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金融学就在你身边——关于金融指标的财经常识
现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政府及其他市场主体一直使用的GDP增长率、货币供应量、总贷款、总存款、外汇储备、CPI等指标均有一定的滞后性，参考意义有限。与之相比，国际上普遍使用的统计数据要丰富得多，预警性也更强。例如国际上对物价指数有详细的分类数据，通过观测某一类物价指数就能够作出前瞻性的趋势性分析；对库存的分析可以区分商业环节和生产环节，其中生产环节还可以再分为原材料和产成品环节，等等。
——巴曙松（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反映物价涨跌的标标：CPI
有人曾经列举了30年前的1元钱与现在的1元钱之间的区别：
30年前，1元钱能做什么？交一个孩子0.6个学期的学杂费（一个学期1.6元），治疗一次感冒发烧（含打针），买20个雪糕、7斤大米、50斤番茄、20斤小白菜、20个鸡蛋，到电影院看5次电影，乘20次公交车。
现在的某个不特定时间点，1元能够做什么？乘公交车1次（非空调车）、买2个鸡蛋，夏天买0.5斤小白菜、0.8斤番茄、0.7斤大米，看病挂号1次（最便宜的门诊），缴纳小孩学杂费的1/800，看0.05次电影。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简单地说，是由于物价（CPI）上涨了，钱不值钱了，所以1块钱买的东西会越来越少了。
经济危机之后，普通居民对物价的感觉是更贵了，CPI恐怕是大家谈论最多的经济词汇了。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大家对CPI的关注归根结底还是对日常生活所需品的价格变化，比如说猪肉的价格变化、面粉的价格变化、蔬菜的价格变化等的关注。那么CPI能如实地反映出老百姓最关心的日常生活费用的增长吗？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CPI。CPI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的缩写。我国的CPI指数是按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这八大类来计算的。这八大类的权重总和加起来是100。其中，食品占比重最大，包括粮食、肉禽及其制品、蛋、水产品、鲜菜、鲜果。
在每一类消费品中选出一个代表品，比如，大多数人是吃米还是吃面，是穿皮鞋还是穿布鞋等。国家统计局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品，把这些代表品的物价按每一月、每一季、每一年折算成物价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布，就是我们所说的官方的CPI指数。
CPI就是反映市场物价的一个最基本的术语。在中国现实的社会中，物价是和柴米油盐息息相关的，物价成为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物价指数计算的基本方法，是以计算期各种商品的价格乘以计算期各种商品的销售量，再除以基期各种商品的价格乘以基期各种商品的销售量。即：
CPI=一组固定商品按当期价格计算的价值/一组固定商品按基期价格计算的价值×100%。
CPI是反映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品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指标，也被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CPI在过去的12个月中上升了2.3%，那么就表示当下的生活成本比12个月前平均要高出2.3%，这无疑是不被欢迎的。而当生活成本提高时，你的金钱价值也随之下降。如果CPI在12个月内上升了2.3%，那么去年的100元纸币，今年只可以买到价值97.7元的商品或服务。所以，CPI升幅过大，就表明货币贬值幅度过大，通货膨胀就成为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因此，CPI指数也是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有力指标。
一般来说，当CPI增幅大于3%时，就已经引发了通货膨胀；而当CPI的增幅大于5%时，就已经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了。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举措，但这种举措有可能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
编制物价指数的目的，是为国家分析物价变动对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的影响，从而制定有关物价宏观调控政策，加强物价管理提供依据。同时，也为企业作出相应的经济决策提供依据。物价上涨，有可能是由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
1.市场的波动
市场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导致某一种商品或者很多商品的价格上涨。最明显的例子是石油价格上涨，比如，由于伊拉克战争或者伊朗的形势紧张，导致市场参与者预期石油的供应可能会紧张，这会推动石油价格上涨。但是，这种上涨跟通货膨胀没有关系。
2.价格的自由波动
这种涨跌恰恰就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常出现商品长期短缺，但在市场机制下，如果一种商品短缺，价格就会上涨。很快就会有很多企业去生产这些商品，短缺也就不存在了。因此，由于市场格局变化引起的物价上涨，实际上是市场启动了自己校正自己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可以驱动资源的重新配置。市场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通过价格信号进行的。把这种物价上涨当作通货膨胀而对它进行调控，结果就是市场重新配置资源的机制被打断，只能扰乱市场秩序。
3.通货膨胀型物价上涨
奥地利学派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就是由于货币供应量持续、过快地增长，导致物价上涨。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通货膨胀型物价上涨不一定是物价的普遍上涨。在通货膨胀期内，不同行业、不同商品、不同服务的价格，会在不同的时间上以不同的幅度上涨。这样，每一类的商品、服务上涨持续的时间也不一样，最后累计上涨的幅度也不一样。物价上涨并不是同时发生物价的普遍上涨，而是呈现为一个波浪式的上涨过程。
这就如同向水中扔进一块石头，涟漪从中心向四周扩散，而且，可以说，最早上涨的那些价格就必然会一直领先于其他价格。因为，在特定时期，新增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行业。相反，越往后，价格上涨的幅度会越小，相关企业及其员工所能获得的收入增加就会越少。
相对来说，价格最晚上涨的，肯定是距离权力最远的企业和行业。而所有这些价格上涨会波及较为重要的最终消费品——食品。应当说，距离权力最远者，比如农民，也可能因为猪肉、粮食价格上涨而享受到一点好处，但在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上涨之前，其他商品与服务价格早就涨上去了，而彼时，他们的收入却并无增加。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就已经成熟，政府必然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干预价格，于是，他们本来要得到的好处就流失了。总起来看，他们是通货膨胀的净损失者。
国家财富的标尺：GDP
小镇上，一个消费过度的富人死了。全镇的人都为他哀悼，当他的棺材被放进坟墓时，四处都是哭泣、哀叹声，就连教士和圣人死去时，人们都没有如此悲哀。第二天，镇上的另一个富人也死了，与前一个富人相反，他节俭禁欲，只吃干面包和萝卜。他一生对宗教都很虔诚，整天在豪华的研究室内学习法典，当他死后，除了他的家人外，没有人为他哀悼，葬礼冷冷清清。
一个陌生人对此迷惑不解，就问道：“请向我解释一下这个镇上的人为什么尊敬一个荒淫的人，而忽略一个圣人。”镇上的居民回答说：“昨天下葬的那个富人，虽然他是个色鬼和酒鬼，却是镇上最大的施舍者。他荒淫奢侈，整天挥霍自己的金钱，但是镇上的每一个人都从他那儿获益。他向一个人买酒，向另一个人买鸡，向第三个人要奶酪，小镇的GDP因为他不断增长。可死去的另一个富人又做了什么呢？他成天吃干面包和萝卜，没人能从他身上赚到一文钱，当然没有人会想念他的。”
在经济生活中，GDP这个词语频频被人们提起，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哪些作用呢？GDP即国内生产总值。通常对GDP的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
GDP是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gross，即毛的、总的；domestic，即国内的；product，即产值，翻译成汉语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包括劳务）的市场价格的总和。
在经济学中，GDP常用来作为衡量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通用的指标，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常采用的衡量手段。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GDP的计算方法通常有以下几种：
