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茶西晋出西蜀

唐代王维诗云：“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开元进士储光羲，有茗粥诗：“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黄庭坚的《谢刘景文送团茶》诗中，也有“刘侯惠我小玄壁，自裁半壁煮琼糜”。以上三人诗中的“茗糜”、“茶粥”、“琼糜”，很明确都是添加了辅料的煮饮茶。郑谷有诗：“宗人忽惠西山药，四味清新香助茶。”郑谷的茶饮里，可能添加了中药或者香料。纵观唐人吃茶，也算是风格多样、百花齐放了。

唐代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写道：“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吕温是贞元十四年的进士，从时间顺序上看，吕温写此文时，陆羽的《茶经》已经问世。

唐代歌咏茶宴的诗文很多，但能够细致描述茶的汤色的并不多见。吕温在序文中以茶代酒的“殷凝琥珀之色”，无疑是因蒸青、炙烤、煎煮等因素造成的茶汤氧化现象。但是，更多的色素，可能来源于添加的茱萸、橘皮等辛温辅料煮出的色泽。

吕温，世称吕衡州，出身于书香望族、官宦世家，非一般的才俊大儒，少年时已“誉动朝端，声驰毂下”。他是唐代中后期天才的进步政治家、文学家，与刘禹锡、柳宗元颇为交好。柳宗元在哭吕温中年遽殒时，曾有“生平意最亲”的哀伤。

从以吕温为代表的社会名流的饮茶方式，可以窥见，在《茶经》问世伊始，陆羽推崇的煎茶清饮方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普及和受人追捧，至多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陆羽推崇的茶的清饮方式，也并非是他本人的原创。北宋苏轼《试院煎茶》诗有：“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其弟苏辙《和子瞻煎茶》诗有：“煎茶旧法出西蜀，水声火候犹能谙。”苏轼兄弟本是西蜀人，对家乡煎茶的发展历程，自然比较熟悉。昔时李生，是指唐代的李约，他与陆羽切磋诧异、相较水品，且都一生未婚。温庭筠《采茶录》记载：“李约，汧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李约有山林之致，坐间悉雅士，识度清旷，弹琴煮茗，首倡活火煎茶，可见李生对煎茶技艺追求的精益求精。今日潞公，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彦博，出将入相五十余载。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文潞公的。苏轼的《和潞公超然台次韵》诗：有对自己人生“身微空志大，交浅屡言深”的深刻反省。文彦博在细品四川蒙顶茶后，曾写下：“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黄庭坚的《满庭芳·茶》，其中有：“纤纤捧，研膏溅乳，金缕鹧鸪斑。”就是他与文潞公品茶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传世名句，读来别有一种繁华落尽见真淳的韵味。

陆羽的《茶经》，在描述茶汤即将煎成的状态时，曾引用了西晋杜育《荈赋》的“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这基本可以证明，陆羽的煎茶手法与《荈赋》中煎茶方式的一致性。《荈赋》又有：“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这说明杜育用的煎茶之水，舀取的是四川岷江的汩汩清流。结合苏轼兄弟诗中对煎茶的探讨，基本可以证实，最早利用茶的巴蜀地区，才是中国煎茶法的发源地，且在时间上不应晚于西晋。

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写道：“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封演记载的“到处煮饮”可以看出，在唐代中国北方的饮茶方式，还是以煮茶为主。这就是苏辙诗中强调的“不学南方与北方”的“北方”。

诗僧皎然是陆羽的老师，他的茶诗中有：“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这是唐诗中最早描述煎茶的诗句。另有一首是《饮茶诮崔石使君》，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茶，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在皎然的两首茶诗中，其中对煎茶的描述，与陆羽《茶经》的煎茶技法是高度类似的。从《封氏闻见记》的记载能够看出，降魔师及其弟子，在北方寺庙传承的是煮茶。在涉及陆羽时，封演写道：“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煮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由此可见，封演是能够分清楚煮茶与煎茶的明显区别的。而湖州杼山妙喜寺的住持皎然，从其诗文描述能够清晰看出，他的饮茶方式迥异于北方寺庙的煮茶，已经是很明确的煎茶了。至此，还不好判定，陆羽在煎茶技法的形成过程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传承了皎然的教诲与心得？否则，皎然不会对陆羽有“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的批评之语。

陆羽推崇和宣扬煎茶的贡献，在于系统总结了唐以前的煎茶工艺，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并把饮茶从亦食亦药的煮茶技法中剥离出来，上升到不受辅料滋味影响的高洁清饮，一举使茶成为“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的泓然清流。西晋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张孟阳在成都喝的一定是煎茶，否则，煮出的羹饮、茗粥，香气滋味驳杂，又怎会芬芳“冠六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