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导论 “新文学地理学”之辩
人类与地理的天然亲缘关系，不仅激发和塑铸了人类的空间意识，而且也为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潜在的可能，因而以文学空间形态为重心的文学地理研究，实为一种回归这一天然亲缘关系之本原的学术行为。早在开创人类第一个文化繁荣期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当被誉为“科学之母”的地理学同时兴盛于中国与希腊之际，由此奠定了以中希为轴心的文学地理学的原始辉煌。以此中希初兴时段为起点，然后经过漫长的发育和探索，先后经历了分别由中国与西方主导的两大时段，其中法国奥古斯特·迪布依（August Dupouy）《法国文学地理学》[1]、安德烈·费雷（André Ferre）《文学地理学》[2]于20世纪40年代的相继问世，率先宣告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至20世纪70年代之后，伴随欧美人文社科学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与中国文化热的勃兴与交融，终于重现中西并盛之局面。这既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空间意识高涨的时代产物，同时也是中西文学地理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学界在重点借鉴西方人文地理学与独立探索文学地理学的进程中，不仅在文学地理的实体性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致力于构建融合全球视野、本土情怀、时代精神与理论创新于一体的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有力推动了文学地理学的全面繁荣以及中—西双重轴心的重新确立。从21世纪中西交融的时空坐标观之，当前我国正在逐步走向学科自觉阶段的文学地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源于而又超越于传统与西方的新的文学地理学，因而在此另行命名为“新文学地理学”。“新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命题的提出，需要我们以新的视野与思维重新思考文学地理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并为此提供更富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而眼前的当务之急则是“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整体重构。
一 新命题的提出
何谓“新文学地理学”？在对此问题做出回答之前，让我们首先转向为何提出“新文学地理学”的问题，因为只有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加深刻地知其“然”。
追本溯源，中西文学地理研究都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在中国并未出现有如西方中世纪的断裂状态，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路领先，在诗骚地理、江山之助、南北比较以及地方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并因此形成了历久不衰的学术传统。然而得益于地理大发现以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有力推动，西方地理学以及文学地理学后来居上，引领新潮。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即是在“文学地理学”的概念提炼、理论建树与正式创立方面先行而作。与18世纪中叶德国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文学地理学”概念以及20世纪40年代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费雷《文学地理学》（1946）标志“文学地理学”正式诞生相比，中国晚至1902年始由梁启超所作《中国地理大势论》借鉴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康德“文学地理学”概念而首次引入了“文学地理”这一概念，[3]所憾并未做进一步的理论阐释。然后至20世纪80—90年代，相继出现了文艺地域学、地域文学、地理学文学等概念而逐步趋于“文学地理学”的共识性“正名”，其中陶礼天发表于1998年的《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不仅明确提出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主张，而且对“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作了简要论述，[4]可以视为正式确认“文学地理学”概念的时间节点。诚然，概念滞后的负面效应不宜无限放大，但概念作为理论思维的反映，最终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本身的进程和成效。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本土学界对于中西文学地理学的历史传统与成果未予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加之诸如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等著作迄今尚无中译本出版，以致一些学者做出西方没有“文学地理学”或“文学地理学”而为中国独创的主观判断。[5]对此，我们应该基于中西互观的全球视野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辩证：一方面是西方拥有文学地理学的悠久传统与特色，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不能贸然得出西方没有“文学地理学”或“文学地理学”为中国独创的结论；但另一方面，由于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两书一直没有中译本出版，因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兴起、走向及其学理探索，与以上两书奠定的西方文学地理学传统并不存在直接的学脉承传关系，这是两种产生于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形态的文学地理学。
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认为可以参照19世纪以德国为中心的“新地理学”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中心的“新文化地理学”，并从这两个经典案例中获得有益的启示，然后提出“新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命题。
（一）从“地理学”到“新地理学”
西方学界广泛认可19世纪初以德国为中心，以亚力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宇宙》5卷和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地学通论》19卷两书问世为标志，西方地理学由此告别古典时期而进入近代时期。如果说洪堡既成就了一个时代的顶峰，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又是科学未来的开拓者，是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那么，李特尔则是通过地理学的概念与体系的研究和建构，进而确立地理学的科学地位以及推动大学地理系的相继成立。从地理学史上衡量之，古典—近代地理学的学术转型，地理学作为拥有独立研究对象与完整学术体系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以及地理学从学术研究走进大学学科教育体系，都具有划时代意义。在此背景下，美国杰弗里·马丁（Geoffrey J.Martin）在其《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中提出了“新地理学”的概念：
1874年，新地理学在德国开始，这一年由教授领导的地理系在德国的各个大学建立起来。在此之前，学生们只能去听一些相关的课程，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作一些讲座，但是在此之前，没有一批具有资格的学者能提供循序渐进的地理学训练。1874年，当德国大学设立这些专业之后，担任教师的学者并没有受过地理学的专业训练；那些被指定担任这些新职位的教授还不得不就“什么是地理学”来寻找自己的答案。不过德国的这一改革，迅速传播到了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英国、俄国，同时也通过其他途径传播到了美国。在上述五个国家中，由于对地理学性质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产生了地理学上的不同的国家流派。地理学通过这五个国家传播到了全世界。[6]
在该书的第八至二十章，马丁依次揭示了德国“新地理学”及其在法国、英国、俄罗斯和苏联、加拿大、日本、美国的传播和发展，然后又于第十九章介绍新的观察方法和分析方法，至第二十章分析交织在一起的“传统”和“变革”。由此可见，所谓“新地理学”，集中体现在古典—近代地理学转型时期走向大学课程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与学派建立。
（二）从“文化地理学”到“新文化地理学”
19世纪末，德国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在其相继出版的《人类地理学》第一卷（1882）、第二卷（1891）中继承孟德斯鸠的气候决定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率先开创了人文地理学，成为与自然地理学双峰对峙的两大分支学科，这在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世纪20年代，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Carl O.Sauer）同时借鉴德国地理学的“景观”（landscape）以及人类学家的“超机体”（superorganic）概念建构文化地理学体系，其代表作《景观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一书于1925年出版，标志着文化地理学的正式形成。以索尔为核心，以索尔执教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地理系为阵地，逐步形成了极具文化特色、历史特色的“伯克利学派”，代表了美国文化地理学研究成果与取向。从1925年至20世纪70年代，文化地理学逐渐形成五大研究主题，即文化生态学、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文化区和文化景观。
20世纪80年代，以英国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和美国丹尼斯·科斯克罗夫（Denis Cosgrove）为领军人物，力图在批判以“伯克利学派”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新文化地理学”的知识体系。两人的代表作《意义的地图》（1989）[7]、 《景观图解》（1988）[8]于20世纪80年代末相继出版，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英国迈克·克朗（Mike Crang）因其代表作《文化地理学》（1998）[9]运用新的学术思维并提出新的学术创见而被誉为“新文化地理学”后起之秀。“新文化地理学”不仅集中体现了现代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而且与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空间批评”两相结合而一同致力于学术范型的变革与重建，对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李蕾蕾《当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知识谱系引论》一文认为，“新文化地理学”是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在“后现代地理学”之后蓬勃发展起来的，是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普遍的“空间转向”之后的学术互动产物，它与地理学以往的知识遗产包括传统的文化地理学既有联系也存在从研究议题、概念、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差别，是走向批评范式的人文化和理论化的知识体系[10]。通过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的两相比较以及对既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可以进而将“新文化地理学”的知识谱系及其未来走向简要归纳为三个“重构”：一是“文化”概念的重构。对文化概念的新理解是文化地理研究范围拓展的理论基础。“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地理学不能只关注“文化本身”，还应该关注“文化政治”，即关注政治事件产生的、直接的前因后果，实际上是将文化的概念从人类学替换到政治学，通过创立一个与权力结合的“彻底的政治化的文化概念”，发展空间的文化政治学和“权力几何学”。同时强调文化是人与人之间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各种关系，通过文化是中介（media）、是平台（level）、是生活圈（sphere）等空间隐喻，将文化研究空间化与隐喻化，由此凸显了“新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观点：空间的隐喻（metaphor）就是文化。人们之所以能够从某种事物的空间形式中感受到某种文化力量，正是因为人们理解了这种空间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义。所以“新文化地理学”之于“文化”概念的重构，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与政治批判倾向。二是“空间”概念的重构。“新文化地理学”将空间的科学研究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关注空间如何作为文本、意义系统、象征系统、所指系统来表达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以及民族主义和国家关系；主张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些重要象征所组成的世界”[11]。所以不仅要研究作为“世界Ⅰ”的真实世界，也要研究“世界Ⅱ”即媒体再现（representation）或表征世界，关注如文学、专著、艺术、电影、电视、音乐、广告、新闻、网络等媒体文化中的景观、空间和地方；主张重构地方—全球关系，提出“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新概念，强调地方化的全球和全球化的地方，同时认为地方之间的全球网络关系比地方感更重要，关系路径（route）比地方之根（root）更重要，并发展出“马赛克模型”“世界体系模型”和“网络模型”。三是“景观”概念的重构。“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景观不再是“所见的”外在客体，而是“见的方式”，于是“景观”从名词转变为动词，景观如何运作及其与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问题成为研究核心，由此扩大和深化了景观的解释学思考及其学术影响力。“新文化地理学”还提出“媒体景观”（mediascape）的新概念，鉴于媒体在新的人地关系中业已成为既是“地”也是“人”的界面世界，媒体世界重新创造了地理学，为人文地理学开辟一个崭新、宽广而富有生命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所以“媒体景观”成为理解和解释人地关系的新的观察点。[12]