1.生产法
生产法是从生产角度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一种方法。从国民经济各部门一定时期内生产和提供的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中，扣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的价值，从而得到各部门的增加值，各部门增加值的总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
计算公式为：总产出-中间投入=增加值
GDP=各行业增加值之和。
也可以表示为GDP=Σ各产业部门的总产出-Σ各产业部门的中间消耗。
2.收入法
收入法是从生产过程中各生产要素创造收入的角度计算GDP的一种方法。即各常住单位的增加值等于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四项之和。这四项在投入产出中也称最初投入价值。各常住单位增加值的总和就是GDP。计算公式为：
GDP=Σ各产业部门劳动者报酬+Σ各产业部门固定资产折旧+Σ各产业部门生产税净额+Σ各产业部门营业利润
3.支出法
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来计算GDP及其使用去向的一种方法。
GDP的最终使用包括货物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三部分。计算公式为：
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
从生产角度，GDP等于各部门（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从收入角度，GDP等于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之和；从使用角度，GDP等于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之和。
现今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非常关心经济增长。因为没有经济的适当增长，就没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例如，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富强，就是因为它的GDP增长迅速，同其他世界大国相比，在经济总量、GDP大小上，中国已经位居世界前二。
2011年2月，日本内阁府公布2010年全年经济数据，按可比价格计算，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万亿美元，比中国低4000多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这也是1968年以来，日本经济首次退居世界第三。
2010年日本实际GDP增长3.9%，名义GDP增长1.8%。其中第四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3%，这是日本经济五个季度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公开表示，对日本GDP被中国赶超表示欢迎。他还表示，人均GDP方面日本仍然是中国的10倍多，重要的是日本应当如何汲取其活力。为了将发展优势传给下一代，日本将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战略。
GDP是目前衡量国民财富总量无可替代的指标。中国在古代社会和农业社会一直位列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行列，自清代中后期以来才在工业革命浪潮中落后。上世纪初，中国GDP总量在世界排名最后二十位，现在终于上升到世界第二，说明中国国力的增强。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不但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日本的发展，比如城乡之间、经济社会之间的发展比较平衡，而我们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差距很大。”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志洲表示。
按照1995年的标准，中高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在8000美元以上，而中国人均GDP尚未达到这个标准。即便中国今后一直保持7%的增长速度，人均GDP要达到发达国家的高限标准，也需要15～20年的时间。
GDP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能盲目崇拜GDP的增长。没有发展的增长和虚假无效的增长，短期行为的增长，不可持续的增长和结构失衡的增长都将破坏社会经济的和谐与发展。
国民财富的标尺：GNP
1929年，爆发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破坏程度如同是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可是奇怪的是，当危机爆发之时，人们却浑然不知，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甚至认为经济形势正在转好。
我们没有理由嘲笑当时人们的无知，因为当时除了苏联统计机构有尚不完善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之外，有关国民经济的统计几乎是空白，所以人们当然不知道经济形势已经坏到什么地步。这次危害巨大的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国民经济状况的了解的渴望。于是，美国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委托西蒙库兹涅茨，建立一系列用来统计核算一国投入和产出的指标，由此发展出“国民收入账户”。这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雏形。
1933年，当1929～1932年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公开时，人们才发现这次经济危机竟是这么可怕。
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驻机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年或季）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个国家常驻机构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这个国家的常驻机构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驻机构单位。同时，国外生产单位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驻机构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支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的差。
随着外商注入中国市场，我国GDP增长率逐年上升。但外商投资（外国国民）在中国的产出计入中国的GDP，却不是中国的GNP。因此，外商投资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的GNP将明显小于GDP，GNP的增长率也会低于GDP。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资本输出国（如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如果长期存在这一现象，中国经济的前途和社会福利将受到长远深刻的影响；如果中国自己企业的竞争力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持续提高，而只是单纯地依靠比较成本优势，甚至只是向跨国公司提供我们的比较优势资源，那么，即使中国的制造业规模有很大的扩张，也将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世界工场”，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
在发达国家，GDP与GNP比较接近，因此常用GDP来衡量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用GDP而不是GNP看中国国力，其中的巨大差异则会导致对中国国力与财富创造能力的严重高估。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银行用平价购买力一算，就与原来的差别那么大的原因。
国民生产总值与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有所区别：一是核算范围不同，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只计算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而国民生产总值对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都进行计算。二是价值构成不同，社会总产值计算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在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增加的价值，即增加值，不计算中间产品和中间劳务投入的价值，国民收入不计算中间产品价值，也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价值，即只计算净产值。
