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花卉向来都是极其重要的审美对象。它不仅活跃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史中，形成了稳固的比兴传统和比德传统、花鸟画传统，而且在人们世俗人生、日常生活的审美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史前文明的遗迹，诸如各种器皿上的装饰性花卉图案，其再现的观念或意蕴虽未有定论，但这无疑表明花在中国文明的滥觞期，业已融入文化的肌理。而到了中国文化的原典时代，花就已成为人们审美情趣和创作灵感的触媒。《诗经》中“以花起兴”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周南·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1]，再如《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2]。《楚辞·离骚》涉及的花卉有数十种之多，还开创了“芳草美人”的诗学传统。据统计，在《诗经》中“以各种花喻人事、抒情思的，粗略匡算也近三十来篇，约占全部诗篇的十分之一。至于自《离骚》以后的诗文词赋以花拟人、喻事、寄情性、摅感兴的，就真所谓更仆难数了”[3]。花不仅作为表现对象或象征手段停留在艺术层面，还作为美的元素广泛地出现在生活里，深入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和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
所谓“一花一世界”，在中国古人的潜意识深处，花不仅作为单纯的自然物而存在，还被视为与人一样的生命体。草木的枯荣与人的生命之间建立起了神秘的联系，草木能够预示吉凶甚至生死。《搜神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徒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是岁为魏文黄初元年。[4]
这里“伐树血出、曹操由此患病当月逝世”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曹操的崩逝与伤害树木有关；第二，树木的红色汁液被称为血，这是对树木的人格化表述，只不过这里的树木还不具备人的行为活动能力，仅仅是一种变异。既然花草树木有神奇的能力可以影响到人，同理人的行为活动也能被植物感应。古人认为人可以与花感应沟通，唐明皇就曾用羯鼓催得花开。据《春渚纪闻》记载：春日清晨，唐明皇发现气候和暖已久，但林中的花尚未开放。于是环视左右说花是在等自己的号令，命人取来羯鼓，鼓曲未终而桃杏尽开。可见，当时人们认为花木不仅能够顺应自然还和人一样具有感知情感的能力。花草树木被寄予了拟人化想象，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人类学家弗雷泽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得出的结论：在原始人看来，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花草树木也不例外。它们跟人一样都有灵魂，从而也像对人一样地对待它们。原始人有很多仪式与禁忌，现代欧洲人生活中的一些行为与习俗都留存了树神崇拜的原始观念。在一些民间故事里，人的生命有时同草木的生命联系在一起，随着草木的枯谢，人的生命也因之凋零。
因此，由古人对花木的表现入手，反观其对宇宙、自然、生命和生活的理解、体验和感受，以及前述种种观念、意识和情感的表达方式，就自然而然进入学术讨论尤其是美学研究的视野之内。
事实上，现代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中国文学、艺术和美学等学科有关花卉的研究日益兴起，花与中国文学、艺术、美学和文化的关系等议题，已经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从花卉的角度讨论民族文化构建、时代文化心理、文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世界、创作个体的情感心理等课题屡见不鲜。本书以花与宋代生活关系为切入点，对两宋生活审美领域的相关问题加以讨论和阐发，正是基于上述学术研究的动态而提出的。
作者的研究意图在于，通过在文人士大夫和平民阶层审美活动和生活实践中一枝独秀的赏花、咏花、养花、簪花、赠花等现象，以及宋代史籍、诗文、笔记和图谱等文献中关于花的著录、描述、分析、研究、阐释等理论表述，探讨宋人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领域所呈现的“审美化”转向，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日常化、生活化拓展，以及中国文学和艺术之题材、趣味和美学取向上的历史转型等话题。众所周知，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以汉民族为主题的重文尚雅的审美情调”,“是从宋代这里开始定型的”[5]。而“赏花”及其诱发的生活风尚，在这一美学演进历程中则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历史角色。花卉审美为何在宋代得以渐染成俗？其中沉潜了哪些历史文化的积淀，又体现了何种时代的新变？“赏花”为中国古典审美、艺术和思想传统增益了哪些观念、知识和趣味？这些观念、知识和趣味在后世又引发了怎样的回应和共鸣？对上述问题进行历史的、合理的和科学的回答，构成了本书的写作初衷。
