楚新式真空管的设计能否奏效，但有时候却搞不清其中的原因。

战争结束后，戴维森决定留在西街。他得到允许可以独辟蹊径，以科学家的身份独立开展研究，不承担任何管理任务，有时候也会与另外一两位实验派学者结成团队。他只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似乎不怎么在乎这种研究会如何（或能否）对贝尔电话电报公司有帮助。他非常严谨地设计实验，既从容不迫，又一丝不苟，但取得的成果在别人看来寥寥无几，因为实际情况是他的工作常常被同事的问题所打断。弗兰克·朱厄特并不想要他的西电公司车间为了增长人类知识而工作，他认为他们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贝尔公司的收入。不过从为戴维森安排的职位可以看出，朱厄特和副总裁哈罗德·阿诺德都认识到了戴维森的商业价值。如果戴维森能帮助研究员解决现实问题，那么就值得把他留在公司。

“他或许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凯利后来写道。两人后来都住在新泽西州的肖特山，相距1英里。只要戴维森莫名其妙地生病——这是常事——凯利都会去探望。“每次我都会看到他穿着睡衣，膝盖上放着写字板，手里拿着铅笔，抽着烟在思考问题。”戴维森经常对别人说自己很懒，但凯利却不这么认为：“他工作速度不快，但却坚持不懈。”多年后凯利曾讲过，在贝尔实验室，称戴维森为“基础研究之父”并不为过。也就是说，在他俩功成名就前很久，凯利就认为戴维森不仅是朋友和天才科学家，而且是后来者的榜样。

凯利加盟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之际，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认同西奥多·韦尔关于公司扩张的观点。有一批参议员提交报告指出，因为其敏感的技术特点——微弱的语音信号需要统一而又彼此兼容的基础设施，使得电话行业属于“自然垄断”。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显然也很赞同将来只与一家公司代表打交道，因为他们抱怨说电话业的竞争是“无尽的烦恼”。在1921年的《威利斯—格拉汉姆法案》中，美国国会正式将电话业从联邦反托拉斯法中豁免。

那时电话业所谓的自然垄断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实际上西街的工程部已经变得非常庞大（有2000名技术人员和1600名后勤人员），因此在1924年12月的董事会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高层一致同意，要将其独立发展成有一定自主权的公司。他们选择的名称是贝尔电话实验室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的一些论证过程到如今已经不是很清楚了。《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关于新实验室的简短报道，文中指出：“据说新公司要进一步侧重于电话行业的实验阶段。”换句话说，独立措施是基于这一理念：贝尔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将在贝尔电话电报公司的业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弗兰克·朱厄特的私人备忘录则表明，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西电公司工程部的业务重叠，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和会计问题。通过创办中心实验室来为两个主人服务，这样一来，电话公司可以更高效地运转。

1925年1月1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正式成立贝尔电话实验室。作为一家独立公司，贝尔实验室位于西街的厂区，面积由40万平方英尺扩建到60万平方英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西电公司各占一半股份的这个新经济体似乎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你在任何一家证券交易所都买不到它的股票。实验室由新成立的公司董事会控制，该董事会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总工程师约翰·J·卡蒂和贝尔实验室的新总裁弗兰克·朱厄特领导。贝尔实验室将为西电公司研发新设备，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开展交换与传输规划，发明新的通信设备。这两个组织则为贝尔实验室的工作提供资金支持。贝尔实验室最初的预算大约是12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5亿美元。

作为贝尔实验室的总裁，朱厄特现在掌控着一个庞大的车间。工业实验室专注研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半个世纪前，德国的一些大型化学和制药公司就已经成功地尝试过这种模式。但贝尔实验室似乎是从完全不同的层面接受了这种理念。在2000名技术专家中，绝大多数都专注于产品开发，包括克林顿·戴维森和默文·凯利在内，另外大约有300人在哈罗德·阿诺德的领导下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正像阿诺德所解释的那样，他的部门包括了“物理和有机化学、冶金学、磁学、电导体、辐射、电子学、声学、语音学、光学、数学、机械学等领域，甚至包括生理学、心理学和天文学领域的研究”。

从一开始，朱厄特和阿诺德似乎就都认为在西街开展工作，目标可能未必明确。谁能准确预知阿诺德的员工能设计出什么实用的设备？另外，在西电公司，哪些想法能最终从研究部转入开发部，并进入量产阶段？没有人知道。不过他们有非常明确而又宏观的目标。贝尔实验室的员工将要研究与人类通信相关的一切，不管是通过线路、电波、录音，还是视觉影像。贝尔实验室创办几年后，在美国专利局的成立仪式上，演讲通常冗长而又夸大其词的弗兰克·朱厄特借机解释了他的新组织及其基本理念。他指出，工业实验室“只不过是一个由聪明人组成的组织，那些人想必都有些创新能力，接受过知识和科学方法方面的特殊训练。实验室提供设施和资金让他们来研究、发展与自己相关联的产业”。他补充说，简而言之，现代工业研究的目的就是把科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通过这种手段，可以避免盲目的试验性实验造成的许多错误。同样，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这种手段可以发挥众人的智慧，这自然远远超过任何个人可能具备的能力。”

