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自公元四世纪始中国便与朝鲜半岛建立了密切关系，双方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迄唐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关系，唐与统一新罗关系，宋、辽、金与高丽关系，明、清与朝鲜王朝关系四个发展阶段。其中，宋与高丽的关系是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转型期，特点鲜明。

首先，宋丽关系打破传统外交模式，一元朝贡关系出现多元化倾向。伴随辽、金的相继崛起，中国北方形势剧变，宋王朝逐步丧失把握东亚政局的能力，高丽称臣纳贡的对象不只是宋，还有辽和金。这一时期的宋丽关系不能用简单的封贡体系来概括。多政权格局下宋与高丽的人员往来亦具有特殊的时代特征，相较于政权稳定的大一统时代，这一时期双方的往来人员在种类、构成、目的等各方面都更加复杂，产生的影响也呈多样化。特殊的政治格局决定了这一时期人员往来的“相对自由”，很多时候双方的互动只是基于彼此的实际需要，与官方无关。因此，即便是在宋丽官方断交期，宋丽之间的民间往来仍可以进行得如火如荼。

其次，这一时期宋改变了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中中国的传统定位。宋代以前，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主要表现为中国对朝鲜半岛的认可与接纳。为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朝鲜半岛各种人员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中国以兼容并蓄之风积极接纳来自朝鲜半岛的人、物，这种交往模式为“迎进来”。进入宋代，这种“迎进来”的交往模式发生改变，逐渐被“走出去”的交往模式取代，以商人和移民为代表的宋人纷纷“走出去”。“迎进来”模式下的中韩交往，中方是被动接受者；而“走出去”模式下的中韩交往，中方是主动发起者。就十至十三世纪的宋丽关系而言，尽管宋朝丧失了掌控东亚政局的能力，宋与高丽的官方往来时断时续，宋对高丽使节的派遣没有体现出主动性，有时甚至是连被动接受也无法完成，但这并不影响这一时期宋丽民间往来的热情，宋商和宋移民就是这一时期主动前往高丽的代表人群。

再次，宋与高丽突破以往以官方交流为主的局面，开创了民间交往的盛世。传统的东亚朝贡册封体系发生动摇，宋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在宋丽官方交往时断时续的情况下，双方民间往来仍络绎不绝，商人、移民、僧侣、留学生等形形色色的人员流动成为此时宋丽关系的亮点。他们频繁奔波在宋丽海道上，担当宋丽各方面交流的“搬运工”，是这一时期宋丽交流的主角。这一时期宋与高丽的交往在广度和深度上实际都已超越前代，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形成一种变动社会下的外交新模式，展现了多政权时代下两国自由往来的独特风貌。

最后，宋与高丽关系在宋对外关系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由于东亚世界的剧变及宋朝国力不足所限，与宋直接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锐减。终宋一代，与近邻日本没有官方的外交往来。尽管宋政府曾多次借宋商之手拉近与日本的关系，试图对其进行册封，但日本对与宋朝的“名分”问题十分敏感，从日方的角度看，日本其实是在刻意回避与宋建立国家关系。这一时期与宋建立直接而密切外交关系的国家，无非东有高丽、南有交趾和占城。而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高丽一样重要到足以与宋王朝的安危存亡息息相关。为强化在东亚的独立生存环境，宋与高丽一度选择结盟。尽管由于局势的变动，宋丽间的结盟并未产生实际的效果，但一旦出现危机，双方都会把对方作为首要的争取对象，这一点毋庸置疑。

本书对宋丽关系的研究，所选对象不是宋丽交流所产生的结果，而是动态的往来人员，通过对五类人群进行微观考察，把握他们的群体特征，以这些研究结论为画笔勾勒这一时期宋丽交往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