二 学界已有成果梳理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专门研究“花”的文学、美学、文化著作和论文几乎是空白。从80年代开始，有零星研究咏花诗词的论文。比较早的文章有徐浮生1983年发表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的《略谈晚唐名僧之咏花诗》; 1986年马赫《浅议稼轩咏花词的成就》一文在《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同年台湾俞玄穆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咏花词研究》是较早关注宋代咏花文学的成果。这一时期研究咏花词的论文，以研究辛弃疾、李清照诗词最为突出。1994年《南宋四大家咏花诗研究》一书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著者敏锐地注意到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宋代处于集大成与开新局的枢纽地位，就花艺发展史而言最高鉴赏境界“花德”在宋代完备，由此，宋代咏花诗必有可观之处。该书以南宋四大家的咏花诗为中心，关注宋代咏花诗的文化背景、象征类型、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
20世纪80—90年代，还出现了大量的资料汇编类成果，有高兴选注的《古人咏百花》（1985），曾炽海选编的《大地的微笑：中国花诗品鉴》（1990），孙映逵主编的《中国历代咏花诗词鉴赏辞典》（1989），张秉戍、张国臣主编的《花鸟诗歌鉴赏辞典》（1990），李文禄、刘维治主编的《古代咏花诗词鉴赏辞典》（1990）。特别是《古代咏花诗词鉴赏辞典》（1990）分成上下两册，选取花卉约八十种，诗歌资料丰富、翔实、准确，还有专门的篇幅介绍每种花的生物特性与花卉文化。这些咏花诗词选为接下来的花卉文学、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90年代花卉文化研究类著作开始增多。1992年周武忠《中国花卉文化》一书问世，这是一本较早关注花卉文化的专著。1993年舒迎澜《古代花卉》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该书虽不以花卉审美、花卉文化为旨归，但是以花卉为中心辐射了园林、盆景、插花等多种艺术形式，对古代主要花卉著作也有较为全面的介绍，视野开阔内涵丰富。1999年何小颜的《花与中国文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花为中心，投射系统的花文化景观，对花与人生、花与民族传统文化、花卉审美做出了提要钩玄的表述，还对花文化品格进行了解读与剖析。
进入21世纪，有关花的文化研究、审美研究、文学研究比较丰富。花文化研究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并且在不同领域内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宋代男子簪花问题，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郑继猛《论宋代朝廷戴花、簪花礼仪对世风的影响》，冯尕才、荣欣《宋代男子簪花习俗及其社会内涵探析》，汪圣铎《宋代种花、赏花、簪花与鲜花生意》，况汉英、周永香《论宋诗中的簪花戴花意象》等文章或从民俗学、历史学的角度分析宋代男子簪花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和社会意义，或从文学的角度对诗词中出现的男子簪花意象的内涵进行分析。
在咏花诗词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新时期的花卉文学研究呈现出综合、系统的特点。一是关注的诗人范围扩大，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朱淑真、蒋捷等一大批诗人的咏花诗词受到重视。二是在研究对象上由关注单独作家作品，到关注一个流派、作家群体的咏花文学创作，由注重咏花诗词的文学特征到系统阐释古代文学中花意象的审美意义、文化内涵。2003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的赖庆芳《南宋咏梅词研究》一书，这是花与宋代文学的又一次碰撞。
对花卉研究还拓展到美学、审美文化领域。张启翔在《中国园林》2001年第1期发表的《人类关于花卉审美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一文影响很大。南京师范大学程杰教授是此领域的专家，在花卉审美尤其是中国梅文化方面有很高造诣。他的花卉研究打破文体界限，重视历时性逻辑线索，力求全面、立体、有机地展示植物意象的人文意义及其社会功能机制。2010年前后，兴起了花卉审美文化研究的热潮。巴蜀书社出版了“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书系”，还有学术刊物对植物审美、花卉审美文化给予深切关注。《阅江学刊》2010年第1期、2011年第1期、2011年第4期、2012年第1期、2013年第1期、2014年第1期、2015年第1期都组织了“审美文化研究（植物审美专辑）”的专栏。
此外还有大量的花谱研究问世，主要集中在文献学领域。或是对某一品种的花卉谱录进行研究，或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的花卉谱录做出综述。其中宋代花卉文献的价值、意义、独特地位已经被注意到。在花谱研究领域，陈平平比较有代表性，除了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外，他特别将花谱研究置于文人生活史、文学史的视野下，形成了系列化论文。
近年来，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花卉文化研究课题，部分高校还把花文化、花文学作为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南京师范大学出现了一批关注花卉文学的硕、博论文。
另外宋代社会有关“花”的消费情况已进入专门史的研究视野。将花纳入经济研究领域，说明花在宋人的生活中的确占据了重要位置，也为理解、考察宋代花文化提供了背景材料的支持。魏华仙的《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把鲜花与肉类、水果、纸并列，详细考察了宋代花卉的种植与消费状况。《宋代消费史》详细地列出了各地包括鲜花在内的赋贡情况。
