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宋、高丽、金的三角关系

十二世纪初女真异军突起，先后灭掉辽和北宋，并迫使高丽称臣纳贡，在东亚大陆构建起以金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1127年赵构建立南宋，与金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在南宋、高丽、金构成的三角关系中，金占据主动，把握着新建的东亚格局；高丽为求自保向金称臣纳贡，并根据宋金关系的演变不断调整对外策略，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南宋偏安一隅无意进取，对高丽充满了疑虑与防范，政策也日趋封闭保守，宋丽关系渐行渐远，最终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断交。

一 女真的崛起及高丽称臣

据《金史》记载，金的祖先可能是“羁縻或依附”高丽的女真人，其始祖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37]。女真在立国前经常向高丽进贡，甚至称臣，双方关系十分密切。“自高丽定宗三年（948）至睿宗十六年（1121），东西女真各部先后派人到高丽活动，或献名马方物，或聚众投归，或相联络，多达342次。”[38]《高丽史》卷14记载，“（生女真）其地西直契丹，南直我境，故偿事契丹及我朝。每来朝，以麸金、貂皮、良马为贽，我朝亦厚遣银币，岁常如此”[39]。对女真归附高丽的情况，宋人亦有记载，“（女真）今有首领三十，分领其众，地多良马，常至中国贸易，旧隶契丹，今归于高丽”[40]。

女真建国（1115）后，随着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增强，它与高丽的关系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女真不但停止了对高丽的朝贡，而且多次动用武力骚扰高丽。“东西女真与高丽的战争（包括疆界纠纷）至少有49次。”[41]辽乾统四年（1104，高丽肃宗九年）女真以曷懒甸女真归属问题[42]为由，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直至辽乾统九年（1109）双方议和。面对金日益强大的国力，高丽不得不开始调整对金策略，高丽仁宗三年（1125）五月“遣司宰少卿陈淑、尚衣奉御崔学鸾如金”，试图结好金国，但金太宗“以国书非表，又不称臣，不纳”[43]，可见金对高丽的态度十分强硬。强压之下，仁宗四年（1126）夏四月丁未高丽“遣郑应文、李侯如金，称臣上表”[44]；仁宗七年（1129）十一月“遣庐令琚、洪若伊如金进誓表”[45]。至此，金丽之间的宗藩关系正式确立。

二 宋“假道高丽迎二圣”失败

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政权在金的威胁下惶恐不安，为避免重蹈北宋和辽的覆辙，同时也试图阻止高丽向金靠拢，宋高宗（1127—1162）决定主动发展与高丽的关系。“高宗即位，虑金人通于高丽，命迪功郎胡蠡假宗正少卿为高丽国使以间之。”[46]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又遣杨应诚假刑部尚书出使高丽，欲借高丽道迎回被金人掳去的徽、钦二帝。杨应诚认为由高丽至女真，“路甚径”，于是“请身使三韩，结鸡林以图迎二圣”[47]。杨应诚等一行给高丽国王带去了诸物金帛，以道德大义和宋丽双方传统的友好关系来感召高丽，希望高丽应允宋朝的借道要求。《高丽史》卷15记载：

窃惟贵国在海东最号为大，世著忠顺。自通使以来，本朝待遇贵国，恩礼加厚，未始小衰。比者时遇艰难，国家多事，不料狄人用诈，遂劝二圣远征，上下忧劳，莫遑宁处。重念贵国秉礼重义，而又本朝恩遇积有岁年，非他国之比。方兹缓急，义富责望，正仗大义勤王时也。今皇帝初登宝位，遣使抚问国王，就烦津发迎请二帝。……若使由贵国之路迎请二帝，则不亏二百年忠顺之义，亦以报列圣眷遇之恩。[48]

从宋提升杨应诚官职、命其假刑部尚书出使，可以看出宋廷对这次出使寄予厚望。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如宋高宗所希望的那样，高丽的反应完全出乎宋朝君臣的预料。高丽王罗列了各种理由，委婉拒绝了宋的借道要求。《高丽史》卷15记载：

（金）近者，陷没大辽，侵犯上国。自此兵威益大，抑令小国称臣。……然其俗好战，常疾我乐率上国……如闻使节假道入境，必猜疑生事，非特如此，必以报聘为名，假道小邦，遣使入朝，则我将何辞以拒？苟知海道之便，则以小国之保全难矣！而（宋）淮南两浙缘海之地，得不虑其窥觎耶？苟为不然，小国岂敢恬不从命？兹事实大，非敢饰言，惟使副曲查情衷，少回雅意，归奏阙下。[49]

与宋朝所秉持的道德大义相比，高丽当然更看重自身的国家安全，把不能借道的理由归结为三点：其一，由高丽前往女真道路险阻，不可前行；其二，如果借道与宋，金亦可能由此道发兵攻宋；其三，借道与宋会触怒金，招来祸患。对此杨应诚尽管一一辩驳，但高丽君臣仍明确表示“虽旷日持久，更不改他议”，并令杨应诚限期离境。杨应诚等无奈悻悻而归，为表愤怒，“遂不受附表，例赠宴币、衣对、礼物亦皆不纳而去”[50]。

同年（1128）十月杨应诚返回宋，带回高丽王拒绝借道的消息。宋君臣大怒，宋高宗认为高丽辜负了宋对其数世厚恩，右仆射黄潜善甚至放言征伐高丽。此时的南宋政权在金的进攻下自顾不暇，即便高丽同意“借道”，南宋恐怕也很难迎回二帝。高宗之所以如此积极地“借道”，恐怕也含有以此来检验高丽的忠心和试图拉拢高丽的意图，正因如此，宋君臣在被拒绝后才勃然大怒，而出兵征讨高丽也只能是一句气话。高丽虽然拒绝了宋的借道要求，但给宋皇帝的表文依然执礼甚恭，并将无法借道的原因一一列举。不仅如此，杨应诚刚刚启程回国，高丽即派礼部侍郎尹彦颐出使宋朝，当面向宋高宗解释不能借道的原因。高丽在给宋的上表中说无法借道实为金所逼，但慕华之心永恒不渝，请天朝多多体谅。“此次高丽派遣使节赴宋上表陈述困境，旨在谋求建立和维持具有两面性—对宋和金不偏不倚的实利外交关系”[51]，并为日后发展宋丽关系留下了回旋的空间。