（三）从“文学地理学”到“新文学地理学”
20世纪40年代，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费雷《文学地理学》（1946）的相继出版，标志着“文学地理学”在法国的正式产生，如果说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还局限于法国文学地理学的“国别”范域，实际上是重在以省域为研究重心的实体性研究，那么费雷《文学地理学》作为第一部直接以“文学地理学”命名的学术著作，已从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的“国别”研究走向“通论”研究，因而较之《法国文学地理学》更具作为“文学地理学”正式产生的标志性意义。费雷在《文学地理学》最后的“结论”中这样写道：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一方面文学地理学不再为了存在而等待系统性的论文（如同本文）的佐证，另一方面文学地理学只能构建为地理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次级分支。
尽管文学地理学提出了比历史地理学更加宽泛和哲学化的阐述，它要走在历史地理学学科前面是不大可能的，同样也不可能处于一个相对更知名的位置。几乎不再有什么理由期待地理学家可能会将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放在这个领域。然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文学地理学或许只等待它的圣伯夫（Sainte-Beuve）[13]或者布吕纳介（Fedinand Brunetière,1849—1906）[14]们，以飞跃发展、激发起感召、被受过教育的公众承认，最终获得教育界的青睐。
假如文学地理学最终获得和历史地理学同样的影响力，这在另一方面来说仍不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影响力：确切说这只是一项为创造性的思想留下注疏评论的工作，这项工作的完成还有无限空间。[15]
根据费雷关于“文学地理学只能构建为地理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次级分支”的观点，大致可证作者是持一种“文学地理学”同时从属于地理与文学的“次级分支”的双重属性论。但与此同时，费雷又为将文学地理学最终建为独立学科的合理性与成长性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我们希望的是，首先文学地理学要明确下来，要通过专门的工作来明确和显示文学地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合理性”,[16]“对分类原则的研究建立在解释原则的指导基础上，其研究成果应该最终将文学地理学建立为一门科学”。[17]以此联系当时“文学地理学”初创之际的特定背景，再来思考费雷对于文学地理学的这一学科定位以及上引“结论”的主要观点，则同时可见作者之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命运的定位既是相当“谦卑”的，但又是充满期待的。
正与“新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的“新”“旧”之别相通，从“文学地理学”走向“新文学地理学”，同样并非只是概念的简单置换，关键在于不同于以往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创新——包括以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为核心的学术体系重构，彼此具有学理逻辑上的契合度与递进性。然而与“地理学—新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所不同的是，从法国的“文学地理学”到本土的“新文学地理学”并非“完成时”而是“进行时”。虽然“新文学地理学”伴随20世纪后期的开启先声、重新起步与多元拓进，而至21世纪正在走向学科自觉的崭新阶段，但迄今为止尚未真正完成基于文学地理学原理、臻于历史与学理逻辑有机统一并拥有足够的原创性、集成性理论成果的学术体系建构，而且还没有普遍进入大学课程体系，所以“新文学地理学”最终能否如同“新地理学”与“新文化地理学”一样破“旧”立“新”，还需要相应的时间加以证明，尤其需要站在21世纪新的学术制高点上，通观和集成古今、中西的相关学术成果而在理论建树上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这里拟引入四个关键词——还原、建构、超越和回归，以此勾画“新文学地理学”学理逻辑展开的“路线图”。
二 关键词Ⅰ：还原
“新文学地理学”之所以选择“还原”为第一个关键词，是因为首先需要通过历史“还原”为其确立一个新的逻辑起点，由此可见“还原”这一首要环节在建构“新文学地理学”学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还原”或者说“历史还原”一直是许多严谨学者的学术理想，但同时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陈洪在《徘徊于“还原”与“建构”之间》一文中提出了三点质疑：一是历史可能“还原”吗？二是“文学”之史的研究应该以“还原”为观止吗？三是学术研究的当代性、主体性有排除的可能吗？[18]这三点质疑的确很有分量，然而在我们看来不宜将“历史还原”绝对化，而应以更辩证的眼光和思维来看待。“历史”本来即有“本然历史”与“书写历史”的不同含义，不妨以A与B表示之，A代表“本然历史”，的确是无法真正复原的；B只是A的“本然历史”的部分遗存，而且往往仅是后人有选择记录的“书写历史”而已。从绝对的意义上说，B永远不可能是A，也永远不可能复原A；但从相对意义上看，通过超越时代与个体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可以让B逐步接近于A。在此，有无“历史还原”的意识大不一样，是否致力于“历史还原”更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正如考古发现无法真正实现对“本然历史”的还原，但每一次考古发现及其与文献的互证互释，都会改写原有的历史，并在接近于“本然历史”的方向和路径上向前迈进一大步。
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新文学地理学”学理逻辑的首要关键环节——“还原”也应该从其“历史”的“还原”出发，这是走向第二个关键环节——“重构”的必要前提。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阿尔夫雷德·赫特纳（Alfred Hettner）在其名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一编开宗明义地指出：
要完全理解现在，永远只有从历史出发才有可能。同样，要充分理解一种科学，也永远只有详细研究它的历史发展，才有可能。倘若我们在方法方面考察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时从未忘却这条通例，不打算先验地去确定它们——这种尝试不论如何聪明却不曾有结果，那么我们可能已经避免了许多无益的弯路和许多的争论，节省了许多的精力。因为各种科学的形成，每种科学所提出的问题，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乃是出于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需要，每个时代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随着这些因素的增加或者减少，科学的内容就也会丰富些或者贫乏些。有倒退的时期；但是，从整个看，科学却是前进的。这种进步和整个文化的进步是密切联系着的。[19]
就“新文学地理学”的“还原”而言，其中居于主导层面的是学术链的整体“复原”，即旨在通过文献的梳理与总结“复原”文学地理学史中的关键节点。应该说，对于文学地理学史的梳理和总结已逐渐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在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史方面已取得了重要进展，除了相关著作“前言”的学术史回顾之外，还有诸多综述或包含综述内容的专题论文问世。但总的来看，还比较零散而不够系统，更需要相对厚重的学术史著作问世。然而以此反观本土学者的西方文学地理史研究，更是成果寥寥。其中除了最重要的语言障碍之外，还在于学界对此未予更多的关注、重视和投入。因此，鉴于中西文学地理学史研究本身的难度以及彼此成果的明显落差，尤其需要重点关注西方学术史的历史“还原”，并进而思考如何更好地将历史“还原”与学术“补缺”融为一体。
（一）通过既有文献梳理的“还原”
充分利用既有相关文献重新进行学术链接，这是“新文学地理学”历史“还原”的基础工作。首先，就最为宏观的层面而论，需要重点对中西文学地理学发展历程进行历史“还原”：从中希发轫，然后历经中国轴心与西方轴心的前后交替，最后形成中西并盛之局面——这一通过既有文献梳理进行历史“还原”而得出的相关结论，同时也为全球视野中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史叙述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其次，就中观层面而论，则需要在以上总体叙述框架中对中希发轫、中国轴心、西方轴心与中西并盛依次展开更为深入的历史“还原”。比如关于西方轴心时期的“理论奠立”，主要经历了前后链接的四大环节：第一个重要环节是1725年意大利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新科学》提出的“诗性地理”论，兼具概念提炼与理论创新的双重意义；第二个重要环节是1748年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创新；第三个重要环节是18世纪中叶德国康德《自然地理学》对于“文学地理学”的概念提炼[20]；第四个重要环节是18世纪末德国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时间、空间、民族“三要素论”。以上四大思想巨子前后相继，环环相扣，充分凸显了意法德文学地理学前后相继的轴心地位。然后通过19世纪斯达尔夫人、黑格尔、洪堡、丹纳等的学术接力，终于至20世纪40年代激发了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与费雷《文学地理学》的相继问世，标志着西方文学地理学在法国的正式诞生。再如中西并盛时期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复兴历程，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60—70年代的开启先声、80年代的重新起步、90年代的多元拓进、21世纪初的学科自觉阶段。以上四个阶段始终伴随着国际视野拓展与本土意识崛起以及以实践探索带动理论建树的同时并进，并以其显学集成的成果开启了不同于西方的“新文学地理学”之学术盛世。最后，在微观层面上，还需要进一步走向每一个学派、学者及其论著的历史“还原”。维柯的“诗性地理”论之所以同时兼具概念提炼与理论创新的双重意义，是因为作者基于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的历史框架而提出“诗性智慧”的核心概念，而“诗性地理”则是“诗性智慧”的亚概念。以“诗性地理”之于历史还原，可以为文学地理回归和接续古老智慧之源，重新发现和拓展新的地理空间；以“诗性地理”之于学理建构，则可以向下贯通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空间批评”理论，具有理论重释之价值。赫尔德的时间、空间、民族“三要素论”之所以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是因为赫尔德不仅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诗歌—散文—哲学”的三阶段论，而且主张历史规律是由所处地区的状况及其需要、所处时代及其机会和民族内在特征这三个因素所决定的，时间、空间和民族特性决定了历史的面貌，这一观点上与维柯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的历史时段划分相呼应，下与19世纪法国丹纳《艺术哲学》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论相契合。诸如此类的微观历史“还原”，既是通过既有文献梳理的“还原”的最终落点，也是上述宏观、中观历史“还原”的根基所在。
（二）通过相关论著翻译的“还原”
也许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对20世纪40年代以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与费雷《文学地理学》相继问世为标志的文学地理学正式诞生这一关键节点的“还原”。由于两书迄今尚无中译本出版，所以长期为中国学者所忽略，由此失去了对文学地理学史上一个关键环节的了解与参照。陶礼天最先从法国罗贝尔·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初版于1953年的《文学社会学》[21]的相关论述和注文中获此信息，并在《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对此作了简要的追溯，认为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样的著作所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有关。从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到丹纳《艺术哲学》再到蒂博岱《克吕尼》等，相继进行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的研究，讨论欧洲南北文学与文学地域问题。据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所谓“几年来，流行着文学地理学”等有关论述和介绍，知道法国文学研究界分别在1942年、1946年出版了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与费雷的《文学地理学》。所以说“文学地理学”的正式命名、产生，是在20世纪的40—50年代。[22]为了弥补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长期尚无中译本的缺陷，笔者设法从法国购得以上两书的初版法文著作，同时又找到了迪布依分别发表于1923年、1928年的《基于地理学的法国文学》[23]与《文学与地理》[24]两篇论文，以及费雷出版于1939年的博士论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地理学》的原版法文著作[25]，然后筹划译为中文，如此总算将标志文学地理学正式诞生的这一关键环节给补上了。其他如对法国贝特兰德·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26]与美国罗伯特·泰利（Robert T.Tally Jr.）等有关“地理批评”论著、美国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与埃里克·布尔逊（Eric Bulson）等有关文学地图论著，以及加拿大马克·布罗索（Marc Brosseau）有关地理学界文学地理研究论文的陆续翻译，也都兼具历史还原与学术补缺的双重价值。
（三）通过中西学术交流的“还原”
2009年10月20日，巴黎第三大学教授兼诗人米歇尔·柯罗（Michel Collot）应邀赴北京师范大学作有关“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讲座，将文学地理学划分为“文学地理学”（次级概念）、“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三个层次。[27]颜红菲《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一文对上述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三重概念作了简要阐释，并重点介绍了以法国贝特兰德·韦斯特法尔为代表的“地理批评”理论，认为韦斯特法尔所著《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2007）的重要价值在于建立起了一整套文学地理批评的理论框架，全面地阐释了地理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作者通过阐释三个基本概念：空时性（spatiotemporality）、越界性（transgressivity）及指涉性（referntiality）建构了地理批评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颜文还重点评述了美国“地理批评”代表人物罗伯特·泰利，提到其地理批评的主要著作有《空间性》《麦尔维尔、绘图与全球化：美国巴洛克作家的文学制图》《全球化时代的乌托邦：空间、再现与世界体系》；重要论文有《地理批评与美国文学》《地理批评：绘制文学空间地图》《文学制图：空间、再现与叙事》。此外，泰利还曾编辑出版了汇集美国地理批评代表性成果的论文集——《地理批评探索：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空间、地方和制图》，并将法国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译为英文出版。[28]