目前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的资料性成果。对于花卉的研究也涉及文学、审美、文化等领域，在综合的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至艺术、宗教、民俗、思想学术乃至园艺、经济、政治等方面。因此这个时候从生活美学的角度去研究花卉，可谓水到渠成。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意义与价值
（一）基本问题域
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关键历史时段。早在元明时期，敏锐的诗论家就已察觉到其在历史发展中的潜在意义。元代文人袁桷曾从中国诗歌史的演进角度概括说：“诗至于中唐，变之始也。”[6]——客观而言，袁桷所关注的重点，自然是“中唐”在中国诗歌史上所扮演的“百代之中”的关键角色，但中唐酝酿的变化趋势却是在宋诗中得到了发扬。正如明人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所概括的“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7]。具体而言，是指宋诗所体现的对诗韵、诗法与诗格的定型与确认。关于这一点，缪钺在《论宋诗》中的论述尤为明确：
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唐诗技术，已甚精美，宋人则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兹分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声调诸端论之。[8]
就散文的演变而言，五代乱世使得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中断，宋代文人不但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继承了韩、柳等人所倡导的“文以载道”的传统，而且在散文体裁样式上开拓创新——就此而言，中唐乃所谓“百代之中”这一历史转型的发轫期，而宋才是这一转型的完成期、定型期。也正因此，历来的学者都将宋代视为中国文化的典范时期。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曾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9]在他的观察和思考中，宋代是继先秦以后的又一文明高峰，宋的制度是本着有益于天下的目的而制定的。元灭宋，正如秦焚书对文明的破坏一样，扫荡了“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也就使得中国的文化精神荡然无存——从今天的视野来看，其观点与主张自然有待进一步商榷，但他所强调的宋代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之历史高峰的观点，却被后来的研究者们不断发扬、阐明。如王夫之、陈寅恪、柳诒徵、王国维、钱穆、吕思勉等人都对宋代的文化特质给予了高度关注，陈寅恪曾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0]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较早提出“唐宋变革说”，尽管学界对宋代“近世”之说颇多保留，但不可否认的是宋代的确是中国历史文化调整、变革和暂时定型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一历史的调整、变革和定型，体现在文学、艺术和美学方面，无论是贵族、士人还是平民，日常生活都极富审美色彩，这是宋代较之魏晋和唐朝历史性的进步。对此，钱穆在《国史新论》中曾说：“宋以后的文学艺术，都已经平民化了，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总会挂有几幅字画，上面写着几句诗，或画上几根竹子，几只小鸟之类，幽雅淡泊。当你去沉默欣赏的时候，你心中自然会感觉到轻松愉快。这时候，一切富贵功名，都像化为乌有，也就没有所谓人生苦痛和不得意。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只茶杯或一把茶壶，一边总有几笔画，另一边总有几句诗。甚至你晚上卧床的枕头上，也往往会绣有诗画。令人日常接触到的，尽是艺术，尽是文学，而尽已平民化了。单纯、淡泊、和平、安静，让你沉默体味，教你怡然自得。再说到房屋建筑，只要经济上稍微过得去的家庭，他们在院子里，往往留有一块空地，栽几根竹子，凿一个小池，池里栽几株荷花，或者养几条金鱼。而这种设置，看来极平常，但使你身处其间，可以自遣自适。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如我上面所说，日常家庭生活之文学艺术化，在宋以后，已不是贵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体都能向此上进。”[11]诚然，钱穆这段话的原意是阐释中国宗教观念为何淡薄的，生活的艺术给人以精神上的滋养与慰藉，与宗教相比，中国人更看重现世性的生活智慧。与此同时我们还能从中发现更丰富细微的信息，宋代以后不但文学艺术平民化了，艺术品在平民阶层的生活中出现，更为内在的是平民生活的衣食住行也充满了诗意和设计感，实现了“日常家庭生活之文学艺术化”。此种平民化、生活化的审美和艺术趋向，正是由宋人在此前的文明史传统积淀基础之上所开启和奠定的。宋代能够成为历史节点的直接原因在于宋代社会及社会阶层的变化带动了相关审美需求。宋代以文教兴国，重文抑武，统治阶层大多爱好文艺；科举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庞大的官僚队伍由有文化修养的文人构成，掌握了政治话语权的文人必然把他们的审美理念、生活方式推广到全社会，进而获得文化上的认同感；城市的发展使市民阶层急剧壮大，城市审美文化勃兴，赏心乐事活色生香丰富多彩。在生活领域，人们作为审美主体的意识提高，生活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在生活方式上有浓重的艺术化、审美化意味。我们甚至可以将其概括为中国古典生活史上的首次“生活艺术化”潮流的兴起。