高丽对宋借道一事的处理灵活得体，宋虽有不满，但亦无进行横加指责之理由。为表不满，宋以徽、钦二宗尚未归国，宴会不能用乐为由，降低了对高丽使节的接待规格，只在殿门外设宴接待。这次高丽对宋借道要求的拒绝，虽然表面上没有在宋丽间产生嫌隙，但却使双方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宋君臣开始对高丽产生不信任感，宋建炎三年（1129）八月，上谓辅臣曰“闻上皇遣内臣、宫女二人随高丽贡使来，朕闻之悲喜交集”，但吕颐浩曰“此必金人之意，不然高丽必不敢，安知非窥我虚实以报”，于是诏止之。[52]之后，宋对高丽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惧其为金充当间谍，宋对高丽的外交政策也由此开始转向。

随着金对南宋攻势的加强，南宋政权处境愈益艰难，自顾不暇的南宋自然再无与高丽交聘的心思。加之此时金丽间的朝贡关系较为密切，这令宋顾虑重重，担心金假手高丽刺探宋朝情报。建炎三年（1129）九月，宋辞却高丽入贡之请，甚至“罢高丽国信使地位，复元丰旧仪，地位与夏同”[53]，宋丽关系陷入低潮。

三 金南下攻宋和吴敦礼使高丽

1129年，金开始南下攻宋，金将兀术领兵十万分两路渡河，长驱直入，宋高宗被迫从临安奔越州（绍兴）、明州、温州。面对金兵南下，南宋军民奋勇抗击，最终迫使金兵北退。绍兴元年（1131）宋高宗从温州返回越州，并改元“绍兴”。同年（1131）四月，宋都纲卓荣将宋渡江击破金军、高宗驻跸越州及改元的信息传递给高丽。高丽仁宗深感不安，曰：

前者侯章、归中孚来请援，不能从，又杨应诚欲假道入金，又不从，自念祖宗以来与宋结好，蒙恩至厚，而再不从命，其如信义何？[54]

尽管高丽仁宗对连续拒绝宋请求抱有愧意，但仍未见有援宋抗金的实际行动。仁宗十年（1132）二月高丽遣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阁门祗候沈起入宋，带来金百两、银千两、绫罗二百匹、人参五百斤，委婉地说明了高丽左右为难的境遇，并再三表示其心向中朝之意。对高丽的态度，宋似乎也早已预料，厚赏使者后，“只答以温诏遣还”[55]。

绍兴五年（1135）六月，宋遣迪功郎吴敦礼使高丽。当时正值高丽西京发生妙清之乱[56]，吴敦礼曰“近闻西京作乱，倘或难擒，欲发兵十万兵相助”[57]，且提到了假道高丽兴师伐金之事。高丽仁宗对此深感不安，仔细分析了“助兵平乱、假途伐金”的后果，认为这不但可能会招致金朝的报复，而且还会引火烧身，因此婉拒了吴敦礼的提议。仁宗十四年（1136）二月妙清之乱被平定，同年十月高丽遣持牒官金稚圭、刘待举来，但宋廷“惧其与金人为间”，因此“赐银帛遣之”[58]。继拒绝宋借道请求后，高丽又婉拒吴敦礼助平叛乱和兴师伐金的提议，这给宋丽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此后两国交往渐少，宋不再派使节赴高丽，双方联系及信息传递皆由宋商承担，而高丽也很少遣使来宋。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1162—1189）即位，意欲恢复故土。次年（1163）宋分道出击金兵，同时谋求联络高丽，派商人徐德荣传递消息。“宋都纲徐德荣等来献孔雀及珍玩之物，德荣又以宋帝密旨献金银盒二副，盛以沉香。”[59]第二年（1164），高丽遣赵冬曦等至宋，“献鍮铜器，报徐德荣之来也”[60]。但由于宋在前一年与金的符离之战（1163）中败北，宋廷中对金主和势力抬头，且又有反对高丽使节入宋的声音，此种情况下宋决定停止高丽使入贡。隆兴二年（1164），宋金最终达成“隆兴和议”，随着这一纸盟约的签订，宋金之间又维持了数十年的非战争状态。

南宋的高丽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开放到封闭的转变过程，引起转变的最直接原因是东亚政局的变化以及宋、高丽、金之间实力强弱的转移。每当宋金出现战事，出于结盟的需要，宋廷总会积极争取高丽介入，但高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无法全力配合。而一旦宋金达成和议，暂无战争之忧时，宋廷多会放弃联丽之举，两国关系亦随之疏远。宋、丽、金三国之中高丽最弱，但其外交眼光十分敏锐，总能根据宋金关系的演变，在恰当的时机以合适的策略最大化地维护自身利益。同时，金十分注意防范宋丽之间可能出现的联盟，以免遭南北两面夹攻。金每有南下之意，总会首先解决与高丽的关系，为南下攻宋提供安定的后方，而一旦宋金关系稳定，金又会全力攻略高丽。总之，宋丽关系在宋金之间战与和的演变下摇摆不定。宋金和战不定，金丽境土相接且关系日益密切，这使宋朝对高丽充满了怀疑与防范，宋丽关系渐行渐远，直至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