朱厄特的长篇演讲蕴含着一个明确的宣言。工业实验室证明团队——尤其是跨学科的团队——要胜过单打独斗的科学家或小团体。另外，工业实验室也对人们常有的一种想法提出了挑战，实验室的科学家并不是领着薪水四处寻找好主意。凯利和戴维森这样的人很快就会再次重申这一理念：好主意到处都是，可以说太多了。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寻找好的问题。

在“一战”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凯利一直坚持做真空管方面的研究。随着他升职进入管理层，他的工作开始包括负责开发贝尔实验室为西电公司制造的真空管。也就是说，他要负责改进截至当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明。真空管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将微弱的电话信号或无线电传输加以放大：它们能把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这个功能使得真空管成为早期收音机和电视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收音机和电视机从电力网络接收到的是交流电，但它们需要直流电才能运转。更重要的是，真空管可以当开关使用，轻松快捷地开关电流。在凯利任职早期，他的车间制造15种不同类型的真空管。有用水冷却、酒瓶大小的大型真空管，可以用于大功率无线电广播站；有用于扩音系统的小型真空管；还有众所周知的中继器，这种真空管是哈罗德·阿诺德最伟大的贡献，它使横跨美洲大陆的通信成为可能。

有时候真空管被说成是普通白炽灯泡的“表亲”。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这两种设备都有密封在玻璃容器里的金属丝。但两者的差别更加明显：一家工厂每天可以生产成千上万只灯泡；但以让全美通话成为可能的中继器为例，每天的产品充其量也就是几百只。另外，凯利生产真空管的车间，在制造真空管时需要与珠宝商工作一样高的精确度，不能有任何差错。如果灯泡坏了，很容易就可以更换一只，而且未必那么迫切。但如果中继器失灵，许多电话通话就会中断，从而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凯利写过一篇长文，详细解释了真空管的制造过程。这篇文章大体揭示了当时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性质，那就是努力争取在世界上达到领先地位，无论是理念还是生产方面。凯利描述的真空管车间位于曼哈顿哈德逊街395号，在西街实验室南面十几个街区外。在那个员工韧性十足的工业社区，他手下的员工都在配有组装和生产设备的大房间里的实验台后工作。为了解释整个生产过程，凯利用当时称为“101–D”的中继器举了个例子。首先要生产一根成年人小拇指大小的玻璃管，然后将玻璃管在机器上加热，以便底部的开口拉平。另一台机器从玻璃管顶部插入4根长金属丝，再将玻璃加热，把金属丝密封在管道里，并穿过密封口，这4根电线就像露在雪堆外面的植物的茎。这个组装过程被称为“管座冲压”。

接下来，工人会小心翼翼地用手把一根玻璃棒固定到管座上探出的4根金属丝后面。玻璃棒垂直放置，然后再加热。随后再用一台手动操作的机器把10根金属丝插进因加热而变软的玻璃里。其中两根垂直伸出，另外8根水平放置。

这个装置看起来更像一个坏掉的玩具，而不是电子设备。就是一堆乱糟糟的金属丝，一共14根，从玻璃芯向各个方向伸出。不仅如此，为了让它变得坚硬，真空管的玻璃芯需要反复加热冷却。随后，工人还要进行几次化学冲洗，将玻璃和金属丝表面的油脂洗掉，因为即使最不起眼的杂质也可能造成设备失灵。最后，再由一名工人在玻璃芯和金属丝周围安装真空管的功能性部件，也就是放大电话信号的那些部分，包括阴极、栅极和阳极。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通过爱迪生式的反复试验方法，花费数年时间才研究出哪种材料效果最好。阳极是用镍片做成的空心扁平小盒；栅极是用不同直径的镍丝组成的网格；阳极是M形的外附微量元素的铂合金金属带。所有这些部件都要在1000摄氏度的炉子里高温提纯。

随后，真空管车间的工人会把这些部件焊接到从玻璃芯探出的参差不齐的电线上。现在这个装置看起来不再那么凌乱不堪，而是像个有用的设备。每个部分都整齐地连接在一起，而且接合得很紧凑。在这个时候，员工会将摆在他们面前的半成品——焊接起来连接到玻璃棒上的金属丝、金属片等——插进一个圆形玻璃灯泡，灯泡的大小及形状与传统的灯泡没什么区别。然后再把灯泡底部加热，形成封闭的空间。

