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产品内分工影响要素相对需求、价格的理论研究

本节重点梳理有关国际产品内分工影响要素相对需求及相对价格的各理论分析框架和模型，剖析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作用机制、传导途径及制约因素。各种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的设定略有不同，如有的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也有少数以发展中国家为本位；有些模型仅包含一个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及进行产品内分工；有些则设定有两个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但仅其中一个部门参与产品内分工，另有一些假设两个产品部门都可以参与产品内分工。本书以下部分将根据模型的不同设定、从单一到多元分类阐述有关国际产品内分工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重要理论研究文献。

一 单一产品内分工模型

（一）F—H模型

一般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发生后，当发达国家将低技术工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时，会降低母国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但会增加东道国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菲恩斯特拉和汉森（1996a）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最早建立理论分析模型（F—H模型），指出，跨国外包会同时提高两国的技术密集度，从而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并最终扩大两国内的工薪差距。

F—H模型以 DFS模型（Dornbusch et al., 1980）为基础，假设一个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相对富裕）和一个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富裕）用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和资本三种要素生产一种制成品，且该制成品由连续性中间产品无成本组装而成。把这些中间产品根据技术密集度从低到高按序排列，两国根据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国际产品内分工，发达国家将专业化生产技术密集度相对较高的那部分中间产品，发展中国家则专业化生产技术密集度较低的剩余部分中间产品。

当因为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存量相对增加，或发展中国家发生中性技术进步时，两国间的分工发生变化，一部分在发达国家属技术密集度最低区段的中间产品生产活动将离岸到发展中国家进行，而这部分中间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却属于技术密集度最高区段。因此，新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间产品生产活动平均技术密集度都有一定的提高，两国国内都将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随之扩大。菲恩斯特拉和汉森（1996a, 1996b, 1999, 2003）的系列实证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理论观点。另外，菲恩斯特拉（1998）进一步指出，外包的影响类似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外包的要素偏向性决定了其对不同要素的作用。

（二）塞文·W.阿恩特的2 ×2 ×2分析框架

阿恩特（1997）的研究结论与F—H模型完全相反，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下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离岸并不会对就业与工资造成冲击，反而会使两国的劳动力工资相对上升。

图2-1和图2-2分别代表发达国家A国和发展中国家B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后的工资变化情况。假定国际产品内分工模式为：A国和B国均为小国，产品内分工前后价格不变；两国生产两种产品Y与X，其中，Y为资本密集型产品，X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技术进步作用下，劳动密集型产品X的生产可分解为两个阶段、资本投入相对密集的X1阶段和劳动投入相对密集的 X2阶段；产品内分工发生后，A国将集中进行X1阶段的生产，B国将主要承接X2阶段的生产。

对发达国家A国（见图2-1），国际产品内分工前，由等产量线Y0和X0决定的相对工资率为（w/r），即图2-1中与等产量线Y0和X0同时相切的直线斜率，在该工资率下，Y产品与X产品的扩张线分别为从原点O出发的射线y与x。产品内分工发生后，A国将劳动投入相对密集的X2阶段离岸至B国，国内只剩下X1阶段，在原（w/r）的要素相对价格下X部门的生产扩张线调整为x1，专业化分工降低了X产品的生产成本，单位价值等产量线X0向左下角内移为X′。新的均衡要素相对价格变为（w/r）′,（w/r）′线也同时与Y0及X′相切。（w/r）′线比（w/r）线更陡峭，意味着劳动工资相对上升。国际产品内分工后，发达国家的劳动相对工资会上升。其机制在于：分散化生产使产品X的生产成本更低了，由于产品X的价格没有变化，因此，产品X的生产利润升高，导致更多的生产要素从产品Y的生产转移到产品X的生产上。尽管X1的生产已经比原来产品X要使用更多的资本，但X1这一生产阶段在发达国家仍然比产品Y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当资源从资本密集型行业向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时，劳动的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引起工资率上升。工资率上升进一步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最终使产品Y的生产和产品X1的生产上都出现比原来更高的资本劳动投入比。在图2-1中表现为产品Y的等产量线和新的产品X等产量线即X′与等成本线（w/r）′的切点均比原来高，或者新的产品X和产品Y的生产扩张线均处于原来的生产扩张线的上方（y′、x1′比y、x1的斜率大）。为此，阿恩特进一步指出，国际产品内分工发生后，发达国家的总就业量并不减少，只不过存在一定的就业结构调整，从X2到X1，少量从Y到X1。而且这一就业调整带来的阵痛要低于行业间调整所带来的摩擦，因为多数是行业内的甚至可以说是公司内的一些调整。

