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社会建设理论
“社”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指的是祭祀的场所，《诗经·小雅》中有“以社以方”。后人注疏道：“社，五土之神，能生万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共工氏有子句龙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后土，土官之名，故世人谓社为后土。杜预曰：在家则主中霤，在野则为社。”《白虎通》中有：“人非土不立，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礼·祭法》中有：“王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礼记·郊特牲》中有：“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会”则是聚集之意，《广雅·释诂三》中有：“会，聚也。”可见“社”“会”在中国古文化中表示原始的宗教活动。
学术界自觉关注群体关系和社会问题，应该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周易》《诗经》《尚书》等文献，其中以儒家经典最为突出。儒家民贵君轻、先富后教、明德慎罚、济荒治乱的社会思想对后世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稳定影响很大。
孔子天才地描绘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与孔子的理想主义不同，孟子则直接关注缓和社会矛盾的途径，他指出：“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历代开明的统治阶级都会在民生建设方面有所关注。比如隋朝开皇五年，根据度支尚书长孙平的建议，“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建立义仓，预备灾荒。后来，义仓由当社移至郡县，管理亦属官方，义仓谷物的来源也不再拘泥于“劝课”，而改为三等定额的赋税，但其赈济灾荒的职能未变。义仓的建立，是我国古代备荒仓廪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备荒救荒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也表明封建国家对保障自耕农生产与生活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唐代仓廪制度更加成熟，已形成太仓、正仓、转运仓、军仓、常平仓、义仓六大基本类型，基本职能大体有兵饷、官禄、平准籴粜、赈济赈贷四项。在诸仓中，平准籴粜由常平仓负责，赈济赈贷则是义仓的职能。两宋时期，中央政府专门设立“福田院”“居养院”“养济院”“广惠院”等一系列具有公共性质的救济机构，扶危济困。
近代以后，社会建设概念初步引入，社会建设思想迅速发展，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都有精辟的理论分析。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拉士梭尔曰：‘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窃也、盗也。’此等言论，颇耸听闻。虽然，吾中国固夙有之。”[16]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尽管社会建设实践收效甚微，但他有丰富的民生主义思想。他说：“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社会主义中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经济问题。这种问题，就是一般人的生活问题。因为机器发明以后，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机器夺去了，一般工人不能够生存，便发生社会问题。所以社会问题之发生，原来是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故专就这一部分的道理讲，社会问题便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主义便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人与人争，究竟是争什么呢？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到了共产时代，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便可以免去人同人争。所以共产主义就是用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而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民生问题既然如此重要，那怎么解决呢？孙中山指出：“余所以主张民生主义制度者，盖欲用一种制度，使国民对于国事发生直接之兴趣，愿全国人民皆享受其生产之结果。余更愿国家对于直接管辖之税源，得到其所产利益之全部。凡铁路、电车、电灯、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地产收入与矿产收入，为国家收入之渊源。按国家之收入共分三种：第一，为地价税，此最易施行于中国。第二，为铁路收入。因此种铁路，将由政府直接管辖，故其全额收入，将供政府之使用。第三，为矿业收入。以上之三种收入，大抵可以即时征收，且极便利。其他尚待开发之税源，则有各种公共兴办之事业如自来水、电厂、瓦斯、森林是也。综上述之各种收入（地价税、铁路收入、矿业收入），将供给国家政费之需要而有余，然后举其余额，以兴办教育及最要之慈善事业，如养老恩俸、收养残废跛瞎之人。吾人应注意青年之养育与衰老羸弱之安抚。”[17]“尝考社会主义之派别为：一、共产社会主义，二、集产社会主义，三、国家社会主义，四、无政府社会主义。”“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分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者，然则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18]“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物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19]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他认为，“只要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对于平均地权，孙中山指出：“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究竟地价是什么样定法呢？依我的主张，地价应该由地主自己去定。比方广州长堤的地价，有值十万元一亩的，有值一万元一亩的，都是由地主自己报告到政府。至于各国土地的税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地价值一百元的抽税一元，值十万元的便抽一千元，这是各国通行的地价税。我们现在所定的办法，也是照这种税率来抽税。地价都是由地主报到政府，政府照他所报的地价来抽税。许多人以为地价由地主任意报告，他们以多报少，政府岂不是吃亏吗？譬如地主把十万元的地皮，到政府只报告一万元，照十万元的地价，政府应该抽一千元，照地主所报一万元的地价来抽税，政府只抽一百元，在抽税机关一方面，自然要吃亏九百元。但是政府如果定了两种条例，一方面照价抽税，一方面又可以照价收买。那么地主把十万元的地皮，只报一万元，他骗了政府九百元的税，自然是占便宜；如果政府照一万元的价钱去收买那块地皮，他便要失去九万元的土地，这就是大大的吃亏了。”“地价定了之后，我们更有一种法律的规定。这种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从定价那年之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涨高，各国都要另外加税，但是我们的办法，就要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因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国民党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对于节制资本，孙中山的本意是节制私人资本而扩大国有资本，他指出：“殊不知民生主义，并非均贫富之主义，乃以国家之力，发达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之专制。”“美、英各国皆受资本家专制之害，总统岁俸不过十万，而资本家之一法律顾问岁俸至三十万，可知资本家之势力矣。至议员又多为资本家所收买。中国十年以后，必至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惟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此则兄弟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之微意也已。兄弟欲办铁路，每主张铁路国有，是国家社会主义，为民国富强之基。”[20]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黄炎培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思想和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影响很大、意义深远。这些人试图在不触动既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土地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发展教育、医疗、治安等事业，来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个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社会，应该从事以恢复法制礼俗和维持社会秩序为任务的乡村建设运动，避免武力。他自1929年起在河南辉县开办村治学院，1931年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融伦理、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政治、治安于一体（“政、教、富、卫”合一论），实验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乡学、村学，既是乡村自治机关，也是乡村教育机关；由乡村学校统一政治、经济和武装事业，提倡组织各种合作社，并从事农产物优良品种的推广，但结果收效甚微。晏阳初指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农民的“愚、贫、弱、私”，主张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他于1923年在北京建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6年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经过四年准备，1930年正式进入实验期，采用学校、社会和家庭三种教育方式，大力推行上述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但也没有太大起色。到1937年前后，乡村建设运动基本失败，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平手段并非拯救农民的治世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