（二）本书的思路与方法
基于此种历史动向，笔者除了坚持传统的文学、艺术研究方法以外，还格外关注“日常生活”视野的引入。一方面，就历史事实而言，本书将还原一个情境，那就是宋代无论文人阶层还是平民阶层的赏花活动，主要是在日常生活层面展开的，或者说，以赏花为形式载体的审美体验、感兴与表现，是日常生活化的；另一方面，在认清此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从日常生活的视野和方法来阐释宋人的赏花风尚，也就具有了某种恩格斯所说的“方法是对象的‘类似物’”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身处“日常生活”之中，但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却众说纷纭。西方一直对日常生活持批判态度。传统哲学里，出于“美”的超越性，日常生活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在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那里，日常生活又由于“异化”遭到批判。在胡塞尔、海德格尔那里，日常生活世界得到关注，但被视为先验的存在。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是阿格妮丝·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阿格妮丝·赫勒把人类社会结构划分为三个最为基本的层面：“1.日常生活层。它是以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言谈交往为主要内容的个体生活领域。2.制度化生活层。这是个人所参与的政治、经济、技术操作、公共事务、经济管理、生产制造等社会生活领域。它受社会体制、法律、政治的约束、规范。3.精神生活层，即由科学、艺术、哲学等构成的人类精神和知识生活领域。日常生活层、制度化生活层、精神生活层共处于个体的生存空间。”[12]她对日常生活的架构填补了生活与艺术的鸿沟，艺术和审美都作为日常生活的精神层面存在于人类的生活空间。
中国传统中没有西方割裂生活与审美、批判日常生活的姿态。中国人不是站在河对岸观照日常生活的，而是身处生活中超越生活，审美就是重要的方式。宋代是一个重视日常生活的朝代，表现之一就是私人历史、笔记、日记的流行。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正是在宋代，可以从中抽取有关日常生活的文本开始增多了，如生活琐记、轶事汇编、笔记小说、地方志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和栩栩如生的细节。”[13]当代宋代生活史研究也是比较丰富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是一部出现较早的力作。该书涉及了生活史的方方面面，考察了饮食、服饰、居室、交通、婚姻、宗教信仰、民间组织、文体娱乐、医疗保健；汪圣铎的《宋代社会生活研究》一书的重点是宋代精神文化生活考察，对教育、文化、娱乐、民俗等方面着重介绍、阐释、分析。这两本著作都把簪花看作宋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李春棠的《坊墙倒塌以后》比较富有生活气息，描绘了宋代市坊结合后一幅幅生动的生活场景，在历史研究基础上，让人感到历史生活本身的美，该书将宋代花卉广泛进入人们生活归结为享受性消费的兴起。伊永文著的《行走在宋代的城市》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的关注视野从皇宫帝苑到市井闾巷，逼真地再现了宋代城市普通人的生活样态，向我们展现了古老的宋代那毫不逊色的城市风情。目前对宋代日常生活的研究大部分是历史著作，并非从美学的角度进行挖掘。
本书选择以花为载体阐释宋人的生活风尚主要是因为宋人的生活带有浓厚的美学意蕴，在这一生活氛围中，花贯穿了宋人的生活和审美活动。
一宋代花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花文化有鲜明的特色，比德理论形成。北宋中期之后，人们除了喜爱牡丹，对梅花的推崇逐渐凸显，这实际上反映了审美趣味的转向。宋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男子簪花成风的时代。士大夫簪花不仅是对美的追逐，更是向往独立人格、独立精神世界的标志。
二爱花、赏花的社会风气能够反映出宋人的精神品位、生活趣味。宋代社会爱花成风，花不仅是贵族阶层和文人阶层的生活必需品，还成为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生活领域中，花发挥了独特作用，与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充分显示了宋人的生活风尚。
三宋代花的谱录研究非常丰富，不仅显示当时人们对花的科学认知的水平，更是集中表达了花卉审美观念。宋代花鸟画与咏花诗词十分流行，花是宋代艺术中最普遍的艺术对象。
宋代美学研究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热点。无论是美学理论还是审美实践，都有大量的著作、论文问世。在宋代美学研究中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似乎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古代美学如何实现现代性的转化？21世纪，美学不仅仅是形而上的思考，还要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一方面对西方各种理论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又在思考古人的智慧能否在今天提供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化景观方兴未艾，因之在21世纪以来，“生活美学”作为中国美学新范式，逐步兴起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就主要来自“生活美学”研究的启发：“美学不是‘美’，而是一种对美的言说样式。美学的变迁不仅是因为人们对美的认识的变化，还在于由这种认识的变化带来的关注点转移……生活美学不是要颠覆掉经典美学的所有努力，而是要使美学返回到原来的广阔视野；我们讨论生活美学，不是要把被现代文化史命名为艺术的那些东西清除美学的地盘，而是要打破自律艺术对美学的独自占有和一统天下，把艺术与生活的情感经验同时纳入美学的世界；我们再度确认生活美学，不是为了建构某种美学的理论，而是在亲近和尊重生活，承认生活原有的审美品质。”[14]正如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所言：
