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生产运动的缘起

1938年10月随着武汉的失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调整对华政策、国民党战略方针的改变、中国共产党自身情况，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因素，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和发展了大生产运动，解决抗战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

一 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策略上作了重大调整，将其在战略进攻阶段对国民党的政策由“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军事上已基本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上，接连对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和残酷的“扫荡”。

随着八路军实力的迅猛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游击战的积极展开，侵华日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日本在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活动的同时，把进攻的矛头重点指向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企图分割、封锁、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

为粉碎华北日军的全面进攻，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抗日战局更有利的发展，遏制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倾向，并影响全国抗战局势的好转，1940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决定集中八路军第120师、第129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以破坏华北敌占区的交通线和据点为重点发起大规模进攻战役。此战被称为“百团大战”，历时105天，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先后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

遭受沉重打击的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扫荡”，并实施“烬灭作战”，对粮株、房舍及其他物资设备进行彻底破坏，也就是最初形式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1]“三光政策”给华北抗日根据地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最困难时根据地面积缩小1/3，冀中、冀南、冀鲁豫、鲁中、冀鲁边等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有的还变成了敌占区，人口由5000万锐减至25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至34万，财政经济极端困难。

日寇的疯狂进攻和破坏给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与社会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在这样艰难的时期能否克服严重的困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艰巨任务。对此，毛泽东曾这样说道：“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2]

二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不仅多次制造反共摩擦，而且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妄图切断边区与外界的一切经济来往，困死、饿死边区政府，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

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对边区政府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边区与国民党区域货物流通也几乎完全停止，除了日常的基本消费品，任何必需品（如布匹和棉花等）都在禁运之列。“边区产的土产和皮毛、甘草、毛织品都以各种办法阻止运出。尤以边区食盐，彼等则以操纵限制等办法阻止食盐自由流向国民党区域。”^[3]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并决定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同时还陆续制定并秘密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在军事方面则形成对边区的大军压境和包围之势。“1939年，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北线有第22军、新编第1军、第4军等3万人；西线有第42军、第57军、第11军、第12军、第81军等10万人；南线有胡宗南的第1军、第3军、第16军、第17军、第36军、第90军、第93军等近18万人。”^[4]

边区财政以1941年皖南事变为节点，前一节点财政政策是争取外援以休养民力，后一节点财政政策偏向生产自给。在争取外援上，大部分是国民政府拨发的八路军军费，每月份给后方一部分作为财政收入。“1939年的边区全年收入共为880余万元，中央协款竟占790余万元，约占全部收入的90%。1940年的中央协款为726万元，海外侨胞捐款为30余万元。共占全年总收入的一半。”^[5]但是，这种局面只是维持了较短的时间。1940年11月19日，军需局面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谓奉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命令，从本日起停止发给八路军军费。从1940年冬天起，国民党完全停发了八路军每月60万元的军饷和边区政府的津贴。

在这一时期，来自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对边区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6]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发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解决经济和财政困难，才能坚持抗战。

三 边区自身的自然社会环境

陕甘宁边区之所以会开展大生产运动，除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之外，还必须考虑到陕甘宁边区自身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方面。陕甘宁边区地处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属于干旱寒冷的大陆性气候，全年都干旱少雨，雨量只有400—500毫米。这里山多土松，能耕作的地方非常分散，土地质量也相对较差，农作物一年只能熟一次，且只适合谷子、高粱、豌豆等杂粮作物的生长。该区是自然灾害频发区，连年遭到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的交相袭击。抗战时期这种自然灾害尤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边区各地“1939年受灾面积614965亩，受灾人口41177人，损失粮食55884石；1940年受灾面积4298312亩，受灾人口515145人，损失粮食235850石；1941年受灾面积603558亩，受灾人口90470人，损失粮食47035石。”^[7]陕甘宁边区自然环境很恶劣，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生产落后，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入超状态，边区经济和财政历来就很困难。

社会环境方面。为了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大量军队进驻边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大批热血青年和革命志士从沦陷区、国统区、海外各地奔赴边区；也由于战乱和灾荒，一些地区的难民也大量涌入；边区的脱产人数急剧上升，出现了严重的粮食问题。“1937年前后脱离生产的机关部队人员最多不过三万人，需粮有限。计1937年征募14197石。1938年，大后方学生大批涌进，边区人数大增，征募15955石，采购16700石，合计32655石。1939年国内形势开始逆转，边区边界不断发生摩擦事件，从前方开回一批部队保卫边区，后方学生仍继续来延安学习，人数约增至四万多人，是年征募52251石，采购24400石，合计76651石。”^[8]据有关数据统计，1944年边区部队有75011人，除去骑兵旅、警三旅、三八五旅18200人是原来留守部队，其他56811名均系1939年国民党反共高潮后调回后方。由于非生产人员的不断增加，使边区的粮食需求量也大大提高了，用于购买粮食的支出也不断增加。这无疑加重了边区的财政经济负担。

总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以及边区自身的自然社会环境等原因，边区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这不仅严重影响到抗战甚至影响到边区的生存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以农业为主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迫在眉睫。

1939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对第一届参议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要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同时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抗战力量，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9]明确提出：1939年应扩大耕地60万亩，增加棉麻一倍生产；为达到生产任务，必须广泛地提高劳动热忱，发动妇女学习生产，奖励劳动英雄；发动一切机关学校和后方部队实行自己耕种，以达到粮食蔬菜自给。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指出：“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二百万居民，还有四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二百零四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10]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所做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回顾“大生产运动”时指出：“1939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那时，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11]以1939年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为标志，一场以“自己动手、保障供给”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方针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由此拉开了序幕，上演了一场军队、机关、民众齐上阵，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革命性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