根据以上相关信息，笔者首先通过当时担任柯罗学术讲座法语翻译的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钱瀚博士，获悉了有关柯罗《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学术讲座的具体情况以及姜丹丹翻译的中文版，然后通过跨国订购获取了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的代表作《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2007）的法文版，泰利所著《麦尔维尔、绘图与全球化：美国巴洛克作家的文学制图》（2009）与所编论文集《地理批评探索：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空间、地方和制图》（2011）等著作的英文版。2015年10月23—24日，笔者又乘出访法国高校之际，由浙江工业大学任教于法国一所孔子学院的王征老师先行沟通，然后分别赴利摩日大学与巴黎第三大学拜访了韦斯特法尔与柯罗教授，其间先后获赠韦斯特法尔所著《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以及柯罗所著《地理文学》与论文《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的法文版，并就“文学地理学”以及“地理批评”“地理诗学”等论题作了深度交流，由此对相关理论之概念、源流、意义、前景等问题获得了新的认知与理解。
当然，以上三种“还原”路径会常常交织在一起而难以截然分开，比如19世纪西方“多向探索”时期，法国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直接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运用于文学地理以及文学史研究，而德国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以及地理学家洪堡等也同样不同程度地受到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于是以法德为轴心，西方文学地理学在多向探索中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为20世纪40年代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斯达尔夫人、黑格尔、丹纳的相关学术成果，皆可利用既有中译本加以重新梳理而进行学术史的再链接，而洪堡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则主要载于其地理学巨著《宇宙》5卷本的第二卷，鉴于《宇宙》至今尚无中译本出版，于是我们便约请有关学者从英文版《宇宙》第二卷译出论述文学地理的重要内容，[29]从而补上了著名地理学家之于文学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与观点。再如笔者于2015年赴利摩日大学与巴黎第三大学拜访韦斯特法尔与柯罗教授，首先缘于2009年10月20日米歇尔·柯罗应邀赴北京师范大学作有关“文学地理学”学术讲座的相关报道，继之得益于颜红菲《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对此学术讲座的简要阐释；对姜丹丹中译的《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的文本解读；通过跨国订购获取地理批评代表人物韦斯特法尔与泰利的代表作，然后才有赴法当面拜访柯罗教授与韦斯特法尔教授之举，由此不仅建立起了更为直接而有效的学术交流渠道，同时也有助于对当下以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地理学”以及“地理批评”“地理诗学”“文学制图”等概念与理论及其关系进行更为准确而深入的还原与阐释。
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学术史整体“还原”的过程，实质上即是对于学术链关键环节“再发现”的过程，然而“再发现”是永无止境的，正是永无止境的“再发现”，才能使学术史的整体“还原”不断趋于完善，才能逐步接近于学术史的本然世界。上述三种“还原”路径的分别展开与相互交融，可以充分印证学术链的“发现”与“再发现”以及相应的后续行动与综合利用的运行方向、规则与程序及其在学术史整体“还原”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当然，以上所论学术史上学术链的详细“还原”还有赖于专门史的撰写，但可以肯定的是，本书在学术链的整体“还原”上已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论著。
三 关键词Ⅱ：重构
“新文学地理学”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重构”，这是从“还原”这一新的逻辑起点出发，然后依次展开“新文学地理学”学理逻辑的第二个关键环节，旨在对“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进行系统的重新建构。
就“还原”“重构”这两个关键环节的关系而言，“还原”是“重构”的基础，而“重构”则是“还原”的更高目标。那么，为何要选择“重构”而不是“建构”这一关键词呢？首先这是因为“新文学地理学”之“新”理应是“重构”而不是“建构”；其次是因为在中西文学地理学史上曾经有过建构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努力最终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从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真正致力于文学地理学原理研究的著作问世来看，足以证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与其他新兴交叉学科一样，“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重构的核心内容是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四个层面，可以视为重构“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四大支柱。
（一）概念界说
任何新兴交叉学科学术体系的建立，首先需要面对“命名”的问题，因为这是决定其合法性的至为关键的第一步，由此可见“文学地理学”概念界说的重要性。然而无论是古今历史性的演变还是中西共时性的差异，以及诸多学者个体对“文学地理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不同理解，都为“文学地理学”的概念界说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以致有的学者提出“命名困境”问题。[30]鉴于“文学地理学”概念本身的多元性、歧义性与复合性，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将“文学地理学”的概念界说引向深入，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观“文学地理学”概念的时空异同，提出“文学地理学”的复合概念系统之说。这里将重点围绕“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历史变迁、多元复合与整体界说三个维度作一扼要论述。
1.“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历史变迁
自中国先秦与古希腊出现“地理”概念以来，最与“文学地理学”概念相近的是1725年意大利维柯《新科学》提出的“诗性地理”论，但“诗性地理”是作为“诗性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提出来的，因而其本身并非文学地理学概念。然后至18世纪中叶德国康德《自然地理学》一书中“文学地理学”的概念提炼，是继“诗性地理”论之后首次为“文学地理学”正式命名。若论这一概念的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此处的“文学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以地理为本位而非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学；二是康德仅仅提出了“文学地理学”这一概念，而没有对“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作任何理论阐释。然而从概念史的意义上看，康德“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后续影响力却不可忽视，直至20世纪40年代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两书命名即是对此概念的直接沿用。此后，尽管也陆续出现了诸多其他名称，但“文学地理学”概念已为学界主流所普遍认同。就在中国的20世纪80—90年代，也曾先后出现文艺地域学、地域文学、地理学文学的不同概念，但最终也同样归之于“文学地理学”。钟仕伦根据有关学者对于“文学地理学”概念——包括内涵与外延的辨析与讨论，梳理和总结为以下五种代表性观点，即杨义的“地图说”、梅新林的“本位说”、陶礼天的“边缘说”、曾大兴的“关系说”、邹建军的“空间说”[31]。尽管以上五说都汇聚在“文学地理学”的旗帜之下，但彼此所指称的内涵与外延各不相同。换言之，彼此的“文学地理学”名同实异，各有不同的“文学地理学”。
2.“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多元复合
无论是西方“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多向扩容，还是中国“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多元并存，都充分显示了“文学地理学”业已形成一个“总概念—亚概念”复合系统。
按照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一文的观点，“文学地理学”既是一个总概念，正如文中开篇所云：“近年来，有大量研究著述（博士论文、研讨会论文与科研论文）涉及在文学创作中的地理特征或者在文本中的空间再现。我要提出如下假设：我们正在参与一种‘文学地理学’的涌现，这种现象可以为在法国大学界仍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史研究提供补充，或与其相媲美。”[32]此即意指整体性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但与此同时，“文学地理学”又与“地理批评”“地理诗学”构成三个不同的层面，彼此互为补充：“首先是文学地理学，它研究在作品中制造的空间语境，这种语境同时处在地理、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层面上；其次是地理批评，研究在文本中的空间再现，处在集体想象与主题学的层面上；再次是地理诗学，研究在空间、文学形式与文学体裁之间的关系，抵达一种关于创作潜能的诗学，即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33]以此为基础和参照，我们大致可对“文学地理学”的复合概念系统作如下的重新梳理与界定：在柯罗“文学地理学”的总概念下，其下与“地理批评”“地理诗学”并列的“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次级概念，颜红菲称之为“狭义的文学地理学，类似于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文学地理学，关注作家的地理分布及地域空间对作家创作以及作品中地理空间建构的影响”。[34]换言之，“文学地理学”可以划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个层次，广义“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是一个囊括所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总概念；狭义的“文学地理学”则重点关注作家的地理分布及地域空间对作家创作以及作品中地理空间建构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基于人地关系本原的地域文学或者说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与20世纪90年代出现于北美的“文学地域主义批评”意涵相近，因而不妨新命名为“地域批评”。以“地域批评”指代狭义“文学地理学”，显然有助于避免广义与狭义两个“文学地理学”的概念混淆。承接“地域批评”的是“地理批评”，由法国贝特兰德·韦斯特法尔与美国罗伯特·泰利等倡导的“地理批评”，普遍注重于文学文本研究，尤其重在对空间的文学再现的分析，与重在“人—地”关系研究的“地域批评”刚好形成“内—外”互动与互补之势。此外，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来看，还应包括作为文学地理学“第二语言”的“文学地图”这一重要范式与载体，根据“文学地图”本身的发展演变历程及其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功能，同时参照中西学者的“文学制图”与“文学图志”理论，我们在此另行提出“地图批评”这一新概念——借此可以弥补柯罗“文学地理学”概念系统的缺陷。
要之，在“文学地理学”总概念的旗帜下，以“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地理诗学”为四个核心亚概念，一同构成“文学地理学”的“总概念—亚概念”复合系统。其中“地域批评”重在“外层空间”研究，“地理批评”重在“内层空间”研究，“地图批评”重在贯通内外“双层空间”的“图—文”合体，而“地理诗学”则重在统率“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的理论建构，并为整个文学地理学提供理论支撑与引领。“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以及“地理诗学”四个亚概念的合成与演绎，是基于文学地理学内在学理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对长期以来相互分立、层级紊乱的诸多亚概念的系统整合，标志着文学地理学概念体系的完整建立。
3.“文学地理学”的整体界说
即在通观与交融“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历史演变历程与多元复合系统的基础上对“文学地理学”的“总概念”做出整体界说。在此，尤有必要重申一下笔者发表于2006年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一文中所给出的“定义”:“文学地理学是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35]，然后归纳为四个代表核心意涵的关键词句，即跨学科互融模式、文学本位立场、空间研究重心与通向学科之路。
（1）跨学科互融模式。这是“文学地理学”概念界说的本源根基问题。就“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的母体学科——地理学、文学的互融方式而言，大致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包括了地理的“文学化”、文学的“地理化”以及“他者”的“文学地理学”三种路向，于是在“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互融中即进而衍变为“地理学”“文学”与“N学科”多元互融的新的组合方式，其中来自地理学界、文学批评界以及文化学界、哲学界、思想界的学者一同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文学地理学”的定义实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的定义。
