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减租减息到土地制度变革

旧中国及国民党统治区始终坚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也进行局部的二五减租，但由于地主转嫁、劣绅威胁、政府预征、军队掠夺等恶习盛行，农民负担不仅未减反而更加沉重，地租在有的地方占20%，而在某些地方则高达80%。据陈伯达估计，中国的地租总量占收成的50%—60%，而且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期，地租不断增加。^[2]因为租高税重，大多数农民很少有维持生存以外的剩余，甚至连生存都难以维持。极少数农民可以通过节约而有所积累，而在农村社区的歉收年份就没有储备可以利用，或者在遇到婚丧时又需要额外支出。“革命以前，在安塞四区，三个地主占有了全区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其中一个，拥有接连的十八个庄子为他私产。这些村庄里居住的农民，都为一个地主服役，他们中间有三分之二是终年过着半饿的生活，但是，地主的牛马却整天地嚼着荞麦。”^[3]总之，最贫困的农民在经济上是受地主阶级支配的。此外，由于内战、政治腐败和没有法治，整个农村经济处于衰败中，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愈来愈多的农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适应形势发展，废除十年内战期间奉行的“耕地归农”方针，在土地已分配区域，欢迎地主回乡，分给以耕种必需的土地与窑房，“但已经没收了的土地不应还原，分配了的房屋不得翻案，已取消了的租债不许再索取。如乡村公地当地已分配完者，得在他乡公地内分以每人应得的土地”。^[4]在土地未分配区域则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和农民交租交息政策，既改善了农民生活、缓和了阶级矛盾，又抓住了人心、赢得了支持。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时曾指出：“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5]1937年，陕甘宁边区共包括五个分区，即延属分区、绥德分区、关中分区、陇东分区和三边分区，“各个分区都有部分地区未分配土地”。^[6]“这些地区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以同宜耀县为例，全县仅有耕地六万余亩，地主即占四万二千九百余亩，达百分之七十强。土地的这种高度集中充分说明了农民受地租剥削的普遍性和残酷性。绥德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区，租额更高，最高达全部收获量的百分之四五十，即劳和不劳各得其半。由于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多风少雨，气候干燥，沙化严重，沟壑纵横，自然灾害多，土地贫瘠，歉收荒年多，佃户经常交不足租子。一旦出现欠租现象，就会背上几辈子还不清的欠租重担，农民生活陷入极度困境。在租佃关系上，还有一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即许多佃户租种的土地，实际是他们自己的土地。过去因为生活困难，出卖或典给了地主。虽说随时都可以赎回来，但多数农民无此力量，典地实际也成了卖地，只好向地主租种原来属于自己的土地，祖祖辈辈挨穷受剥削。”^[7]减租减息条例颁布初期，由于很多干部对地主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农民也因为地主威胁、害怕失去正在租种的土地而裹足不前，所以政策执行很不到位。为解决这些问题，1942年，中共中央先后公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成立土地问题专门委员会处理边区土地纠纷，明确规定出租人不得任意收回租地，从而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减租运动迎来高潮。据统计，陇东地区庆阳、合水、镇原3个县17个乡共有佃户432户，承租土地22500余亩，经过减租，免去1939年以前欠租405石，退回1942年以前多收租子71石，本年减租282石，合计纯收益达700多石。在当时对佃户来说，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庆阳6户佃农靠减租等收入，从地主那里换得了200亩土地，其中4户成了自耕农；米脂民权区也有一些佃农在1941—1944年期间，同样用减租等收入买地133垧，使7户贫农上升为中农。减租后的一部分地主，出卖或出典土地，转而经营工商业或合作社，如米脂、绥德等县就有18家地主，在1942—1944年典、卖土地886垧，占他们原有土地数量的20%，将全部所得作为资本投入了工商业或合作社，逐步变成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抗战胜利后，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毛泽东曾指出：“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的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贯彻中央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7月16日发布《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在充分肯定减租减息政策成效的基础上，指出以往工作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展不平衡，查租流于形式，地主任意倒佃、撤佃、假典、假卖、改定租为活租、明减暗不减、恐吓农民等，要求各地积极发动群众，进行一次彻底的查租保佃运动，使党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针对绥德、三边、陇东各区的实际情况，边区政府派出三个工作组监督检查。在这次减租查租中，群众又一次获得巨大利益，如庆阳地主王铨，经过清算斗争，应退租1453石，折地519亩，分给了农民；镇原孟坝区在清算大恶霸李某时，也索回土地千余亩。总计庆阳、合水、镇原三县2240家佃户，几年来从地主手里收回过去多交的租子折合土地共55900余亩。经过清算、减租、退租和开明绅士自愿献地等活动，到9月底，边区未经分配土地的县乡，已有50%的土地转入农民手中。解决了土地问题，农民的负担也随之减轻了，据资料统计，“延川禹居区三乡，过去贫农每户每年的负担约六十元，现在只有九元左右；过去中农每户每年的负担约二百五十元，现在只有十七元左右；过去富农每户每年的负担三百元到伍佰元，而现在则只有二十五元到三十元。前后比较竟相差十倍”。科学的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35年以前，安塞四区四乡的农民，“每垧地每年收成二点九斗，到了一九三八年，则收成三点七斗，一九三九年又增加到四点四斗。所以这个乡的农民，在一九三八年出的救国公粮只有三十七石，到了一九三九年他们自动地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六十六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