真空管内部如果不是真空就没有效果，因此下一个步骤就是抽气。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共4个步骤，需要不同的抽气泵，不过所有设备都是凯利的真空管车间自行设计的。抽气的目的是通过灯泡顶部的一个孔洞清除真空管内部的空气——正如凯利所解释的，让里面的气压降低到“大约一个大气压的百万分之一”。但之后还有几个步骤：比如说灯泡内部要再次加热到800摄氏度的高温以改善真空的状态，灯泡顶部的孔洞也需要密封。最后，工人需要将真空管底部穿出的4根金属丝连接到小小的圆柱形基座上，再把灯泡底部与基座连接起来。这一步完成后，人们就可以观赏101–D真空管的成品了，就像观赏一个美妙绝伦、装置复杂的大灯泡，内部是由金属片、金属杆、金属丝组成的错综复杂的微型建筑。

凯利把真空管称作“神奇的设备”，认为它们将开辟电子通信的新时代。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制造过程的艰辛：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过程复杂而且造价昂贵。他知道这些设备操作起来需要大量电力，而且会释放大量热能。最重要的是设备必须尽善尽美，但实际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这些设备很难制造，而且容易破裂，”凯利的妻子回忆道，“他一直在期待能发明什么别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能替代真空管的其他设备。

20世纪20年代后期，连同贝尔实验室在内，真空管车间的工作都与美国经济的其他领域一样取得了蓬勃发展。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后的几个月里，大萧条时代的恶劣影响还不明显，凯利和几个同事加入了气氛轻松的“三小时午餐”俱乐部。俱乐部由贝尔实验室的一群员工组成，他们希望在警察将其关闭前尝试一下曼哈顿新开的非法酒吧（当时仍在执行禁酒令）。当时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惨淡，制造业岗位惊人的下降趋势和美国农业区的深重苦难导致电话用户锐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收益也随之骤减。从1930~1933年的3年时间里，250多万户家庭取消了电话业务，其中大多数都是贝尔公司的用户。仅1932年一年，贝尔公司的电话用户就减少了165万，西电公司不得不解雇了80%的员工。贝尔实验室先前的惯例是每年春天都招收几百个年轻员工，还要派出一支招聘队伍到各个大学与教授交流，寻找适合工业研究的研究生，如今招新也停止了。因为预算紧张，仍然担任贝尔实验室总裁的弗兰克·朱厄特开始降薪并实行每周四天的工作制。

就在这个时候，哈罗德·阿诺德去世了。

7月某天的凌晨3点，因为心脏病发作，朱厄特49岁的研究部副总在新泽西州萨米特的家中病逝。朱厄特很快就任命了一位继任者——身材高挑、虑事周全的实验物理学家奥利弗·巴克利。巴克利在贝尔实验室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影响“海底”电缆的相关问题。因为这种电缆铺设于水下来连接岛屿和大陆，容易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并不会影响埋在地下的普通电话线缆。巴克利的梦想是铺设从北美跨越大西洋到大不列颠的电缆。因为经济大萧条和技术方面的种种挑战，这个计划被永久搁置了下来。

巴克利升职后不久，默文·凯利也升职了。作为真空管车间的研究主管和生产主管，凯利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西电公司电话中继管的寿命从1000小时延长到了8万小时。这个成就非常了不起，而且降低了不少成本。1936年，凯利被任命为研究主管。贝尔实验室未来10年的管理层级就这样确立了下来：弗兰克·朱厄特是一把手，其次是巴克利，然后是凯利。尽管凯利并不负责技术，但这无关紧要。事实证明，不管身处何种岗位或职位，他都能发挥领导作用。

凯利升职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是大萧条时代略微缓和的时期。电话用户开始增加，公司的收益也随之增加。那时候凯利成功地额外申请到一笔资金，用来为他的研究部招聘一批科学家。招到的新人几乎都是他亲自挑选的。一方面，在过去几年间，因为凯利的老同事戴维·戴维森所做的工作，贝尔实验室可谓名声大振。因为所谓的电子衍射实验，戴维森在业内赢得了声誉，并在193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实验中，戴维森用电子束轰击镍靶，实验结果证明了最初由奥地利物理学家欧文·薛定谔提出的理论——电子以波的形式移动。）不过对凯利新招的人员来说，丰厚的工资可能比戴维森的声誉更重要。凯利为员工提供资金支持，当时几乎没人能做到这一点。美国的各所大学都大量削减预算，教职也很难找到。即使能找到研究或教学职位，大学提供的工资也只是贝尔实验室每年3000美元起始工资的一部分——一半或最多2/3。“我感觉2600美元的年薪就能让我过上王侯般的生活，”新人之一、米利肯（他已经从芝加哥大学跳槽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迪安·伍尔里奇说，“年薪3000美元太好了。”