（2）文学本位立场。这是“文学地理学”概念界说的关键定位问题。由于“文学地理学”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以及来自地理学界与文学批评界不同的专业立场，必然长期存在着“文学”本位与“地理学”本位之争，即前者多由“文学”走向“地理”，后者则多从“地理”走向“文学”。然而由此进而将“文学地理学”纳为“文学”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固然有助于拓展“文学”或“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与空间，但实际上是取消了文学地理学作为跨学科研究的相对独立地位。鉴此，需要我们在通观文学地理学未来发展方向上来重新审视与思考“文学地理学”所谓本位论问题，即在建构相对独立的文学地理学新兴交叉学科以及从“文学”走向“地理”的跨学科研究中，首先是从“文学”而非“地理”的本位立场出发，但又不局限于狭隘的“文学”本位论而趋于彼此之间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更高定位、更高境界的“文学”本位论。
（3）空间研究重心。这是“文学地理学”概念界说的核心意涵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事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外延、边界等关键内容，而且已经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议，所以自然成为文学地理学概念界说的核心问题。对此，可以从历史逻辑与空间模型两个层面做出解释与建构：一方面，通观中西文学地理学研究重心的总体发展轨迹和趋势，主要凝聚为以下三大重心或者说三重学脉：一是地域文学—文学地理研究；二是文学空间—文学地理研究；三是文学地图—文学地理空间研究。这三大重心或者说三重学脉正与“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三大“批评”概念相对应。另一方面，则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建构为“二、四、三”的三重空间模型。所谓“二”，意指由弗朗科·莫雷蒂的“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提炼为“外层空间—内层空间”的“双层空间”，所有的文学地理空间都可以归结于这一“双层空间”，也都以这一“双层空间”为基轴；所谓“四”，意指借鉴“空间批评”的空间分层理论与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 Abrams）“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的文学四要素论，建构为“客体空间”“主体空间”“文本空间”“传受空间”的“四重空间”，实际上即是双重“外层空间—内层空间”复合循环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文学地理空间向“文本空间”的重心转移；所谓“三”，意指在以上“双重空间”与“四重空间”的基础上，同时又由“内层空间”引出“叙事空间—隐喻空间”，从“外层空间—内层空间”的双层空间引出“文本空间—图本空间”，如此由外而内，由文而图，内外结合，图文合体，最终建构为“外层空间—内层空间”“叙事空间—隐喻空间”“文本空间—图本空间”的三维交融模型。这既与上述三大重心或者说三重学脉相呼应，亦与“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三大“批评”概念相契合。
（4）通向学科之路。这是“文学地理学”概念界说的前沿方向问题。即从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逐步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也是文学地理学的概念界说的最终归结。那么为何在“跨学科”“新兴交叉学科”之外再提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是因为从学理上说，文学地理学由“文学”与“地理学”融合而成，在“文学”与“地理学”之间，既非对等关系，也非重合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在此情况下，文学地理学作为“跨学科”“新兴交叉学科”，似乎只能在隶属于“文学”或者隶属于“地理学”的母体大学科中做出选择。但实际上，在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中，除了最为重要的母体学科“地理学”“文学”之外，还有诸多其他学科的参与，此即上文所论“地理学”“文学”与“N学科”多元互融的组合模式。由此看来，似有必要进而将文学地理学从隶属于“文学”或隶属于“地理学”的母体大学科中分离和独立出来，进而发展和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当然，这仅仅是指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在现实中，我们还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二）学科定位
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学科定位的关注度远在概念界说、理论建构与方法整合其他三个问题之上，在相关的讨论中也相继出现了许多互有异同的观点。这里将重点围绕以下四个问题作一简要阐述。
1.学科参照系
鉴于目前有关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问题讨论的种种歧见，因而有必要首先回归现代大学学科的本原意义，其中包括两个方面，即现代大学学科理论与现代大学学科目录，这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最为重要的双重参照系，是衡量有关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之争的主要标准。当然，确立现代大学学科理论与现代大学学科目录的双重参照系，其目的不仅仅是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寻找合法性依据，更重要的在于如何塑铸其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开放性、创新性与包容性。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说得好：“每一个专业都要跨越自己的专业界限进入目前尚未标界的领域才能不断进步。”[36]同理，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发展，也有赖于众多学者勇于“跨越自己的专业界限”，在探索“进入目前尚未标界的领域”不断前行，唯此才能促进文学地理学的不断进步。因此，参照现代大学学科理论与学科目录，围绕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的关键问题，总结既有学术成果，厘清学科建设思路，可以进而明确其今后的前行方向。
2.学科本位论
在文学地理学的本位性论争中，大致形成了文学本位论、地理本位论以及文学—地理双重属性论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中地理本位论率先问世，以18世纪中叶康德《自然地理学》为发端，以来自地理研究界的学者为主体，其中涉及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的有美国的 A.K.杜特（A.K.Dutt）与R.杜莎（R.Dhussa），加拿大的马克·布罗索（Marc Brosseau），英国的迈克·克朗等后现代地理学或新文化地理学家。他们关注文学地理研究，主要是将其视为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者是一个相关研究领域，而以此纳入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范域之中，其主流倾向是以地理为本位、为核心，但对文学地理学同样具有重要的推动与启示作用。文学本位论者，多为来自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从20世纪40年代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正式创立文学地理学开始，即确立了文学地理学的文学本位地位。然后至21世纪之初经本土学者杨义、梅新林、李仲凡、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等学者的学术接力，一同奠定了文学本位论的主导地位，尽管彼此的具体见解多有差异。文学—地理双重属性论处于文学本位与地理本位两极之间，可以视为对文学本位、地理本位论的一种折中方案。双重属性论可以上溯至20世纪40年代法国费雷《文学地理学》所论以文学地理学建构为地理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次级学科。而在目前的本土学界，则以陶礼天、胡阿祥、戴俊骋、马晶为代表，其中陶礼天、马晶由文学视角进入，胡阿祥、戴俊骋则由地理视角进入，彼此同中有异，似同实异。在以上三种本论观中，文学本位论居于明显优势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关注其余两种本位论，以资相互借鉴和补充。
3.学科谱系论
即从外部交融与内部分化两个方面同时入手，建构相对完整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谱系，这是衡量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与建设是否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根据目前学界所讨论的意见，大致包括文学地理学原理、文学地理史、文学地理批评、区域文学地理学、族群文学地理学、性别文学地理学、比较文学地理学、文体地理学、文学地图学、文学地理信息学或文献学等，同时还可以根据需要细化为各种更为专题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序列。[37]当然，文学地理学与其他新兴交叉学科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特别需要来自不同学科、不同观点的广泛论辩与深度交融。而作为学科定位的最终环节或者说标志性成果，则是相对完整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谱系的建立。
4.学科边界论
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原本即是其学科特色之所在，也是其从学科交融走向学术创新的动力之所在。这正好印证了上文所引克拉克的至理名言：“每一个专业都要跨越自己的专业界限进入目前尚未标界的领域才能不断进步。”[38]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倾听一下英国学者E.F.舒马赫（E.F.Schumacher）的另一忠告：“每门学科都是在它的专属范围内有益，一旦越过这个范围就成为有害的，甚至起破坏作用。”[39]因为所有学科——包括跨学科的文学地理学都不应该是漫无边际的泛学科化，而需要确立相对合理的学科边界。也就是说，并不是“文学”与“地理”以及N学科的简单相加即是文学地理学，或者仅是与文学地理学发生某种关联就是文学地理学本身。比如城市文学、乡土文学、家族文学甚至游记文学等，固然皆与文学地理学密切相关，但并不能一律或笼统地划归于文学地理学研究，因为城市文学、乡土文学、家族文学甚至游记文学均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主旨与边界，只有当其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主旨趋于一定的契合度时，才可以同时纳入文学地理学之中。换言之，辨析和确认文学地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和领域究竟是种属还是交叉关系，最为关键的还在于彼此在学术主旨上的契合度。
（三）理论建构
理论的创新引领，是任何一个学科建设的灵魂，是一个事关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就目前中西学界的理论建构成效而言，在本土明显滞后于实践探索，而在西方却多元并起而未能聚焦，因而特别需要同时从文学地理学的两个母体学科吸取学术成果，而走向对文学地理学本原意义的学理辩思，以此推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取得重点突破。
问题导向从来都是理论创新的方向与动力，根据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杰弗里·马丁所著《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中的提炼和归纳，地理学所要关注和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是：“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40]同样，这也是文学地理学研究所不能回避的三个核心问题。首先提出“它在哪里？”意味着地理学的首要问题是空间定位，最后归结于“它意味着什么？”表明地理学的终极指向是意义追问，而处于中间的“它是什么样的？”代表了从空间定位走向意义追问的思维过程与结果，也是连接和贯通两者的桥梁和纽带。所以，在此三个核心问题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彼此不可或缺、相辅相成而又依次递进。文学地理学不仅可以从中获取启示意义，而且应该对此做出跨学科的回答。与此同时，参照弗朗科·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中提出的“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的重要概念，[41]可以进而提炼为“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双重空间理论，两者由外而内，内外结合，一同构成了完整的立体的文学地理空间。然后根据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与特点，以马丁提出的三大核心问题与莫雷蒂的“双层空间”论耦合和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
1.版图复原
“版图”本是由“版”与“图”复合而成的一个古老概念，分别意指“户籍”与“地图”。今天的“版图”概念基本承续了古代“版图”的原始意涵而又赋予现代国家主权的新的内涵，意指包括一个国家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既可通指一国的疆域，同时又可分指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状态，如经济版图、政治版图、文化版图、文学版图等。文学版图之“版”即“户籍”，也就是文学家的“名册”；而文学版图之“图”，就是文学家的活动空间舞台。文学地理的本原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文学家的“户籍”所在，也就是文学活动空间与舞台的中心所在。文学家群体处在哪里，流向哪里，文学活动与创作成果就带向哪里，文学地理的中心也就转向哪里。而文学家的“名册”并非凝固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活动之中的，因此以文学家为主体的文学版图也就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地理、活动地理与传播地理的分布与流向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文学图景，而这也正是“版图复原”说的要义所在。
“版图复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空间定位，与“外层空间”即“空间中的文学”相对应。这一空间维度属于真实而非虚构的历史空间，但却是建构“文学中的空间”——“内层空间”的根基所在。作为对文学地理的空间定位，“版图复原”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才得以完成，其中第一个程序就是如何确定“空间范域”，然后依次为“板块结构”“中心定位”“边缘活力”，最终归结于“区系轮动”。在“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中，以“版图复原”为基点，然后依次走向“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版图复原”重在对“外层空间”的空间定位，这是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三大支柱的根基所在。
