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精神概念的提出

形成一种概念并进行科学界定，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逻辑学认为，概念是对客观事物特征一般、本质的反映。延安精神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1940年5月，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考察延安后，曾感慨道：“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共党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8]尽管未能明确，但他毕竟是思考这个问题的第一人，而且还概括出延安精神中包含的廉洁奉公、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的主旨，实属难能可贵。

图2-3 毛泽东与黄炎培

图2-4 边区群众欢迎陈嘉庚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县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9]

1945年7月，黄炎培考察延安后，写成《延安归来》一书，他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10]高度肯定延安社会实践中所孕育的精神及其价值。

1949年10月，毛泽东复电陕甘宁边区人民时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1]

1968年5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社论，指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把延安还是西安比作革命还是反革命，以此来教育我们划清敌我界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胜利斗争的革命中心；西安，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一个反革命重要基地。延安和西安的斗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是关系着中国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在长期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精神。”尽管文中“左”的倾向比较明显，但“延安精神”的概念却是首次被明确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