相应地，对发展中国家B国（见图2-2），国际产品内分工前由等产量线YM0和XM0决定的相对工资率为（w/r）M。国际产品内分工后B国将从事劳动投入相对密集的X2阶段的生产，类似发达国家的生产调整机制，新的均衡要素比价为（w/r）M′，即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也提高了。

为此，阿恩特（1997）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对要素相对价格的影响类似于部门偏向型技术进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假设产品内分工仅发生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最后劳动工资提高了。

（三）F—H模型与阿恩特（1997）分析框架的比较

F—H模型与阿恩特模型（1997）的结论完全相反，而且前者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对要素价格的影响依赖于离岸环节的要素偏向性，后者却认为，决定于离岸的部门偏向性。深入剖析两者的研究前提与假设，可发现两者并不矛盾，结论的差异源自前提的不同。F—H模型中包含经济紧密联系的两个国家，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由两国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获得，即价格内生。正如克鲁格曼（2000）指出，他们的模型类似一个封闭型经济，而封闭型经济中往往是技术进步（或离岸）的要素偏向性决定要素相对价格。相反，在阿恩特的分析中，研究对象是开放小国经济，产品价格外生不变，因此，类似利默（Leamer, 1998）的“技术变革的部门偏向性作用”的观点，是离岸的部门偏向性起主要作用。另外，两个模型隐含的作用机制也不完全相同：对离岸母国，在F—H模型中假设有三种投入要素但只产出一种最终产品，国际产品内分工对不同要素的影响决定于生产活动平均要素密集度的变化；而阿恩特（1997）分析框架中有两种产出，产品内分工对要素相对需求和相对价格的影响主要决定于两个产品部门的相对生产扩张程度。

二 单一产品内分工模型的扩展

F—H模型与阿恩特（1997）获得了明确的结论，但更多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当一些学者把一些其他条件如不同生产模式、要素禀赋、资本特定性等引入后，发现即使仍限定国际产品内分工只在一个产品部门进行，国际产品内分工对要素相对需求、相对价格的影响也变得不再唯一、确定了。如维纳布尔斯（Venables, 1999）指出，国际片断化生产并不一定使世界要素价格收敛或发散，“甚至可能出现一些奇异结果”；科勒（Kohler, 2001）指出，由于在F—H模型中只有单一最终产品且所有的环节都根据要素密集度有序排列，离岸环节及两国所从事生产活动的要素密集度清晰，因此，离岸扩大后，两国相对工资的变化是确定的；而当存在多个行业（特别是当产品数超过要素数时）、多种片断化生产模式时，影响将是不确定的。

（一）多产品生产与产品内分工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迪尔多夫（Deardorff, 2001a, 2001b）用多锥H—O模型研究国际片断化生产的要素价格效应，认为在要素价格不均等的多样化锥间，可能发生成本节约取向的国际产品内分工，但其对要素价格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迪尔多夫（2001a）分别用二维勒纳—皮尔斯图（Lerner-Pearce）和数理方法（假设两国偏好一致、满足C—D函数条件）演绎了片断化生产后各国相对工资的变化，假设：南北两国用资本和劳动生产一系列产品，北国资本相对富裕，南国劳动相对富裕；将这些产品按资本密集度由低到高排列，南国只生产该系列产品的一部分 XiS（i=1, …, s），北国生产另外一部分商品 XiN（i=s+1, …, n），两国的生产不重叠；片断化生产模式为南国的一个产品Xf分解为两个环节，其中资本相对密集的环节OZ被安排在北国生产，而劳动相对密集的环节ZY则保留在南国生产。迪尔多夫（2001a）根据国际产品内分工前后两国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变化，指出：（1）片断化生产后，北国要素报酬的变动决定于其所承担环节OZ的资本密集度与其参与片断化前的行业平均资本密集度，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资本相对报酬增加，反之则劳动相对报酬提高。（2）片断化生产后，南国要素报酬的变动比较复杂，取决于其所承担环节ZY的资本密集度、参与片断化前的行业平均资本密集度及该国独立生产该产品Xf时的资本密集度，三者之间不同的关系将影响要素的相对报酬变化情况。

（二）一国要素禀赋与产品内分工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琼斯和基尔兹科斯基（Jones and Kierzkowski, 2001b）扩展了阿恩特（1997）的研究，在阿恩特（1997）研究中，只涉及了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品部门的劳动密集度相对高的生产环节进行离岸的情形，而琼斯和基尔兹科斯基（2001b）则探讨了多种单一行业单一环节的离岸情形，指出随着一国要素禀赋、产出模式及进行产品内分工产品部门的相对要素密集度不同，产品内分工对劳动工资的影响会有差异。