2.场景还原
“场景”本是指电影、戏剧中的各种场面，同时也泛指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特定情景。“文学场景”与影视的“场景”概念具有内在相通之处，主要是指人物活动的空间情景，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不可替代也不可重复的空间图景。借用“场景”一词而提出“场景还原”，旨在强调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鲜活样态还原，并通过不同时空的场景链接而走向动态化、立体化、集成化与虚拟化。与“版图复原”“精神探原”一样，“场景还原”本身具有独立自主的结构与功能，但同时又是贯通“版图复原”之“外层空间”与“精神探原”之“内层空间”的中介。整体的“文学版图”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景”组合而成，作为“文学版图”中的主体与灵魂的文学家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景”之中，具体“文学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而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景”变化的方向与节律。与此同时，“文学场景”既是人物活动的空间情景，同时又被赋予不同的隐喻意义或象征意义，换言之，“文学场景”不仅是“精神探原”的载体，而且也是沟通其与“场景还原”的中介。
“场景还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双向互观，以“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即“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相贯通。其主旨导向集中体现在三个“回归”：一是回归生命现场，二是回归鲜活样态，三是回归人文精神。而其实践意义则在于：不仅可以将“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即“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贯通起来，而且可以将“内层空间”的形式研究与意义阐释融为一体，唯此才能建构契合文学地理学内在学理逻辑的相对完整的文学地理空间体系。在“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中，“场景还原”处于“版图复原”与“精神探原”的中间环节。与“版图复原”重在对“外层空间”的空间定位不同，“场景还原”致力于“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贯通中的双向互观，处于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三大支柱的枢纽地位。
3.精神探原
如果说“版图复原”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整体的概念，“场景还原”呈现为具体、特定的空间图景，那么“精神探原”即是对蕴含于文学版图与文学场景之中的整个隐喻世界的意义追问，彼此相互衔接、相得益彰。文学地理之意义追问，当是缘于“文学”之于“地理”的“价值内化”的结果。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超越、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象征意义。《红楼梦》中一再重现的“金陵”意象，[42]鲁迅小说反复抒写的“故乡”情结，皆由童年时代的地域“记忆”，不断内化、升华为具有原型意义与原动力作用的精神象征，两者一同具有典范性的启示意义。[43]所以，经过价值内化的地理空间是一种源于特定地域而又超越其上、具有精神原型与文化象征意义的“内在空间”，这一“内在空间”无不同时兼具空间叙事形态与空间隐喻意义的双重指向，彼此具有“外—内”“显—隐”之不同。诚如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所言：“空间的隐喻还时刻萦绕在我们的话语里，它们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思想的无能为力或衰退的标志，正如柏格森所认为，却证明它们需要空间的支撑来舒展和向外表达（s'exprimer）。在革新话语的同时，文学为人类精神和生存状况的革新做出贡献，对于地理诗学和地理批评来说，它们构成颇受青睐的一种研究对象，证实空间对于作家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框架，而且它也注入其集体想象中最内在亲密的价值与意义，承载着语言与形式发明的显要潜能。”[44]
“精神探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意义追问，与“内层空间”即“文学中的空间”相契合。文学地理的意义追问也同样应该基于不同的文本类型与阐释学理论而呈现为不同的价值趋求，包括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不同取向，但其最高境界应是生命意义之追问。文学地理“精神探原”的“空间矩阵”结构呈现为：（1）“精神探原”的基点：“诗性空间”;（2）“精神探原”的开放性：“文化空间”;（3）“精神探原”的深邃性：“原型空间”;（4）“精神探原”的指归：“终极空间”。在“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中，“精神探原”由外而内，致力于“内层空间”的意义追问，是从“外层空间”向“内层空间”的意义深化与升华，标示着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三大支柱的终极指向，具有开放性、深邃性与永续性的特点。[45]
以“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作为对地理学的三大问题——“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的文学回答，同时也因此形成了文学地理学理论的三大支柱，或者说一个相对稳定的“金三角”结构，从而最终完成契合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内在需要的理论体系建构。
（四）方法创新
“文学地理学”既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目前学界有关讨论和观点来看，杨义、梅新林、曾大兴、邹建军、李仲凡、钟仕伦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学地理学的方法论问题。比较而言，以邹建军《我们应当如何开展文学地理学研究》一文所提出的科学研究方法与审美批评方法如何结合的问题，[46]更加契合于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研究方法之本质。对此，我们可以进而概括为“二元复合研究法”——简称“二元研究法”。以上两种研究方法相距甚远，但又相反相成，正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归根结底，这是由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即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同时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二元性”，此其一。其二，对于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群体而言，都要同时面对“二元研究法”的严峻挑战，即一方面需要借鉴和运用“地理学”的实证方法，包括准确的空间定位，大量的数据统计，以及各种图表的编制，甚至还需学会使用专业性的工具，这些都是“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功，“文学地理学”研究同样也不例外；而另一方面，则需要继承和运用“文学”的阐释方法，包括对文本空间形态与意义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与阐释，这是因为文学地理研究是以文学文本位，本质上是一种审美而非科学行为，需要同时具备足够的审美想象力、感悟力与判断力。所以不管你来自地理学界还是文学研究界或者其他学科，都应具备同时应对“二元研究法”严峻挑战的学术能力。其三，在来自地理学界与文学研究界的两大学者群体之间，由于不同的专业背景与本位立场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应对策略，彼此可以分别归结为“地→文”范式论与“文→地”范式论。前者基于“地理”立场而融合“文学”，由此演绎为“以文证地”—“以文释地”—“地文互释”三种方法，后者基于“文学”立场而融合“地理”，由此演绎为“以地证文”—“以地释文”—“文地互释”三种方法。其四，在“地→文”范式论与“文→地”范式论的双峰对流格局中，彼此的最大公约数是由“地文互释”与“文地互释”臻于“对话关系”的建立，这是双方趋于内在融合以及在融合中相互促进、相互借鉴、相互增值的前提条件，也是双重范式论从“文地规约论”“文地协同论”进而走向“文地重构论”的内在动力。
在“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重构的四大支柱之间，“概念界说”重在为其确认“身份”,“学科定位”犹如为其铸就“骨架”,“理论建构”更是为其注入“灵魂”，则“方法创新”主要为其提供“路径”。四者构成“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重构的核心内涵，其中“理论建构”又是重中之重所在。
四 关键词Ⅲ：超越
“新文学地理学”的第三个关键词是“超越”，这是“新文学地理学”学理逻辑展开的第三个关键环节，是从“还原”这一新的逻辑起点出发，经过“重构”第二个关键环节之后对于既有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深化与升华。下面拟从古今、中西、学理三重维度的“超越”分述于下。
（一）古今维度的超越
此指在“古—今”的历史性维度上实现对本土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新超越。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自先秦开始同样源远流长而且自成特色。两汉以后，大致沿着以下四个方向向前发展：一是延续班固《汉书·地理志》、郑玄《毛诗谱》、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的经典文学地理阐释；二是以刘勰提出的“江山之助”为代表的文学与地理环境研究关系研究；三是以《隋书·经籍志》为代表的南北区域文学比较研究；四是伴随地方文集与诗话兴盛的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上述诗骚地理论、江山之助论、南北比较论以及地方文学论之“四论”，代表了漫长的古典时期本土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成果，并因此形成了历久不衰的学术传统。
然后到了19—20世纪之交，在第二次“西学东渐”的强烈激发下，中国地理学界在引入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在融合传统地理学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现代转型与复兴：其一，由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借鉴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康德“文学地理学”概念而在中国首次提出了“文学地理”的概念；[47]其二，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48]与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49]等一同完成南北文学比较论这一中心论题的总结；其三，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50]、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51]、朱偰《盛唐诗歌中之河西走廊及西域》[52] 等对区域文学研究作了新的拓展；其四，蒙文通《古史甄微》、[53]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54]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55] 等通过对神话文本的复原与重释而得出新的结论；其五，王国维《宋元戏曲史》、[56]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57] 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58] 葛遵礼《中国文学史》[59]、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60] 等纷纷尝试融入文学地理要素“重述文学史”。然而所有这些学术成果都偏重于文学地理学的实体性研究，而几乎没有涉及文学地理学的理论问题。换言之，发端于梁启超的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现代转型，主要还是通过借鉴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康德“文学地理学”概念激活和变革本土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传统，尽管在实践探索上多有进展，但在理论建树上并无多少突破，尤其未能从“文学地理”上升至“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结果功亏一篑，令人感慨万千。所以，通观“古—今”时间维度的关键节点，20世纪前期本土文学地理学的现代转型与复兴，可以视为从传统文学地理学最终走向“新文学地理学”的过渡阶段。
毫无疑问，“新文学地理学”在20世纪后期的兴起，是伴随新时期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与重要成果，尤其进入21世纪之后，本土学界在重新借鉴和反思西方人文地理学与独立探索文学地理学的进程中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并以其显学集成的成果与影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时代以及中—西双重轴心的重新确立。概而言之，处于中西并盛格局中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历史阶段，即20世纪60—70年代的开启先声[61]、80年代的重新起步、90年代的多元拓进、21世纪初的学科自觉阶段。以上四个阶段大体呈现为由实践探索逐步臻于与理论建树双向并进之态势，并深深地打上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与学术创新的双重烙印。其中21世纪之初作为一个正在走向学科自觉的新的历史阶段，集中体现在地域（区域）文学研究的进一步聚焦、文学地理空间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文学地理整体研究的进一步强化以及文学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的相互交融与相互促进。而就上述最为关键的文学地理学理论研究而论，除了密集问世的理论性论文屡屡涉及概念辨析、学科定位、理论建构与方法创新等内容之外，[62] 陆续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也都不同程度地关注或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建构。然而，由于诸多论文不同于著作的容量所限，实在难以真正承担起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使命；而相关著作则又往往在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方面多有欠缺，尚不契合聚焦于文学地理学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四大支柱然后熔铸和重构为完整学术体系的内在学理要求，所以迫切需要一部超越目前文学地理学理论研究、真正致力于文学地理学学理思辨与体系建构的集成性的学术著作问世。
（二）中西维度的超越