世界全是直觉品，其中可以证明为实际存在的，就是历史的直觉品；只是作为可能的，或想象的东西出现的，就是狭义的艺术的直觉品。[15]
尽管克罗齐在此处对“历史”与“狭义的艺术”进行了严格的定义和界说，但他揭示了历史和艺术乃至整个世界作为“直觉品”而存在的真相。而“直觉”，即赋予感受、印象“形式”的心灵活动，亦即“表现”，这正是美学研究的对象。从这种意义上说，审美构成了世界和人类生活的一种普遍性、根基性的品质，审美经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生存经验，这也就是前文所引述的“生活原有的审美品质”。
既明此，美学研究的对象，就不应局限于艺术，而是朝向更为广阔的人类生活敞开边界，甚至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所主张的那样，打破原来的艺术定义与范式，从“一个经验”的角度重新界定和理解艺术：“我们在所体验到的物质走完其历程而达到完满时，就拥有了一个经验……一件作品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完成；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一个游戏玩结束了；一个情况，不管是吃一餐饭、玩一盘棋、进行一番谈话、写一本书，或者参加一场选战，都会是圆满发展，其结果是一个高潮，而不是一个中断。这一个经验是一个整体，其中带着它自身的个性化的性质以及自我满足。这是一个经验。”[16]情感使一个完满和整一的经验具有审美性，而美学研究就应该以“一个经验”为选择依据，超越传统观念层面“身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生活与审美、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的尊卑、断裂关系”，就事实而言“物质—欲望的生活”“社会—伦理的生活”和“审美—精神的生活”原本混杂不分的整体性生活之流中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17]。这也就是“生活美学”研究的观念与基本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生活美学”资源，宋人以花为辐射的生活风尚正为我们讨论本土生活美学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恰当的范例。尽管“生活美学”是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提出的，有西方的理论背景。不过生活美学可以作为研究视角，为中国古代美学打开一条通往“现在”的通道。
[1]《诗经·楚辞鉴赏》编委会编：《诗经·楚辞鉴赏》，中国书店2011年版，第14页。
[2]《诗经·楚辞鉴赏》编委会编：《诗经·楚辞鉴赏》，中国书店2011年版，第217页。
[3]何小颜：《花与中国文化》·序言，见何晓颜《花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4]（晋）干宝撰：《搜神记》卷六，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36页。
[5]陈炎等著：《中国审美文化史·唐宋元明清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6]（元）袁桷：《书汤西楼诗后》，载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五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05页。
[7]（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校释》，李庆立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8]缪钺：《缪钺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157页。
[9]（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段志强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25页。
[10]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观志考证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77页。
[11]钱穆：《国史新论》，东大图书公司2008年版，第321页。
[12]张政文、杜桂萍：《艺术：日常与非日常的对话——A.赫勒的日常生活艺术哲学》,《文艺研究》1997年第6期。
[13][法]谢和耐：《蒙元人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14]王确：《茶馆、劝业会和公园——中国近代生活美学之一》,《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15][意]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