琼斯和基尔兹科斯基早在1990年就提出了国际产品内分工的本质与产生原因。不过，琼斯和基尔兹科斯基把国际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引起的新全球化现象用“分散化生产”加以归纳，因此是“分散化生产”的最初提出者。琼斯和基尔兹科斯基指出，分散化生产不同于一体化生产，由于产品生产过程被切割区段化，因此，对服务联系的依赖性更强，这些服务联系活动包括协调、运输、通信、管理、保险及金融支持等。分散化生产模式虽然会增加固定成本（主要由服务联系成本构成），但同时其所获得的更精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却使生产的边际成本降低，因此，随着收入和产出的增加，分散化生产成为可能和必然，而现代运输、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加快了这一趋势。琼斯和基尔兹科斯基（2001b）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十项全能冠军和单项冠军来比喻分散化生产框架下比较优势的获得，指出分散化生产所带来的更精细专业化分工，使一些擅长生产某些区段的国家获益，从而使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深入产品内部。

琼斯和基尔兹科斯基（2001a, 2001b）分析了一国各种要素禀赋比例下、承担不同要素密集型生产区段时劳动相对工资的变化情况，此处阐述两种典型情况。为分析简便，假设经济体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只有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见图2-3中的产品2），无组合成本；该经济体在劳动密集型环节上没有竞争力，将离岸劳动密集型环节，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环节；产品价格不变。点D、C、E分别代表生产1单位商品3、商品2、商品1所需的资本、劳动投入量，折线DCE为希克斯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点C 表示1单位商品2可分解由环节B（资本相对密集型环节）和环节A（劳动相对密集型环节）构成，如果一国的要素禀赋比例为射线Oλ，则该经济体起初生产商品3和商品2，此时劳动相对工资为直线DC 斜率。在该要素价格条件下，1单位价值投入可生产OF量的环节B和OG量的环节A。分散化生产后，该经济体负责环节B的生产，而且分工的精细化使环节B的成本降低至H点。图2-4显示，分散化生产前该经济体的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为折线DCE，分散化生产后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为折线DHE。如果要素禀赋比例为射线Oλ，该经济体起初生产商品3和商品2，相对工资线从DC线变为更陡的DH线，因此劳动工资上升；如果要素禀赋比例为射线Oλ′，则该经济体起初生产商品2和商品1，相对工资线CE变为更平坦的HE线，此时劳动工资反而下降了。可见，分散化生产对劳动工资的影响决定于一国的要素禀赋比例。

琼斯和基尔兹科斯基（2001b）总结指出：分散化生产对劳动工资的影响类似于部门偏向性技术进步的作用，如果分散化生产发生于资本相对密集型产品部门，则相当于资本密集型产品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劳动相对工资必将下降；反之，如果分散化生产发生于劳动相对密集型产品部门，则劳动工资将相对提高，而无论是哪个要素相对密集的环节被离岸。而产品部门的要素相对密集性却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比例，如图2-4所示中，产品2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部门（要素禀赋比例为射线Oλ时，相对于产品3），也可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部门（要素禀赋比例为射线Oλ′时，相对于产品1），结果使工资率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上述结论也适用分析国际片断化生产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工资的影响。李瑞琴（2010）在借鉴琼斯和基尔兹科斯基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发展中国家承接劳动密集型工序后劳动工资的变化，发现存在类似的作用规律。

Khalifa和 Mengova（2010b）以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2006, 2008）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其研究也表明，南方国家要素禀赋的不同会影响南北两国的产品内分工模式，从而产生不同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他们指出，如果不考虑贸易条件变化，存在一个南方国家熟练劳动力禀赋的临界点：当南方国家的熟练劳动力较富裕，超过该临界值时，北方国家企业将离岸高技术工序至南方国家，技术进步离岸成本下降后高技术工序的离岸量将扩大，结果使南方国家的工薪差距扩大；反之，如果南方国家的熟练劳动力相对较少，低于该临界值时，北方国家企业则将离岸低技术工序到南方国家，结果使南方国家的工薪差距缩小。