国民生产总值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计算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增长率）。在现代金融生活中，只有正确评估国力，才能提高经济发展、开放效益和对外谈判的主动性。不论GNP或GDP，都只是我们眼前能够看到的经济增长或变化，是近期能够切实感受的经济数值、经济水平，但要考虑到今后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是子孙后代经济发展时，是不是应该计算“绿色GNP”了呢？“绿色GNP”即考虑经济发展的同时添加上资源的损耗和可再生资源的恢复。
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我们的生活发展，生活最根本的则是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是生命。如果有一天我们迎来了资源的全面枯竭，那将毫无疑问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结束，甚至生活的衰竭、生命的完结。而“绿色GNP”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问题。
工业经济的“体温计”：PPI
虽然每月国家统计局都会发布PPI，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PPI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概念。PPI到底是什么？代表了什么呢？
PPI是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英文缩写，它是站在生产者的角度来观察不同时期货物和服务商品价格水平变动的一种物价指数，反映了生产环节价格水平，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
PPI可以称得上是了解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体温计”。通过PPI的变化，我们就能大体判断国家经济的运行状况，并可由此预判未来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生产者物价指数是一个用来衡量制造商出厂价的平均变化的指数，它是统计部门收集和整理的若干个物价指数中的一个。如果生产物价指数比预期数值高，表明有通货膨胀的风险；如果生产物价指数比预期数值低，则表明有通货紧缩的风险。生产者物价指数主要的目的在衡量各种商品在不同的生产阶段的价格变化情形。
一般而言，商品的生产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原始阶段：商品尚未做任何的加工；二是中间阶段：商品尚需作进一步的加工；三是完成阶段：商品至此不再做任何加工手续。PPI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
在我国，PPI一般指统计局公布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目前，我国PPI的调查产品有4000多种，包括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涉及调查种类186个。其中，能源原材料价格在PPI构成中占较大比重。通常情况下， PPI走高意味着企业出厂价格提高，因此会导致企业盈利增加；但如果下游价格传导不利或市场竞争激烈，走高的PPI则意味着众多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从而影响企业盈利，整个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也将受到考验。
因此，PPI可以用来对通货膨胀进行初期预测。理由很简单，企业成本上升时，企业通常会提高价格。一般而言，当生产者物价指数增幅很大而且持续加速上升时，该国央行相应的反应是采取加息对策阻止通货膨胀快速上涨，则该国货币升值的可能性增大；反之亦然。
美劳工部会在25000多家企业做调查，得出产品价格，根据行业不同和在经济中的比重、分配比例和权重、PPI能够反映生产者获得原材料的价格波动等情况，推算预期CPI，从而估计通货膨胀风险。总之，PPI上升不是好事，如果生产者转移成本，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扬，通货膨胀上涨。如果不转移，企业利润下降，经济有下行风险。
在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资料搜集由美国劳工局负责，他们以问卷的方式向各大生产厂商搜集资料，搜集的基准月是每个月包含13日在内该星期的2300种商品的报价，再加权换算成百进位形态，为方便比较，基期定为1967年。真正的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对PPI的关注，从而正确判断物价的真正走势——这是由于食物及能源价格一向受到季节及供需的影响，波动剧烈。
对于老百姓来说，PPI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食品价格因季节变化加大，而能源价格也经常出现意外波动，为了能更清晰地反映出整体商品的价格变化情况，一般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变化剔除，从而形成“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进一步观察通货膨胀率变化趋势。
生活水平的衡量尺度：恩格尔系数
古人云：“食、色，性也。”这是古代先贤对人的天性的一种尊重。它说明，饮食和男女关系都是天生的需要，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尤其食物作为日常用品，是生存的前提条件，与生活息息相关。过去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吃了没？”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句话逐渐被其他话语替代了，“吃了没”也被大众淡忘了。难道食物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了？非也，一日三餐仍旧是人们固定的习惯。其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越来越少，而用于购买服装、汽车、娱乐上的消费比例增加了。当人们追求更多更高层次的消费时，相对较为低层次的食物需求就显得并不重要。
34岁的章先生是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从事经营工作，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到40万元之间。说起记账的初衷，章先生说，记账习惯与年龄无关，他五六年前就开始记账，是因为觉得只有把家庭生活经营好了，才能把自己的经营管理工作做得更好。“做家庭账本和做公司的账本一样，我每个月都要把家里的收入、支出、存量做平，对支出记账还要进行分类。”
“以我们的家庭收入，在西安应该还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章先生说，他们一家三口，孩子上幼儿园，现在已经不喝奶粉了，比起那些小孩喝奶粉的家庭，他们减少了这项支出。孩子每月托费1200元，平均下来每月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就是2000元左右。其余的支出，除了吃，大项支出就是养车、房贷。每天记账，可以及时了解家庭支出的合理性。他以记账情况得出的结论仍是：食物支出过大，生活质量有所下降。
消费支出是指一个家庭日常生活的全部支出，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杂项商品和服务八大类。消费支出反映了居民的物价消费水平，是很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变量，被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之一。这里我们所讲的恩格尔系数就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经验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动提出这一看法：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者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者家庭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将会下降。恩格尔系数是用来衡量家庭富足程度的重要指标。
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
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 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按此划分标准， 20世纪90年代，恩格尔系数在20%以下的只有美国，达到16%；欧洲、日本、加拿大，一般在20%～30%之间，是富裕状态。东欧国家，一般在30%～40%之间，相对富裕，剩下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分布在小康。
