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先期到达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从此时开始直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东渡黄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里工作生活长达13年。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退关中；1937年1月，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和中央机关迁入延安。延安从此变成了革命大本营、总后方、红色首都、中枢神经，延安模式随之开启。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问题萦绕心头：究竟是延安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了延安，抑或是二者相互倚重？陕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沟壑纵横、群山绵延的自然环境，也有纯朴善良、坚韧不拔的父老乡亲，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许多根据地遭受敌人严重破坏，红军难以立足，不得不背井离乡、长途跋涉之时，这里的革命之火却依旧熊熊燃烧；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更是对边区进行了由内到外、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如果没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就无路可走？是不是就被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势力消耗殆尽？我们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从长征前的历史，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前四次反“围剿”的力量对比和最终结果来看，只要有正确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即使数倍于红军的敌人也无可奈何。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命运的转折，是红军命运的转折，是中国革命命运的转折，也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转折，形成了正确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了军事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已经变成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的钢铁之师。毛泽东说过：“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1]中国共产党治理延安的13年，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3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大为改善，人的精神面貌昂扬向上。美国远东问题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辛格指出：“我坦白地讲，延安是中国千百个城市中的一个城市，因而它不可能完全脱离掉中国的现状，因之我不能毫无根据地把它誉为人间天堂；然而我必须肯定地说：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光明的指针。延安，这是一个多么充满和平景象的地方！”路易·斯特朗也热情地说道：“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的确，延安的方向，是解决远东与中国问题的具体真实的方向。延安是好地方呀！但红军抵达陕北以前，那里是个破落的贫穷的僻地，现在中国共产党把那里的农村建设好了，人民正享受着和平安定而富有劳动美德的正常生活。”^[2]

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结晶，都是中国共产党高贵品质、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我们讴歌这种精神，就是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历史情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努力奋斗！

非常感谢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延安精神”系列丛书出版项目和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2015A004）的资助。本书由田建军和研究生张晓朦共同完成，其中田建军负责全书框架设计和最终统稿，并撰写第一章中“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张晓朦承担了第一章“社会建设理论的历史发展”和第六章的写作。另外，非常感谢陆卫明教授的悉心指导和本书编写组所有成员的集思广益，感谢王小康博士就书稿与我们展开的多次讨论，感谢贺娜同学在资料搜集方面的鼎力相助。最后，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侯苗苗女士的辛勤工作。在写作中，我们吸收了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参考了许多同行专家、学者的论著，未能在参考文献中一一列出，谨在此深表谢意。

尽管我们为完成本书付出了极大努力，但由于学识水平、理论视野、分析能力所限，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1]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2] 《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