（三）产品内分工前后的生产模式与产品内分工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埃格和福尔基格（Egger and Falkinger, 2003）指出，母国进行国际外包前后的生产模式（专业化生产或多样化生产）决定着外包的要素收入分配影响。埃格和福尔基格（2003）在小国经济、仅一个行业发生资本密集型环节离岸或劳动密集型环节离岸的假设基础上，分别了三种外包前后母国生产均衡在多样化生产与专业化生产间变换时的要素价格影响，具体为：（1）外包前后均为多样化生产均衡；（2）外包前为专业化生产模式（仅生产某一类要素密集型产品），但外包后实现多样化生产均衡；（3）外包前可能为专业化生产模式或多样化生产模式，但外包后实现专业化生产均衡。研究指出，外包对母国要素价格的净影响决定于外包前后的生产模式及行业要素相对密集度的变化情况，部门偏向型效应与要素偏向型效应都可能出现。特例之一，如果外包前后都进行多样化生产，则外包的部门偏向性规律发生作用，即外包部门相对密集使用的要素报酬上升；特例之二，如果外包前后母国都从事专业化生产，则外包的要素偏向性起主要作用。

（四）要素的特定性与产品内分工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科勒（Kohler, 2001）认为，H—O 框架要求所有要素可以在一国内自由流动这一前提在相对短期条件下并不现实，为此，他选用特定要素模型展开研究。科勒发现，片断化生产对母国国内工资率的影响与特定要素——资本是否发生跨国流动有关，在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无论离岸环节的要素密集度如何，都将使国内的工资率下跌；而在无资本流动的情况下，离岸环节的相对要素密集度将决定国内要素价格的变化，如果劳动相对密集的环节进行离岸则劳动力受损；反之则获益。另外，科勒（2004）指出，离岸环节所需的特定资本要素是否具有不可分割性也会影响国际片断化生产的福利效应和分配效应。田文（2007）以发展中国家从事产品内分工的加工生产与贸易为研究对象，在对琼斯（2000）的要素跨国流动对偶均衡贸易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分析了要素不能跨国流动、特定资本跨国流动及资本为非特定要素且可跨国流动三种不同条件下的工资租金比率变化情况，发现条件不同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工资租金比率出现不一致的变化。刘瑶（2011）建立了一个包含两种商品多种投入要素的特定要素小国模型来分析外包对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影响，指出当把土地和熟练劳动视为特定要素时，外包都将有利于特定要素所有者，不利于非熟练劳动力。因此，外包会扩大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而无论外包中间产品的要素密集度高低、均衡状态时是否为完全专业化外包及资本是否发生跨国流动。

（五）产品贸易价格与产品内分工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除上述因素外，如果模型的研究对象非小国经济体，产品（包括中间产品）相对价格内生可变，则根据SS定理，贸易条件的变化将影响产品内分工对要素相对价格的作用，即产生贸易条件效应。如马库森（Markusen, 2006）根据不同的分散化生产背景构建了五个模型，其基本的分析框架也是2 ×2 ×2 H—O理论。假设北方国家原生产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Y和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X，分散化生产仅发生在熟练劳动力密集型X产品部门，X的生产可分解为更高熟练劳动力密集度的环节M和中等熟练劳动力密集度的环节S，根据产品的熟练劳动力密集度从高到低排序为：M＞X＞S＞Y。当中等熟练劳动力密集度的环节S离岸至南方国家后，将使两国同时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上升，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提高。但研究进一步指出，离岸后两国的产出模式和贸易模式发生改变，两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大小会影响产品M对S的相对价格，如果北方国家是大国，则其贸易条件会恶化，该贸易条件效应对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具有副作用。在研究方法上，马库森认为，分散化生产后一国的专业化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存在多种组合，为了使模型符合经济现实，马库森（2006）用各不等式约束条件分析总均衡，并用GAMS软件对模型进行编码并模拟要素相对价格及福利的变化。

三 多元产品内分工模型

当各国间存在要素价格差时，为节约成本，所有企业都有可能进行国际片断化生产，因此，少量文献突破仅一个产品部门进行产品内分工的假设局限，研究多个产品部门同时进行产品内分工后的要素价格变化。如埃格（2002）和科勒（2003）、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2006, 2008）、科勒（2008）、鲍德温和罗伯特·尼科德（Baldwin and Robert-Nicoud, 2007, 2014）等。这些文献尝试建立一般化的分析框架，使其模型不仅可以分析多产品部门、多要素投入及多个产品部门同时进行产品内分工时的要素价格效应，而且努力兼容一些单一模型如F—H模型、阿恩特模型、琼斯模型和基尔兹科斯基模型等。不过，这些文献的研究方法、假设及兼容性也有一定的差别及局限性，如埃格和科勒的研究对象为小国经济体，因此，假设最终产品价格外生给定不变，科勒则考虑了最终产品价格因外生冲击发生变化的情况，而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鲍德温和罗伯特·尼科德的模型中产品价格内生，纳入了贸易条件效应。