简单地说，一个家庭或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越小，就说明这个家庭或国家经济越富裕。反之，如果这个家庭或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说明这个家庭或国家的经济越困难。当然数据越精确，对家庭或国家经济情况的反映也就越精确。
人民网网友曾提问：近些年来农村恩格尔系数是一直像预期那样的直线下降呢？还是有波动的？这些数据对我们来讲有没有意义？是否预示着我们已经进入相对富裕的行列，还是仍停留在小康水平。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会下降。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国家的恩格尔系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往下走的。不排除个别年份，因为物价水平的变化，恩格尔系数稍微有一些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往下的。从农村来讲，基本上在42%左右。从城市来讲，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40%以下，充分说明我们国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变化，已经摆脱了原来以吃、喝、穿这种生存意义的消费结构，正在进入以住和行的消费为引导的消费升级的新阶段。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呈现下降趋势，与1978年的57.5%相比，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1%，这是居民消费结构改善的主要标志。这表明，我国人民以吃为标志的温饱型生活，正在向以享受和发展为标志的小康型生活转变。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花在食物上的支出相对于以前已经多出不少，但是食物支出占整个家庭支出的比例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花在住房、汽车、教育、娱乐等其他方面的支出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这就是恩格尔系数在不断降低，但不排除在某一特殊时期会上升，如金融危机时期、通货膨胀时期，前面章先生的食品支出加大就是通货膨胀所造成的。
在使用恩格尔系数时应注意：一是恩格尔系数是一种长期趋势，时间越长趋势越明显，某一年份恩格尔系数波动是正常的；二是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应注意可比口径，在中国城市，由于住房、医疗、交通等方面存在大量补贴，因此进行国际比较时应调整到相同口径；三是地区间消费习惯不同，恩格尔系数略有不同。
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它是在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因此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还应当考虑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只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然，恩格尔系数也并不是对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家庭都完全适合。如自诩为美食家的人，以吃尽天下美食为己任，他花在食物上的消费比例肯定比其他消费多，但依此断定他贫困或富裕就有失偏颇。在使用恩格尔系数进行国际比较时，由于各国的价格体系、福利补贴等方面差异较大，所以，要注意个人消费支出的实际构成情况，注意到运用恩格尔系数反映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会产生误差。
贫富差距是否过大：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
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将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应该说，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经验的一种抽象与概括，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是，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居民的承受能力及社会价值观念都不尽相同，所以这种数量界限只能用作宏观调控的参照系，而不是教条和标准。
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有很多人认为听到一个基尼系数，就了解了当地收入分配的一种实际状况。事情仿佛和天气预报差不多，听到最高最低温度多少，我们立刻就知道了气候的冷暖。
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富者很富，穷者很穷。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就是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马太效应进一步显现出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状态，这种情况对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产生一定影响。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这是中国的客观现实，大部分人虽然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收入有所提高，却还算不上富裕，也是中国的客观现实，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地扩大，就是中国客观现实的反映。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一些主要数据，其中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值。即使如此，仍然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水平。据称，1984年，中国总体基尼系数大约仅为0.26，在短短20多年时间内，中国已经由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进入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如何解决基尼系数过大所带来的执政危险？专家对基尼系数现状提出了应对措施：
1.改变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完善税收调节体系，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存量财产、投资收益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发挥。
2.运用综合调控手段，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
（1）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2）深化消费税制改革。充分发挥消费税商品课税再分配功能，对必需品适用低税率或免税，对奢侈品适用高税率。
（3）可考虑对储蓄存款利息课征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以及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税种。
3.把“富民优先”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以及解决基尼系数拉大问题的重大经济政策，对低收入者实施积极的税收扶持政策。
（1）完善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弱质产业特性，要求政府在取消农业税之后，进一步在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健全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具体讲要对农业生产资料采取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税率，降低生产资料价格，减轻农民负担。
（2）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使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我国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3）加大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支持力度，推进就业和再就业。
（4）建议开征社会保障税。