此指在“中—西”的共时性维度上实现对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新超越。西方文学地理学可以远溯至古希腊的“描述地理学”，由此奠定了西方“描述地理学”悠久传统以及文学地理学的原始根基。而后在经历中世纪的断裂之后，借助“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有力推动，西方源于古希腊的“描述地理学”才得以复兴，再至18—19世纪开始进入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奠立与多元探索时期，直至20世纪40年代以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问世为标志的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在“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建构方面终于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严格地说，《法国文学地理学》所论仅仅局限于法国国别文学地理学，而且重在以省域为研究重心的实体性研究，而在涉及以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为核心的“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方面并无多大建树。相比之下，费雷《文学地理学》作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直接以“文学地理学”命名的学术著作，较之迪布依的《法国文学地理学》更具“文学地理学”的“通论”性质。作者继承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斯达尔夫人与丹纳的学术传统，然后直接提出了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构想：“一方面文学地理学不再为了存在而等待系统性的论文的佐证，另一方面文学地理学只能构建为地理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次级分支。”[63] 正如上文所述，这是典型的分属于“地理学”与“文学”的双重属性论。但费雷又同时强调了最终建立文学地理学独立学科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我们希望的是，首先文学地理学要明确下来，要通过专门的工作来明确和显示文学地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合理性”,[64]“对分类原则的研究建立在解释原则的指导基础上，其研究成果应该最终将文学地理学建立为一门科学”。[65] 此外，费雷还强调了编写文学地理学专著之于学科建构的重要性，指出“文学地理学不会企图构建一个先验或者后验原则来分析一个性质上和文学活动上都是偶然的活动。但是文学地理学力图更好地把握这种活动的地理环境和产生的地理性结果，首先是通过一些调查，尤其是对作品、作家、地区幅员的调查研究。编写专著是文学地理学最直接的工作，同时也是最有效的确定研究方法以及拓展视野的工作”。[66] 而尤可称道的是，费雷在文学地图研究与地图绘制上也多有建树，全书附有23幅地图，其中以著名文学家的传记地图尤具学术价值。然而，由于此书篇幅特别单薄，除了地图之外，全书译为中文只有数万字，而且在事关“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即以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为核心的四大支柱方面语焉不详，所以依然未能在“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建构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20世纪70年代以后，“空间批评”的理论创新为文学地理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为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重构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资源。然而汇聚于“空间批评”旗帜之下的本是一个相当庞杂的学术群体，彼此各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学术立场，因而难以聚焦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建构。其中曾经对“空间批评”发挥奠基作用的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本是思想家，无意于文学地理研究；来自地理学界的代表人物——提出“第三空间”理论的爱德华·W.索亚（Edward W.Soja），提出“时空压缩”“空间矩阵”理论的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提出“文学地理景观”理论的迈克·克朗以及开创人本地理学的华裔学者段义孚等，都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他们无不从地理学的本位立场开展文学地理研究，其中“文化地理学”的后起之秀克朗的《文化地理学》，以第四章“文学地理景观：文学创作与地理”专门讨论了“地区意识的表达”“城市地理与小说”“现代经验与风格”“关于地区的文本或文本中的空间”等问题，属于典型的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而来自文学—文化学界的代表人物——提出“乡村”“城市”“边界”空间形态理论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绘制认知地图”理论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提出“想象地理学”理论的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等，也都同样对文学地理学研究尤其是理论创新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又多是从文化学的视角和思维来探讨或涉及文学地理学问题，因而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而且也与上述地理学家一样无意于文学本位立场的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
相比之下，以“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地理诗学”与文学地理学更具内在的契合度，而且在理论探索上也多有建树。上文已对由法国贝特兰德·韦斯特法尔与美国罗伯特·泰利所开创的“地理批评”的理论探索和建构作了简要论述，尤其是韦斯特法尔之《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2007），旨在通过阐释空时性、越界性及指涉性三个基本概念，而建立一整套文学地理批评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方法。[67] 同样，在“地图批评”领域，除了弗朗科·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1998）、埃里克·布尔逊《小说·地图·现代性：空间想象，1850—2000》（2006）在文学地理—地图观方面多有建树之外，尚有格雷厄姆·哈根（Graham Huggan）、肯特·莱顿（Kent Ryden）等提出的“文学地图学”（literary cartogarphy），桑德拉·波西托-桑德瓦（Sandra Boschetto-Sandoval）、玛西亚·菲利普斯·麦高文（Marcia Phillips McGowan或译为麦克高安）、詹宁斯·古尔德（Janice Gould）等提出的“诗性地图学”（poeticcartography）以及A.J.亨特（A.J.Hunt，或译为汉特）与 R.V.诺依（R.V.Noy）等所论的“生态地图学”（eco-Cartography）等概念。[68] 这些就文学地图的若干理论问题所展开的学理探讨，显然有助于促进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然而基于同样的理由，“地理批评”与“文学地图”虽然都是文学地理学的核心内容，但无论是“地域批评”“地理批评”还是“地图批评”的理论建构都不能替代文学地理学本身的理论体系建设。至于“地理诗学”原本居于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地位，但从既有成果来看，“地理诗学”尚未真正承担起本该承担的主要使命。总而言之，通观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演变，重构“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正是在中西维度上对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新超越。
（三）学理维度的超越
此指在自我反思的比较性维度上实现向更高学术境界的新超越。21世纪以来，笔者先于2004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然后经过大幅修改并易名为《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于200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导论”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回顾与反思，认为目前中国文学地理研究存在的严重缺失而需要加以重点突破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整体研究，二是理论创新，三是体系建构。有鉴于此，该书即以创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为学术宗旨，以“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之“二原”说为理论支撑，然后通过重点提炼“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予以密切配合，作为本书研究的理论支点与逻辑架构。具体而言，即是从文学家籍贯分布的“本土地理”出发，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等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及演化的探讨，由此揭示中国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并系统建构起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此书出版后，有幸得到了学界同人的充分肯定与鼓励，同时也听到了一些不同意见，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为对本书的激励和鞭策，有益于作者在倾听“他者”与反思自我中继续前行。然而由于此书旨在建构的是“中国文学地理学”而非“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因而还没有从国别文学地理学走向通论性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而在此后迄今的10年时间里，笔者一直以建构“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为目标，而潜心于新著的整体设计和写作，并陆续发表了《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文艺报》2006年6月1日）、《文学地理空间的拓展与文学史范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走向理论自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1日）、《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论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等等。所以，当本书从“中国文学地理学”进而转换为“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重构之际，事实上也是在自我反思的比较性维度上向更高的既定目标迈进。总体而言，基于时空之上的学理维度的超越，可以扼要归结为“两项计划”“一个核心”“四大支柱”“五大板块”。
两项计划。诚如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赫特纳所言：“要完全理解现在，永远只有从历史出发才有可能。同样，要充分理解一种科学，也永远只有详细研究它的历史发展，才有可能。”[69] 为了使“新文学地理学”建立在一个融通古今中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更加坚实的学术根基之上，我们同时启动了两项重点配套计划：一是撰写中西《文学地理研究史》；二是筹划《西方文学地理学译丛》。以上两项计划不仅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彼此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用。中西《文学地理研究史》主要是从历时性的维度对中国与西方源远流长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进行一次系统梳理与总结，也是对学界既有零星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集成；《西方文学地理学译丛》计划收录包括标志文学地理学正式诞生的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在内的西方文学地理学代表性著作30余部，以英语著作为主，同时还有部分法、日文著作，绝大部分为首次译为中文，也有少量是重译之作，基本涵盖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重要成果。以上两项计划分别从历史总结与著作集成两个层面一并为当今的“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重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同时也便于为学界同人所共享。
一个核心。对于“新文学地理学”而言，理论创新同样是核心，是灵魂，是直接决定其学术体系重构成功与否的关键之关键。笔者自从在《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中提出“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之“二原”理论以后，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重构的自我反思与探索一直未尝停止。从当今更为高远的学术目标衡量和反思，“二原”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偏重于传统文学地理学的“外层空间”，而对文学地理的“内层空间”及其形态与意义未予足够的关注。有鉴于此，本书以马丁提出的三大核心问题与莫雷蒂的“双层空间”论耦合和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而从“版图复原”与“场景还原”的“二原”论，到“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不啻是增加“精神探原”之一“原”而已，而是意味着对文学地理学理论的整体重构。
四大支柱。与其他新兴交叉学科一样，“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重构离不开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四个层面，如果将“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重构比作建筑一座大厦，则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就是支撑这一大厦的四大支柱。其中“理论”这一支柱固然最为重要，居于四大支柱的核心地位，但其他三大支柱也同样必不可少，否则就有导致大厦倾塌的危险。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概念界说”即确立“身份”是首要的任务，然后由学科、理论与方法分别承担了铸就“骨架”、注入“灵魂”与提供“路径”的作用。人无名不闻，无骨不立，无魂不活，无路不行，“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重构也是如此。