（一）任务贸易模型

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是近期被引用较多的文献，他们把国际产品内分工所引起的新贸易内容标志为任务贸易。假设每个产品的生产过程由一系列不同类型的连续任务无成本组成，信息网络技术与交通运输业的每一次革命性进步将降低离岸成本，使更多的任务发生离岸，从而对各类要素价格产生不同影响。每类任务只需要一种要素投入，为此，分为低技术任务、高技术任务和其他任务。每个任务的离岸难易度不同，且同类任务不可替代，严格互补。

他们的研究指出，任务的离岸是内生的，离岸成本决定着任务的离岸量；总体上看，离岸的工资效应并不确定，将由生产率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及劳动力供给效应共同决定。以两个行业都只进行低技术任务离岸为例：当通信、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各任务的离岸成本一致下降时，将有更多的任务被转移出去以获得成本节约收益，虽然两个产品部门都获益，但由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部门的低技术任务所占比重相对较大，因此，该部门将获得更多收益。高收益刺激生产扩张，最终使整个经济体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上升，工资提高。该过程类似于非熟练劳动力生产率提高时对工资的作用机制，因此被称为生产率效应。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部门的生产扩张后，产出的相对增加将使其贸易价格下降，根据SS定理的作用机理，将降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产生负的相对价格效应。另外，国内完成的低技术任务减少，使一部分原从事这些任务的非熟练劳动力被释放出来，供给的相对增加使其相对工资下降，因此会有负的劳动力供给效应。

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2006, 2008）总结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发生后，低技术任务的离岸将使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呈非线性的“U”形变化。在离岸初始时，离岸成本下降所产生的正生产率效应并不多，但负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却会很显著，因此，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会先下降；但当离岸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生产率效应提高，该工资就会逐步上升，最终使相对容易离岸任务的投入要素获益，甚至有可能对母国产生一个帕累托改进，使各要素都受益。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还简略地探讨了两产品部门的低技术任务离岸成本不一致下降及高技术任务也发生离岸的各种情形，使其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兼容性。

（二）任务贸易与标准贸易理论的统一

鲍德温和罗伯特·尼科德（2007, 2014）尝试把任务贸易和主流标准贸易理论进行整合，提出了一个两者可兼容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由于任务贸易的产生基础不同于传统最终产品贸易，因此，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四大定理（分别为H—O定理或HOV定理、FPE定理、SS定理及Rybczynski定理）受到了挑战，如果研究者忽视任务贸易直接用进出口数据验证这些定理，则有可能会出现悖论。为此，他们用“影子迁移”要素向量ΔV及行业部门所获得的成本节约向量S进行调整，使各标准贸易定理在任务贸易下仍基本成立，并以此分析任务贸易对两国产出、产品价格、要素价格、贸易模式及贸易利益的影响。

鲍德温和罗伯特·尼科德（2007, 2014）模型假设两国用多种要素生产多种产品，每种产品的生产过程由众多任务组成，不同于GRH模型中每个任务只有一种要素投入的限定，其任务包含多种要素投入，且允许发生要素替代。该模型假设母国以希克斯中性生产技术优于外国，存在效率优势γ（＞1），即生产相同一个单位产品，外国要比母国多投入γ倍的生产要素。国际产品内分工发生后，企业把部分任务离岸到外国，并用自己的生产技术组织外国要素进行生产，但又按外国的要素价格支付报酬而非其边际产出。因此，只要母国企业离岸某一任务的协调成本低于两国间的技术优势γ，都可获得一定的额外收益。在这一过程中，相当于部分外国生产要素迁移到了母国，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一般意义上的移民是在母国工作并按母国工资标准支付劳酬），故为“影子迁移”。

任务贸易对各要素相对需求、相对价格的影响程度依赖于各产品部门所获得成本节约量S及“影子迁移”要素量ΔV。以2 ×2 ×2分析框架为例，在离岸后且假设相对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母国劳动密集型产品部门X获得的成本节约SX与资本密集型产品部门Y获得的成本节约SY之比与两部门的要素相对投入满足 aKX/aKY＜SX/SY＜aLX/aLY，则母国两种要素的报酬率都上升；如果X部门获得的相对成本节约很大，出现SX/SY＞aLX/aLY，则母国劳动工资率上升，而资本报酬率下降；相反，如果X部门获得的相对成本节约很小，甚至SX/SY＜aKX/aKY，则母国劳动工资率下降，但资本报酬率上升。