4.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对非常态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监管。
（1）加强对垄断收入的监管。
（2）积极推行存款实名制，并逐步创造条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限制非法收入。
（3）对黑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灰色收入、钻各种政策空子所得的非常态收入要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打击和取缔。
当然，在解决贫富悬殊、化解基尼系数“越警”方面，税收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必须和政府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放开二胎的背后：人口增长率
自2014年初起，全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逐步放开二胎的背后，是我国人口增长率不断出现下滑。人口增长率一般是指一定时间内（通常为一年）人口增长数量与人口总数之比。而对于我国而言，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我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虽然我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我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8来进行预测，2020年，将达到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了解一下我国人口增长的速度。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6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17万人，出生率为12.40‰；死亡人口849万人，死亡率为6.51‰；自然增长率为5.89‰。对于我国来说，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还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坚持的。
虽然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出生死亡率降低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还是不断保持较高速率的增长，在90年代后期增长速度才较为稳定。目前我国人口增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现在中国人口已经从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低自然增长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三低”人口增长模式。
第二，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将逐渐增加。从总量上来说，中国正在走出最严峻的就业困境，未来每年新增加劳动力会处于持续性下降的态势。
第三，女性初婚年龄将进一步推迟，这会持续降低人口出生率的负增长。
第四，“人口红利”会一直维持到2020年。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我国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是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
庞大的人口数量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马路拥挤、公车人满为患、住房紧张，还有产生过多垃圾、造成成环境污染，生存成本增加，教育、医疗等资源短缺，就业竞争压力大……无时无刻，我们不在受着人口增加带来的各种影响。
提到印度，相当多的中国人总难掩饰自己的“优越感”。的确，作为一个人口与中国差不多的国家，印度在主要经济指标上与中国相去甚远。但是，人口众多的印度有着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资源，这是印度可能超越中国的最大资本。而我国的人口增长中老年人的增加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会使中国面临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储蓄率下降，以及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的各种挑战。
收入并不包括上交的税：税率
税率是税额与课税对象之间的数量关系或比例关系，是指课税的尺度。历代以来，税收都是国家征收的。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时颁布算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征收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产税，以及车、船税。由于他们隐匿或虚报，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又发布“告缗令”，奖励告发逃避算缗的富人，主要是商贾，给予告发者应征缗钱之半。
在杨可主持下，告缗之风遍及全国。告缗运动使缗钱税的性质发生变化，一是课税范围由原先以现钱和车船为主扩大到包括田宅、畜产、奴婢在内的一切财产，将全部财产均按一定价格折合成现钱以充作纳税基数。二是课税对象由初时“只为商贾居货者设”，扩大到“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隐度矣，不但商贾末作也。”
《汉书·食货志下》记载，告缗运动使“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虽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打击了大商人，但也阻碍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告缗制度沿续近10年，直到国家财政有明显好转，才停止执行。
但是税收一般都会按照一定的税率收取，如美国的吃饭税：公款请客吃饭，要按饭金的50%交税，并在饭后两小时内向税务局缴纳税款。50%就是税率。如果将税率定得过高，无疑会损害百姓的收入，从而降低百姓的生活水平。像汉武帝时期过广的税基、过高的税率，最终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税率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政府希望通过税率的变化调节人们的消费行为及消费习惯。我们以烟产品的税率为例。
从2009年5月1日起，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烟产品消费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调整后，甲类香烟的消费税从价税率由原来的45%调整至56%，乙类香烟由30%调整至36%，雪茄烟由25%调整至36%。
为什么要提高烟产品的税率？因为这不但能增加政府收入，还能挽救上百万人的生命。在世界各国控烟的方式中，提高税率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因为烟草价格是影响烟草产品短期消费的最主要因素，税率提高后烟价被抬高，年轻人、未成年人及低收入者戒烟或少吸烟的几率提高。中国每年因吸烟致病造成的直接损失在1400亿元至1600亿元之间，间接损失达800亿元至1200亿元。此外，我国卷烟税负水平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明显偏低，有提升的空间。这些都为提升烟产品的税率提供了现实依据。
但是我们也能发现，烟产品的税率不可谓不高，但我们身边的“烟民”减少了吗？事实上，我国的烟民数量并未减少多少。“烟民”一旦接触了香烟，就往往会形成烟瘾，不易降低对烟草的需求。可以说，卷烟需求是一种明显缺乏弹性的需求，这导致人们对价格的上涨并不十分敏感。因此，要抑制吸烟，不能单纯依靠税收这个经济杠杆。
降低税率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作用。比如说美国经济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遭受滞胀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发展乏力。里根上台之际，美国正面临着一场“经济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经济负增长，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利率高达20%。最高税率达70%，失业率一度攀高到11.3%。里根上台之后为了振兴美国经济推出了减税政策，通过减轻企业的税率来刺激投资和经济发展。这一招果然灵验，美国的经济不仅恢复了增长，同时还增强了美国人的信心。
里根从上世纪80年代初当选总统，到他1989年离开白宫，总共8年。在他1989年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里根离开白宫前，最高税率已经降到了28%，失业率也降到了6%之内。