五大板块。围绕“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重构的宏伟目标，以通观和融合古今中外相关研究成果为学术根基，以“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建构为核心内容，以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为四大支柱，最终融合为“历史回顾”“学科理论”“空间动力”“研究路径”“学术关联”五大板块。其中的“一个核心”“四大支柱”与“五大板块”构成了“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重构中最为核心的“三部曲”。对此，下文将再作专题论述。
五 关键词Ⅳ：回归
“新文学地理学”的第四个关键词是“回归”，这是“新文学地理学”学理逻辑展开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关键环节，是从“还原”这一新的逻辑起点出发，经过“重构”“超越”这两个关键环节之后对于文学地理学本原意义的回归，其中包括本土回归、本位回归与本原回归三重意涵，合之为三“本”回归。
（一）本土回归
从地理学到文学地理学的诞生，是伴随地理学的现代化、世界化与人文化发展趋势及其在20世纪的多学科分化与交融的结果。在西方古典地理学—近代地理学—现代地理学—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序列中，先后伴随着“地理学—新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的形态演变，最后汇聚于“空间转向”与“空间批评”的主潮之中，代表了西方地理学的主流发展方向和趋势，同时也对中国地理学以及中西文学地理学产生重要影响。就西方学术思潮具体影响于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当推“地理环境决定论”与“空间批评”理论。而就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则分别在20世纪前期和后期两度中西交会，影响深远。不仅从“文学地理”到“文学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引自于西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之初至20—21世纪之交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勃兴，实际上即是“双重借鉴”——中国人文地理学借鉴西方人文地理学，而文学地理学又同时借鉴人文地理学的结果。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地理学理论大量输入我国，除了一些译介论文之外，还有诸多译著（包括教材）出版。[70] 这些译著涵盖了理论研究、整体研究、区域研究、国别研究、专题研究、个案研究等各个领域，它们的翻译出版，无论在理论资源还是学术影响上都对我国世纪之交人文地理学的兴起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上述西方人文地理学理论大量输入两相呼应的是本土人文地理学在新时期的复兴，从研究领域与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概论性、综合性、断代性、区域性、专题性、个案性研究，大致与同时期的文学地理研究路径相当契合，彼此的相互影响至为明显。而从时间进程来看，人文地理研究之兴先于文学地理，同时又多包含着文学地理，然后逐步推动文学地理研究的兴起。因此，在初始阶段，更多的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借鉴。
通观和反思由中国人文地理学借鉴西方人文地理学、文学地理学同时借鉴人文地理学的“双重借鉴”,20世纪以来的本土文学地理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西化倾向。在此，略略回顾一下1993—1995年相继发生的“人文精神”与“失语症”的学术争鸣，也许不无启示意义。彼此前后衔接的内在逻辑在于：前者是从物质回归精神，重在精神价值的重建；后者则是从西方回归本土，重在本土理论的重建。诚如陈寅恪所言：“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71] 那么，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学术和文化语境中，如何做到既坚持自身的优良传统，又融会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建构起民族个性与世界视野相涵容、传统底蕴与时代意识相交汇的新的文学研究体系呢？归纳学界有关“失语症”讨论的诸多意见，相应的对策包括态度与观念的转换、途径与方法的选择、话语与体系的建构等。事实已经而且必将会继续证明：真正富有成效与意义的探索往往是既对西方理论有合理的吸收，又立足于中国文学实际与文化传统的研究范式。西方理论只有在与本土文学实际相结合时才能获得新的、旺盛的生命力，而本土文学期待的是富有发现力的眼光和开拓的视野，而非以自身为西方理论作陪衬。[72] 然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本土回归”的本质是一种开放而非一种自我封闭的回归，是基于全球视野、中西交融的“本土回归”。以此为参照，文学地理学的“本土回归”与此相通。
（二）本位回归
正是由于中国人文地理学借鉴西方人文地理学、文学地理学同时借鉴人文地理学的“双重借鉴”的亲缘关系，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探索中，一直存在着学科泛化与本位之争问题。所谓“学科泛化”，是指由于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以及研究者既有的不同专业背景与立场，他们在为文学地理学注入各种学术思想资源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泛化的风险。仅就“空间批评”理论而言，除了诸多来自地理学界的学者群体之外，还有以英国雷蒙德·威廉斯、美国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与爱德华·W.萨义德等为代表的文化批评家群体的参与，他们的“空间批评”几乎都涉足文学地理空间问题，也都侧重于文学—文化地理空间意义的社会批判，实际上是一种泛文学乃至泛文化批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文学地理学向文化本位的偏移，这是从地理学以外的另一方向对文学本位的泛化。以辩证的思维来看，这种文化本位的偏移及其对文学本位的泛化正如学科本位之争一样，都是正负互见、得失相间。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之争，归根结底也是由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由人文地理学孕育和催生文学地理学，这就决定了文学地理学之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从属性；但另一方面，由“文学”与“地理学”融合为“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则又赋予其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独立性。因此，所谓学科本位问题，即文学地理学究竟是以文学为本位还是以地理为本位？或者说是文学本位中的地理研究还是地理本位中的文学研究？亦即文学地理学究竟是姓“文”还是姓“地”的问题。地理本位论之不同于文学本位论，即是坚持从地理学的立场或者地理视角下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比如许多地理学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涉足文学问题，但往往是从地理学既定的学术思维出发来关注和研究文学地理，是以地理为本位而非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在此，文学地理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个分支，就如经济、政治、宗教、艺术、风俗地理等其他分支一样，然后共同构成与自然地理相对应的人文地理学。然而根据加拿大地理学家马克·布罗索所著《地理的文学》[73]《文学》[74] 的梳理与归纳，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地理学界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的变化，即区域主义地理学以“文学”为“区域地理学的补充”；人本主义地理学以“文学”为“地方经历的转录”；激进主义—唯物主义地理学以“文学”为“对现实和霸权主义的批判”；新文化地理学则逐步趋于以“地理学”与“文学”构成“对话关系”。这一发展演进历程和趋势说明了什么？说明西方地理学界业已走出了原先狭隘的地理本位论而向“地理学”与“文学”的“对话关系”方向发展。所谓狭隘的地理本位论，即曾以“文学”为“地理”的附庸，以“文学”为考释“地理”的工具。布罗索本人即是在不断的学术反思基础上主张建立“地理学”与“文学”的“对话关系”（详见第八章），这显然有助于推进文学地理学逐步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与地理学界的地理本位论不同，来自文学批评界的学者群体普遍持文学本位论的立场，然而也同样存在着如同狭隘地理本位论的狭隘文学本位论，即是以“地理”为“文学”的附庸，以“地理”为考释“文学”的工具。所以，犹有必要从布罗索《地理的文学》《文学》的学术反思与“对话关系”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以更为开放的学术视野思考如何基于而又超越“文学”本位立场，努力走出原先狭隘的文学本位论而走向“文学”与“地理学”的“对话关系”。诚然，由于文学地理学源自“地理学”与“文学”两大母体学科，无论是地理学界的基于“地理”而走向“文学”，还是文学批评界的基于“文学”而走向“地理”，各自所持本位立场的不同都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即便当文学地理学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之后，也依然存在着学科本位之争的问题，归根结底这是由文学地理学本身的跨学科性所决定的，因为既然是“跨”学科性，必然存在着起点与终点的不同。但关键是能否在基于不同本位立场的起点上相向而行，又在相向而行中逐步臻于“对话关系”。所以首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消除或弥合学科本位之争，因为这种学科本位之争本身具有激发多元活力的正向作用，而在于如何在走向“对话关系”中把握文学地理学的“文学”本位性之特质，故而文学地理学的“本位回归”，即是一种贯通于从“跨”学科性直至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新型交叉学科的文学本位回归。这是文学地理学区别于一般人文地理学的关键所在，由此不仅决定了“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重构的逻辑起点，而且也决定了“新文学地理学”走向相对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方向。
（三）本原回归
从“地理学”到“文化地理学”，再到“文学地理学”，不是仅仅在沿用“地理学”的概念中加上“文学”的修饰之语，而是意味着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成为“文学地理学”这一相对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然而就本原意义上探究，围绕文学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属性与特点，必然涉及其内在学理逻辑关系问题，而在当前研究实践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显然也是与此息息相关的。首先，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两张皮”问题。其中最为突出也最为普遍的是“文学”与“地理”的生硬拼凑，比如诸多区域文学研究论著，往往先确定一个区域范围然后展开文学史或文学关系研究，因而“文学”与“地理”实质上是貌合神离的“两张皮”。其次，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心失衡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地理学都曾长期以人地关系为根基，以地域—区域文学研究为重心，直至20世纪40年代作为文学地理学正式诞生的标志的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也是依然如此。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空间转向”之后，西方文学地理学普遍经受“空间批评”的洗礼而将学术重心转向文本空间研究，但也因此衍生了文学地理泛化的弊端。相比之下，本土学界因深受地域—区域文学研究的惯性影响，对于文本空间研究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所以在推进文学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重心转移方面相对滞后，而且力度不足。再次，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空间释义问题。通观“空间批评”的种种空间分层理论，最终都会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文学地理空间形式—意义的深度互释问题，亦即在“形式”之“意义”与“意义”之“形式”的深度互释中，如何发掘与阐释在空间形式之下蕴含着的因果关系与隐喻意义。然而无论是局限于空间叙事，还是局限于空间寓意（包括社会批评与文化释义），固然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但彼此的两向切割与分化，却自然会影响到文学地理学空间形式—意义互释的深度，因而也会最终影响到文学地理学本原回归的效度。复次，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图—文”互文问题。“文学地图”作为移植和借鉴“地图”理论、方法与技术应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种新型批评模式与研究方法，旨在以“图—文”两大叙述语言系统的有机融合呈现和揭示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意义，具有相对完整的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然而透过世纪之交勃然而兴的“文学地图”热，却明显存在着泛化、简化与俗化的倾向，从而严重制约了“文学地图”之“图—文”两大语言系统及其互文功能的发挥。最后一点，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范式建构问题。严格地说，迄今为止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更多的是借鉴其母体学科“文学”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同时又由于参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庞杂学术主体的不同背景、立场与理念而日益趋于多元化，因而探索与建构经验性与超越性、多元性与普适性有机统一的学术范式尤为迫切。