在某种程度上，纽约贝尔实验室招募的这些年轻人身份很让人好奇。他们大多都在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这类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院接受过训练，而且受到那里的物理、化学或工程学教授的青睐，他们的名字也被悄悄地通报给了凯利或贝尔实验室的其他人。但多数人都在脏乱的偏僻城镇长大，都是些鲜为人知的地方，地名怪异，比如契卡索（伍尔里奇的家乡）、奎科奈克、佩托斯基等；也有凯利的故乡加勒廷那样的落后农村；他们的父辈中有果农、商人，还有三流律师。但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找到了出路：往往是一位中学老师发现了他们的过人之处，比如说擅长数学，或者对电流十分感兴趣，然后就利用额外的作业或课外辅导来培养他们的才能（老师们从来不会对这些年轻人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但多年以后，学生们都满怀感激地认识到了当年老师的用心），满心希望能帮助这些学生到当地的大学读书，从此远离耕地或收银机这种劳苦生活带来的孤寂。

贝尔实验室的这些年轻新人还有其他共同之处：几乎所有人都从小就对星系或电话线路、电台（频率最高）、临时家用无线设备怀有强烈的兴趣；几乎所有人都动手组装过无线设备，从而搞清楚了声音是如何在空气中传播的。

凯利亲自招聘了两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博士——威廉·肖克利和吉姆·菲斯克，两人后来都对贝尔实验室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人来自加州理工学院，比如伍尔里奇和工程师约翰·皮尔斯，化学家威廉·贝克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皮尔斯和贝克后来也对贝尔实验室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加州理工学院的另一位毕业生是物理学家查尔斯·汤斯，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附近的农场长大。据他后来讲，在那种环境中长大会使你“注意自然世界，能操作机器，借助现有的资源用创新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克服困难”。在汤斯看来，“农场和小镇是实验物理的良好训练场。”

这种观点并非一家之言，比汤斯早几年加盟贝尔实验室的一位年轻实验物理学家也有同感。沃尔特·布拉顿在华盛顿州农村地区的瓦拉瓦拉镇长大。上大学前，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他都在家附近的山上放牛，连续几个月独自带着来复枪在帐篷里睡觉。（离开华盛顿州去明尼苏达州的研究院就读时，他是偷偷跳上货运列车去的学校。）布拉顿后来谈到他作为物理学家的技能时说，非常重要的是“我的外祖父以及曾祖父安德鲁·麦凯利都是磨坊主，我年轻时的大部分时间——中学的大部分时间和大学期间——都是在父亲经营的磨坊里度过的”。布拉顿能轻松地拆卸汽车引擎，然后同样轻松地组装回去。

这些新人的共同特点是对生活毫不畏惧。贝尔实验室拨给查尔斯·汤斯100美元让他从加州乘火车来纽约。他认为如果将就一下，这笔钱可以让他有机会去更远的地方，于是他从洛杉矶乘巴士赶到了图森。一到图森，他就买了张便宜的火车票去墨西哥城。出行前，他从一个德国学生那里买了一架手风琴。汤斯回忆道：“那个德国学生是个相当狂热的纳粹追随者，花费大量时间向我们讲述希特勒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因此在1939年的夏天，汤斯坐在了驶往墨西哥城的火车三等车厢里，“木条做成的凳子一点儿也不舒服。我拉着纳粹学生的手风琴，和在美国采摘完水果返乡的墨西哥人一起唱起了歌。”他不敢吃车站提供的当地食物，主要是担心患上疟疾。有两天的时间他就靠瓶装啤酒支撑。他又从墨西哥城去了危地马拉边境，当他发现必经的一座桥被关闭而无法继续前行时，就改道去了阿卡普尔科。阿卡普尔科当时还不算旅游景点，他在海滩边租了一间小屋住了几天，租金每晚50美分，白天他就在温暖的热带海水里游泳。然后他又乘坐廉价的火车去了得克萨斯，后来又坐公交车去南卡罗来纳州看望家人，最后乘坐另一辆公交车去了纽约。他回忆说：“贝尔实验室提供的100美元恰好够我这次旅程的全部费用。”

在到纽约的最初几天，这些新“技术人员”都学习了该如何在西街做事。他们被召集去听实验室副总裁巴克利和研究主管凯利的欢迎加盟报告。巴克利向来都是拿着精心准备的笔记开讲，而凯利则习惯闭着眼睛凭记忆演讲。但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与自己的上司在一起，希望能搞清楚自己将来该做何种工作。汤斯的上司是哈维·弗莱彻，比尔·肖克利的上司是克林顿·J·戴维森。在最初的某一天，这些新人都接到公司的安排，要求他们把将来做出发明的专利权——不管他们发明什么——卖给贝尔实验室；不管他们的研究会取得什么成绩，目的都是为贝尔实验室和电话用户负责。没有一个年轻人拒绝这样做。作为签名同意的酬劳，每人得到了一张挺括的一美元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