合理运用税收和税率的经济杠杆，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才会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对税率制定者来说应该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世界上最为悠久的股票指数：道·琼斯指数
对于金融世界，特别是投资股票的人们而言，道·琼斯指数和《华尔街日报》就是他们的圣经。当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拜伦家庭的努力，使道·琼斯公司和道·琼斯指数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继续反映着美国经济，指导着投资者们的行动。美西战争的胜利和雄心勃勃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使美国经济超越国界登上世界舞台。股票市场异常繁荣，道·琼斯指数记录了一个无可比拟的国内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时期。
道·琼斯指数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股票指数，它的全称为股票价格平均指数。通常人们所说的道·琼斯指数有可能是指道·琼斯指数四组中的第一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整个20世纪20年代是道·琼斯指数的辉煌时期。到1928年，它已增加到30种股票。那些有钱的富人们一直把股票市场看作是他们的私人领域，但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对于股市的狂热使人们想尽办法投身股市，于是他们得到一个新的极其危险的金融玩具，即定金交易。这种玩法十分刺激，人们花1美元便能买到价值10美元的股票，这使那些没有多少钱的人也参与了进来，电梯工、接线员、报童等所有人都跟金融巨头一样玩起了股票。他们为有这么多挣钱的机会而疯狂，却没有意识到市场涨得越高下跌的危险就越大。
股票价格指数就是用以反映整个股票市场上各种股票市场价格的总体水平及其变动情况的指标，简称为股票指数。它是由证券交易所或金融服务机构编制的表明股票行市变动的一种供参考的指示数字。由于股票价格起伏无常，投资者必然面临市场价格风险。对于具体某一种股票的价格变化，公开发布，作为市场价格变动的指标，投资者据此就可以检验自己的投资效果，并用以预测股票市场的动向。
道·琼斯股票指数是在1884年由道·琼斯公司的创始人查理斯·道开始编制。最初的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是根据11种具有代表性的铁路公司的股票，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计算编制而成，发表在查理斯·道自己编辑出版的《每日通讯》上。
其计算公式为：股票价格平均数=入选股票的价格之和/入选股票的数量。自1897年起，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开始分成工业与运输业两大类，其中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指数包括12种股票，运输业平均指数则包括20种股票，并且开始在道·琼斯公司出版的《华尔街日报》上公布。
1928年后，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就改用新的计算方法，即在计点的股票除权或除息时采用连接技术，以保证股票指数的连续，从而使股票指数得到了完善。在1929年，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又增加了公用事业类股票，使其所包含的股票达到56种。
除了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外，还有其他的价格指数：标准·普尔股票价格指数在美国也很有影响，它是美国最大的证券研究机构即标准·普尔公司编制的股票价格指数。
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这是由纽约证券交易所编制的股票价格指数。它起自1966年6月，先是普通股股票价格指数，后来改为混合指数，包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500家公司的1570种股票。
日经道·琼斯股价指数是由日本经济新闻社编制并公布的反映日本股票市场价格变动的股票价格平均数。该指数从1950年9月开始编制。
香港恒生指数是香港股票市场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股票价格指数，由香港恒生银行于1969年11月24日开始发表。恒生股票价格指数包括从香港500多家上市公司中挑选出来的33家有代表性且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股票作为成分股。
道·琼斯指数的目的在于反映美国股票市场的总体走势，涵盖金融、科技、娱乐、零售等多个行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目前由《华尔街日报》编辑部维护，其成份股的选择标准包括成份股公司持续发展，规模较大、声誉卓著，具有行业代表性，并且为大多数投资者所追捧。
目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30种成份股是美国蓝筹股的代表。这个神秘的指数的细微变化，带给亿万人惊恐或狂喜，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财务指标，而是世界金融文化的代号。
道·琼斯指数作为最有权威性的一种股票价格指数，被称为经济的晴雨表，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所选用的股票都有代表性，这些股票的发行公司都是本行业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公司，其股票行情为世界股票市场所瞩目，各国投资者都极为重视。为了保持这一特点，道·琼斯公司对其编制的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所选用的股票经常予以调整，用具有活力的更有代表性的公司股票替代那些失去代表性的公司股票。自1928年以来，仅用于计算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指数的30种工商业公司股票，已有30次更换，几乎每两年就要有一个新公司的股票代替老公司的股票。
第二，公布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的新闻载体——《华尔街日报》是世界金融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该报每天详尽报道其每个小时计算的采样股票平均指数、百分比变动率、每种采样股票的成交数额等，并注意对股票分股后的股票价格平均指数进行校正。在纽约证券交易营业时间里，每隔半小时公布一次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
第三，这一股票价格平均指数自编制以来从未间断，可以用来比较不同时期的股票行情和经济发展情况，成为反映美国股市行情变化最敏感的股票价格平均指数之一，是观察市场动态和从事股票投资的主要参考。
股票总的面值相对而言是固定的。如果经济行情或者人们对股市的预期看涨，大量资金进入股市，股票的价格就上扬，股票便升值，指数也上升。如果经济行情或者人们对股市的预期看跌，那么大量的股票持有者就抛售手中股票，换取现金退出股市，于是股价下跌，指数下降，整个股市内的资金总量快速减少。所以不论是上学的小孩，还是不懂股票的年轻人，他们炒股没有像那些专家一样去看公司的财务报表，去看产品的创新，他们看的是股票指数。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消费者信心指数
2008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对日益肆虐的全球金融危机，温家宝总理说道，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这句话给全世界人们合力走出经济困境打了一支强心剂。信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下，牛年新春消费市场的涨跌走势愈加受到关注。外界预期2009年中国经济增幅将大为放缓，但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消费市场，仍可以看到令人吃惊的购买力和西方难见的消费信心。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6%，城乡消费旺盛。在春节期间，各地商家抓住商机，全面开展了营销促销活动，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各大商圈在岁末营业至零点左右，虽然国内外游客减少，但本地消费强劲，主要商街人潮涌动，节日气氛浓郁。
一边是寒冷的金融危机，一边是拥堵的消费人流，我们不禁疑惑，这是“最后的疯狂”么？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美国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中国也受到冲击。但是中国人的消费在春节期间并未受到大的影响，消费信心依然较强。有调查显示，80%以上的居民在过年节消费方面与上年相比持平或者稳中有升，有19%的居民年节消费比上年压缩。