鲍德温和罗伯特·尼科德（2014）用上述方法分析了多种离岸情形，如禀赋相似两国行业内双向离岸、垄断竞争下的离岸等。他们还特别指出，当东道国企业可以购买母国离岸任务的产出时，东道国要素的收入不仅受相对价格效应影响，而且获得隐含的技术转移收益。

四 理论研究简评及展望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品内分工对要素收入分配影响分析的理论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研究方法上，除定性描述和勒纳—皮尔斯图分析外，越来越多地采用数理方法，从而使演绎和推导日趋严格与规范；在研究对象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模式的设定上，从起初的小国经济下仅涉及一个产品部门的单一要素密集型任务的定向离岸逐步扩展到大国经济下多个产品部门多类要素密集型任务的同时、双向离岸；在影响因素上，逐渐将生产模式、要素禀赋、资本特定性、技术进步、离岸成本等纳入其中。但是，这些研究多以标准贸易理论框架（如H—O模型或特定要素模型）为基础，其前提是要素完全自由流动、充分就业、企业及劳动力同质等，因而使这些模型在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时有一定的局限性。

目前，突破这一局限性的前沿方法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结合企业的异质性考察国际产品内分工对异质劳动力群（个）体的工资不平等问题。赫尔普曼等（Helpman et al., 2011）指出：“较近期地，有一股新研究浪潮将劳动力市场摩擦与异质性企业的贸易模型组合在一起，如公平工资模型（Egger and Kreickemeier, 2009; Amiti and Davis, 2011）、效率工资模型（Davis and Harrigan, 2011）、搜寻与匹配摩擦模型（Helpman and Itskhoki, 2010; Helpman et al., 2010; Mitra and Ranjan, 2010; Felbermayr et al., 2011）等。”虽然上述学者以最终产品贸易为核心解释变量而非国际产品内分工，但也有一些涉及或延伸到了国际产品内分工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伯纳德等（Bernard et al., 2007）突破了梅利茨（Melitz, 2003）模型中只有一种同质要素投入的局限，建立了一个包含比较优势、垄断竞争及企业异质性的标准模型，指出：（1）贸易自由化使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生产率提高更显著，因此，使该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相对价格提高；（2）由于所有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提高，产品价格下降，因此，各要素的实际收入会提高；而且如果生产率效应足够大，该国稀缺要素的实际收入也会提高，发生反SS定理现象。总之，异质性企业行为所产生的生产率效应可能弱化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稀缺要素实际收入下降的幅度。

埃格和克雷克默尔（Egger and Kreickemeier, 2009）在琼斯和基尔兹科斯基（2001a）分析框架上引入受公平约束的效率工资模型，研究当存在非市场出清工资率和非自愿失业时国际片断化生产对就业及相对工资的影响；科勒和罗纳（Wrona, 2010）在特定要素模型上引入搜寻与匹配型失业，研究格罗斯曼和罗西·汉斯伯格模型中任务贸易的工作岗位创造效应超过替代效应时的条件。

阿米特和戴维斯（Amiti and Davis, 2011）结合了梅利茨模型和赫尔普曼等的搜寻模型考察最终产品及中间投入品关税下降对企业平均工资的影响。他们假设同一行业内的企业存在异质性，一些企业的产品仅在国内市场销售，而另一些企业选择出口、离岸或两类涉外业务同时涉及。研究指出，最终产品进口关税下调后，由于竞争的加剧，非出口企业，特别是进口竞争型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将下降；相反，出口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将上升；中间投入品进口关税下降后，相比于仅使用本土投入品的企业，离岸企业的利润和平均工资将增加，最终使不同企业间的工资差距扩大。Sethupathy（2013）采用包含异质性企业和工资谈判的分析框架研究离岸的工资与就业效应：他设定企业具有生产率异质性，将内生决定高生产率企业进行离岸活动；只有一种同质劳动力投入要素，但劳动力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存在搜寻成本和引致租金分享的工资谈判现象。研究发现，母国离岸企业的国内工资相对较高，但其提供的工作岗位由于同时存在负的替代效应与正的创造效应，因此，就业净变化并不确定；不发生离岸活动的母国本土企业的国内工资会低一些，而且其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将因生产收缩而减少。本书的实证检验表明，上述工资变化预测成立，但对就业的影响和理论预测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