由于受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2008年春节期间各地生活必需品价格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而2009年的情况则不同。商务部监测，黄金周期间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粮食、食用油、猪肉和鸡蛋等价格基本保持平稳。价格平稳更促进了民众的消费热情。在春节黄金周（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00亿元，同比增长13.8%，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
一份调查数据表明，2009年消费信心较弱的居民中，76%选择减少外出就餐来压缩开支，73%可能推迟采购计划，等待商场大降价，60.9%可能取消旅游计划，57.9%考虑减少去酒吧、卡拉OK、看演出和电影的次数。此外，45.5%的居民可能推迟买车，23.2%的居民将选择网上购物节省开销。
毫无疑问，尽管大家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清醒的判断，但是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大多数百姓对2009年经济发展还是有信心的，认为中国有能力应对暂时的压力。这股信心是我们走出金融危机影响的重要保证。
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产生是社会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战结束初期，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步复苏，美国国民的收入和消费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学界一度比较担心，战后的一段时期里美国将会出现30年代大萧条时的那种紧缩和失业状况，但是实际情况却与政府和学界的意料大相径庭：消费者显示出了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极大信心，突出表现就是他们将不断增长的收入投入消费，社会总需求迅速扩大。消费大增的同时储蓄率从1946年第一季度的11.7%，降低到1947年第二季度的2.2%，这是美国50年来纪录的最低点。旺盛的需求使1946年美国经济不仅没有衰退，反而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由此，经济学界开始关注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与宏观经济进程的关系。
在20世纪40～50年代，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变化，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基础上，经济学家对消费与收入的相互关系从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补充和修正，出现了从相对收入、持久收入、生命周期、消费品存量等方面与消费支出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说，以及流动性约束、未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支出影响的假定。
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向人们揭示了消费者行为不仅是具有攀附性，而且随着收入的不断增长、信贷制度的不断完善，具有前瞻性。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在计划消费时，不仅仅是根据当前的收入水平，而且还依据对未来可能收入的预期。如果未来的就业稳定，收入提高足以抵补物价上涨，这种乐观的预期可以促使消费者大胆消费甚至不惜借钱消费；反之，如果消费者认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为了预防意外不测对家庭的影响，就会降低目前的消费转而增加储蓄。消费者预期在做出消费、储蓄决策时起着决定的作用。
1946年，美国联邦储备局进行了一次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调查，调查的初衷是搜集居民家庭的资产和负债资料。尽管当时是出于技术手段的需要首先询问消费者对经济形势、就业、物价、利率的看法，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对消费者的看法和预期的调查是一种创新。后来人们将这种情绪称作消费者信心。经过实践的检验和不断发展，消费者信心指数逐渐被社会认可并接受，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极受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
年轻人为什么买不起房子：房价收入比
在武汉工作的张阳很郁闷，眼瞅着武汉的房价不断攀升，早已经超过他的心理承受底线——5500元/平方米。对于毕业两三年的他来说，即使想买个5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也很难。
张阳毕业后通过事业单位招聘考试来到沌口某学校任教，又与沌口某企业的小吴谈上了恋爱，他本以为幸福生活将拉开序幕，却没想到因为那遥不可及的房子，他的美好姻缘还没怎么开始就走到尽头。走在街头，望着林立的高楼，张阳不知道自己的情感归宿到底在哪里？在高房价面前，爱情也在经受着考验，房子却成了爱情的入场券。
张阳与女友，两人月收入共4000元左右。按照当前的房价水平，买房子对他们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过武汉的房价会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打着滚儿地往上翻。
在武汉中心城区内，一套80平方米、单价6500元/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50多万元。这对像张阳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难以承受，房子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当今中国的房价之高，超过了普通老百姓的购买能力。对于房价与老百姓购买能力的一个国际惯用指标是房价收入比，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以故事中的张阳为例：一套普通新房平均50多万左右；张阳和女朋友加在一起的年收入是4.5万；两者相除，房价收入比已经超过11。
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被认为是比较正常的。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可知，2007年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远高于国际上普遍认为的正常水平。中国的房价高到什么程度，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数据：美国目前房价中位数是20万美元，约200平方米的别墅，相当于美国中等家庭收入的4倍。而中国呢？
我国各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不平衡的，中小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多在6倍以上，属于房价过高的范畴，据调查，全国大部分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超过6，其中北京、沈阳、贵阳、南京、广州、大连和西安的比率都超过了10甚至更高。
房价收入比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房价过高。仔细分析起来，中国的高房价，是“众力”合推的结果。
其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房子是稀缺资源，中国拥有13亿人口，而这自然成为了中国人购房的硬需求，其硬需求产生的购买力自然可以预见。如此巨大的内在需求使得中国的房价不会太低。
其二，地方政府从房地产发展中谋得的好处。地方政府热衷房地产的目的，在于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头”，因为政府垄断城镇的土地资源。正是在这种体制和机制的刺激下，地方政府自然要拼命地炒高地价，绞尽脑汁使商业用地价值最大化。
其三，房地产暴利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追求最高利润是资本运营的唯一秘密，房地产商为保持高利润，通过恶意炒作，囤积居奇，积压闲置土地，控制房源供给，联手哄抬房价，从而达到榨取购房者最大的利润。
《南方周末》中曾有一篇文章曾指出“深圳2007房价暴涨背后的秘密”：最近两年，一些大城市的楼价如同坐火箭一样狂升，普通民众只能望楼兴叹。一个楼盘的市值甚至可买下整个伊利集团，“不是伊利的价值被低估了，就是楼盘的价值被高估了。”
其四，炒房团是高房价的潜在推力。如“温州炒房团”举世闻名，他们资金雄厚，集团运作，在各地房地产市场频频出手，如飓风一般攻城略地，所到之处房价急升。
其五，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为高房价推波助澜。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处于持续升值或升值预期中，吸引了大量国外游资流入了中国市场，这就是国际热钱。这些“游资”的目的就是赚钱，根据资本的“洼地效应”，哪里预期有利润就会冲到哪里。我国各城市的房价持续攀高，使得国际热钱越来越集中到房地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房价跌不下来。
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内在需要，然而，在高房价面前人们却显得有点无可奈何。尤其对于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面临着“成家立业”的人生任务，或自掏腰包或父母赞助，竭尽全家之力去买房，成为事实上的房奴，背负高房价的压力。对于没有买房的人们来说，高房价更是一道拦路虎，“买房梦”似乎永远也圆不了。
供需平衡理论表明，要达到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平衡，只有让房价降到合理的水平，让房价收入比达到合理的水平，才能让中国大多数百姓真正买得起房子。
真正属于你自己的钱：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作为一项经济指标，是指个人从各种途径所获得的收入的总和。个人收入反映的是个人的实际购买水平，预示了消费者未来对于商品、服务等需求的变化。个人收入指标可以用于预测个人的消费能力，是对未来消费者的购买动向及评估经济情况好坏的一个有效指标。
2010年3月18日，美国知名媒体福布斯杂志中文版率先发布了2009年中国名人榜。姚明继2008年以5600万美元（按照当时汇率折合大约38780万元人民币）年收入位居排名榜首之后，在2009年姚明同样以35777万人民币的收入继续雄踞所有排名榜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刘翔的个人收入依然稳居第二名，以1亿3028万傲视姚明之外的“名人榜群雄”。
此外，我们所熟悉的明星还有：章子怡7800万的个人收入虽然无法和姚明相提并论，但还是相当可观；易建联的个人收入从2008年的2900万人民币上升至2009年的3710万；而郭晶晶的个人收入也达到3050万；乒乓名将张怡宁的个人收入达到1345万元，王励勤个人收入达到1150万；而林丹的个人收入则为1475万。
近年来，个人收入的多少被看作是身份的象征，于是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收入排行榜。不管是哪种排行榜，也无论在排行榜中位居第几，能在榜上留名的人物，他们的个人收入都非常可观。姚明这些明星们的收入如此之高，当然也是和他们的辛苦付出以及明星效应成正比例的。
总体说来，个人收入提升总比下降的好，个人收入提升代表经济景气，下降当然是放缓、衰退的征兆，对货币汇率走势的影响不言而喻。如果个人收入上升过急，央行担心通货膨胀，又会考虑加息，加息当然会对货币汇率产生强势的效应。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个人收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工资总额，二是工资外收入。关于工资总额很好理解，就是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报酬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工资等。而工资外收入则是指职工在工资总额以外在本单位内和单位外获得的现金或实物，主要包括保险性福利费用、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
个人收入主要反映了居民的收入情况。随着全国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人们的个人收入水平也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在个人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个人可支配收入”比单纯的个人收入更有价值，因为它代表每个人可用于消费支出或用来储蓄的货币金额。个人可支配收入指个人收入扣除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不动产税、人头税、汽车使用税以及交给政府的非商业性费用等以后的余额。
国家统计局于2009年7月27日公布上半年的居民收入情况，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1.2%，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8.1%。调查资料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
但是很多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增长之快，与他们自身的真实收入相比，存在很大偏差。其实制约公众工资增长和消费“感觉”的，不单是收入和消费的绝对增长幅度，还有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保险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与保障。目前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却始终难以让人乐观——昂贵的医疗救治、动辄大谈市场化的教育、坚挺飞涨的房价犹如三座大山，压得在俗世中生活的人们喘不过气来。尤其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人们生存的状况更是步履艰难。如此情境下，可支配收入自然感觉不到涨；消费支出，更是分分都要花在刀刃上。
我们的个人收入是在不断增长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个人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国的GDP也在不断攀升，只是近些年来个人收入的增长幅度多数年份低于GDP的增长，居民最终对GDP的分享逐年减少，因此，居民个人收入与GDP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政府部门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居民收入上，让更多人能从GDP的增长中分得一杯羹。
2009年，网络上兴起一个词，即“被增长”。它是一位网友在某网站的博客上提出的。所谓“增长”，也就是说统计数据显示工资增长，但实际并没有，呈现出“幸福”的假象。这一感受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
民间更有顺口溜准确地描摹了这种情况：“张家有钱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下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显然，这种被增长真切地透露出民众的怨气。
为什么有的职工工资不到1000元，但是公布的平均工资却可能达到1500元（某些地区甚至达到2000多元）？
国家统计局2009年发布的信息显示，截止到2009年6月份，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4386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2.9%。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2%，农村居民增长8.1%。
在世界经济陷入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收入增速居然如此之高，让很多国民都感到不可思议。统计数据背后，人们感到工资被高估，即前面提到的——工资被增长。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希望弄清“被增长”的原因。根据统计局相关官员的解释，这一问题主要应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1.工资统计范围过窄
统计显示，中国大约有3亿在城镇就业的人口，目前工资统计只涵盖了约1.3亿，还有1亿多私营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人员被排除在统计之外。当前，很大部分私营企业人员收入尚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所以他们感觉“被增长”的心理最为强烈。
2.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较大
个别热门行业职工年均工资高达上百万元，有的行业的工资水平却不过一两万，甚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例如，我国的金融行业平均工资就居于工资榜首，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则在较低水平。最高平均收入和最低平均收入能达到上百万的差额。
3.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是平均数
由于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是由统计部门根据每个单位上报的数据汇总计算得来，即用各单位全年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除以同口径的职工年平均人数，计算出职工年平均工资。在计算中，会将工资间的差距抹平。例如，一个年薪达到百万的高级职工，就可以将几个低收入的职工的工资带起来。工资的平均数也就会远高于后者的实际工资。
4.个别地方政府的“数字腐败”
相关人士指出，现行的统计体制管理上也有问题。个别官员为体现政绩，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一些地方政府的“干预”，影响了数据的真实性。正是所谓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