以上种种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文学地理学本身跨学科属性与特点以及学界种种歧见甚至误解一同造成的，已经严重影响和削弱了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的深度拓展。鉴此，文学地理学的本原回归需要以学理逻辑为依据，然后针对以上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这里拟重点回应一下上述五个问题中的首尾两大问题，因为解决了这两大问题，居于中间的另三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关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两张皮”问题，需要重点推进“文学”与“地理学”的互化融合。“文学”与“地理学”之间潜在的交叉关系，不仅可以通过“文学”的“地理化”与“地理”的“文学化”而得以彼此互化，而且可以通过“文学空间”这一“文学”与“地理”之间的交叉区域而走向深度融合。经此“互化”与“融合”之后，“文学地理学”的“文学”已非一般的“文学”之义，而是特指“文学—空间”；同样，“文学地理学”的“地理”亦非一般的“地理”之义，而是特指“空间—文学”，彼此正是通过“文学空间”的纽带而深度融合为“文学地理学”。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式问题，需要重点对“文学”与“地理学”的三维空间交融模型进行重构，即以“外层空间—内层空间”的“双层空间”为基轴，依次由外而内、由显而隐、由文而图，从而提炼并重构为“外层空间—内层空间”“叙事空间—隐喻空间”“文本空间—图本空间”的三维交融模型。如果说“外层空间—内层空间”的相互交融重在推动传统地域—区域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以及文学地理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叙事空间—隐喻空间”的相互交融旨在透过文学地理的空间形式而深入其内在的因果关系，由此揭示蕴含于其中的各种隐喻意义，那么，“文本空间—图本空间”的相互交融则是基于“外层空间—内层空间”“叙事空间—隐喻空间”双重交融中的“图—文”双重语言系统的互化与互释。具体而言，即是从“外层空间”走向“内层空间”以及“内层空间”中的“叙事空间—隐喻空间”的呈现和阐释，由此不仅重构为一种时空互化、“图—文”合体的独特结构，而且依次形成从表层趋于深层的“图—文”互释关系与互文境界。[75] 这不仅有助于“文本空间—图本空间”自身的深度交融，而且可以为“外层空间—内层空间”“叙事空间—隐喻空间”的相互交融提供新的契机与动能。
由本土回归、本位回归而趋于本原回归，本身也是一个依次展开和升华的过程，从“新文学地理学”学理逻辑之“路线图”来看，这是其以“还原”为新的逻辑起点，然后依次经历“重构”“超越”两个关键环节之后的最终归宿，而更为本质的意义则在于为“新文学地理学”构筑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六 学术板块结构
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新型交叉学科，之所以能在世纪之交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步向相对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发展，既有赖于特定时代机遇的赐予与时代精神的孕育，同时也是代代学人不懈努力的结果。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致力于文学地理研究的同时，一直怀有建构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学术理想与使命，彼此在不同时空中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与显著成果，都已成为重构融合全球视野、本土情怀、时代精神与理论创新于一体的“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重要环节与基础。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重构本身是开放的、多元的，这正如面对建设一座宏伟大厦的任务，不同的设计者都会拿出各不相同的设计和施工方案。同样，为契合“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整体重构的需要，本书所提炼的五大板块结构仅仅是诸多方案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只是在我们看来我们所提交的设计方案更合乎学理逻辑，也更具学术创新精神。
一是“历史回顾”板块。由第一章组成，为“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基点所在，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以中希“文学”与“地理学”的早期融合作为回顾和梳理文学地理学成长历程的原始起点，并由此观察中西文学地理学在逐步积累以及发展路向上所呈现的不同形态与传统，其间大致可以概括和划分为中希发轫、中国轴心、西方轴心与中西并盛四大时段。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到“空间批评”理论，代表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与学术思潮两大时段的前后转换，如果说“地理环境决定论”首先在法国结出了丰硕的文学地理研究果实，直至20世纪40年代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费雷《文学地理学》的问世，标志着文学地理学率先在法国的正式诞生，那么，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以及“空间批评”理论的勃兴与交融，从根本上重塑了原有文学地理学的学术理念、构架、范式与路径，并促进了文学地理学的全面繁荣。而在中国——从20世纪前期传统文学地理的现代转型，到20—21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在沉寂数十年后的再度复兴和繁荣，也正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与“空间批评”的理论指归与学术潮流相呼应。尤其在进入21世纪之后，本土学界在重新借鉴和反思西方人文地理学与独立探索文学地理学的进程中致力于构建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并以其爆发性成果快速演变成为世纪之交的“显学”，同时在“跨界创新”中呈现为新组合、新技术与新媒介三大发展趋势，这是新世纪重现中西并盛而遥相呼应之局面以及本土“新文学地理学”走向学科自觉的重要标志。其间一个世纪兴而复衰、衰而复兴的首尾循环，除了令人感慨之外，同时也留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意义。
二是“学科理论”板块。由第二至四章组成，为“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重构的重点所在，具有“正名定位，创新引领”的作用。在“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四大支柱中，就有概念、学科与理论三大支柱处于“学科理论”板块之中，可见这一板块的特殊重要性。鉴于这些内容已在上文作了重点论述，此处再从彼此的学术链接略作阐述。历史地看，任何一种新兴学科——包括名称、概念，在初创时期往往都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往往伴随着诸多分歧甚至激烈的论争，因为学者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同时需要实践探索与理论自觉的相互促进和支撑，然后逐步达成一定的共识。第二章“概念界说”承接第一章的“历史回顾”板块，主要从“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历史变迁、多元复合与整体界说三个维度为文学地理学“正名”。“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变迁可以扼要概括为：西方与本土“文学地理学”分别经历了初始命名、正式定名、多向扩容与初次引进、正式确立、多元并存三个阶段，但彼此的时间节点不同；“文学地理学”概念的多元复合可以扼要概括为：以“文学地理学”之“总概念”为统率，以“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与“地理诗学”作为相辅相成的四个核心亚概念，然后从相互分隔走向内在融通，从“外层空间”走向“内层空间”，从“文本”系统走向“图本”系统，从实践链接走向理论总结，彼此以不同的角色与功能一同支撑并完整地构成了“文学地理学”的“总概念—亚概念”复合系统；“文学地理学”的整体界说则集中于对四个代表核心意涵的关键词句，即跨学科互融模式、文学本位立场、空间研究重心与通向学科之路展开意义诠释。第三章“学科定位”由确认“身份”走向铸就“骨架”，重点聚焦于双重参照系、学科本位论、学科谱系论与学科边界论四大问题。如果说通过现代大学学科理论与现代大学学科目录双重参照系确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合法性依据，是“学科定位”的前置性条件，而由文学本位论、地理本位论以及文学—地理双重属性论三种代表性论点确认文学本位论的主导地位以及彼此相互借鉴和补充，直接关系到“学科定位”方向性选择，那么从外部交融与内部分化两个方面同时入手建构相对完整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谱系以及确定相对合理的学科边界，则是“学科定位”趋于成熟的标志。第四章“理论建构”由确认“身份”、铸就“骨架”进而为其注入“灵魂”，是对“概念界说”与“学科定位”的学理升华。这里想着重强调一下的是，由中西历史经验可知，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资源主要来自其母体学科以及相关学科领域，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引领西方文学地理学所经历的理论奠立、多方探索、正式诞生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空间批评”理论促进了文学地理学的全面繁荣与内在深化，都是一种从文学地理学母体学科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输入，然而必须以此与源远流长的本土实践经验与理论探索相互对接与交融，然后通过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内”“外”互融的理论转化、升华与重构，最终“内化”为文学地理学本身的理论创新，以此促进契合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内在需要与学理逻辑的理论建设。本章所重构的“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即是对此的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
三是“空间动力”板块。由第五至六章组成，为“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焦点所在，具有“聚焦空间，激发动力”的作用。第五章主要聚焦于文学地理的“空间”问题而展开专题讨论，正如康德所言：“历史和地理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扩展着我们的知识。历史涉及就时间而言前后相继地发生的事件，地理学则涉及就空间而言同时发生的现象。”[76]从地理学到文学地理学，从“空间转向”到“空间批评”，无不都是聚焦于“空间”问题。然而“空间”又是一个充满歧见与争议的概念，从一般的物理“空间”概念到文学地理的复合“空间”系统，可以通过“空间批评”的空间分层理论与美国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1953）提出的世界（universe）、艺术家（artist）、作品（work）、欣赏 者（audience）四大要素的理论相对接，而将文学地理的“空间”系统重构为客体空间、主体空间、文本空间与传受空间四重“空间”复合结构系统，彼此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实质上同样也是“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双重空间的内在交融与有序循环：（1）客体空间（世界Ⅰ）—主体空间（作者），重在“外层空间”;（2）主体空间（作者）—文本空间（作品），进而走向“内层空间”;（3）文本空间（作品）—传受空间（读者），重建新的“外层空间”;（4）传受空间（读者）—客体空间（世界Ⅱ），重建新的“内层空间”。从始于客体空间（世界Ⅰ）到终于新的客体空间（世界Ⅱ），其间刚好构成了一个四重“空间”的循环圆圈。第六章则进而重点关注空间情结动力问题，从“‘恋地情结’动力”开始，最后归结于“精神漂泊与皈依”，其间依次讨论了“家园—他乡”“城市—乡村”“本土—异域”“现实—超越”四对空间的二元结构与情结动力。这四对空间二元结构与情结动力之间呈现为不同的空间取向和维度，但彼此又常常纵横交织在一起，并在从“外层空间”向“内层空间”的交融与转换过程中，投射和升华为空间经验、记忆和想象等不同心理体验，最终熔铸为不同的空间形态与隐喻意义。
四是“研究路径”板块。由第七至八章组成，为“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难点所在，具有“标示路向，探索门径”的作用。第七章重点关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包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首先，综合地理学的“四个传统”理论的有益启示、文学地理学“四重空间”重构的内在需要以及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的“四大层次”集成的前沿方向，作为确立文学地理学研究路向选择之依据。其次，从传统研究之路、新兴研究之重与未来研究之势三个维度，重点探讨了文学地理学的三重路向选择问题：其一是传统研究之路。主要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人地关系亦即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然后由人地关系的垂直关系与水平关系分化为“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在传统文学地理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二是新兴研究之重。集中体现在“空间研究”（狭义，指文本空间）与“传播研究”，前者因直接受益于地理学的“空间转向”的刺激和推动，于20世纪后期异峰突起，进而衍为新的学术主潮；后者直承“空间研究”，居于收官重组的重要位置，但长期以来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忽略，相信会逐步成为继“空间研究”盛极之后的另一个新的增长极。其三是未来研究之势。主要呈现为基于“跨界创新”的新组合、新技术、新媒介三大趋势，尤其是在来自文学、地理学与信息学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在如何充分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与“虚拟地理环境”（VGE）等新技术、新媒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因此显示了文学地理学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纵观以上三种路向选择之分合，不仅蕴含着文学地理学的历史逻辑与学理逻辑，同时也进而指向通过以上“三向交互”新型平台与路径的跨界融合与创新。第八章重点关注如何抵达的问题，“文学地理学”作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同时决定了其跨学科的“二元研究法”。无论是来自地理学界的“地→文”范式论及其“以文证地”—“以文释地”—“地文互释”，还是来自文学研究界的“文→地”范式论及其“以地证文”—“以地释文”—“文地互释”，首先都要同时面对“二元研究法”的严峻挑战。应对这一挑战或者说解决这一难点的最佳途径，就是“文—地”两类学者的自我“充电”以及跨界合作或者双管齐下，尽力扬己之长而补己之短，这无论在其个体独立研究还是群体合作研究中都将会深受其益；然后都要深度思考如何建立彼此的“对话关系”，真正做到相互促进、相互借鉴、相互增值，并进而从双重范式“规约论”“协同论”走向“重构论”。所谓“重构论”，即在“规约论”“协同论”的基础上，逐步汇聚并建构为“景观派”“情结派”与“地图派”的“三足鼎立”之新格局。
五是“学术关联”板块。由第九至十章组成，为“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结点所在，具有“时空交融，模型重构”的作用。第九章重点探讨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地图的关系。文学地图作为文学地理学的“第二语言”，是移植和借鉴“地图”理论、方法与技术应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种新型批评模式与研究方法，旨在以“图—文”两大叙述语言系统的有机融合呈现和揭示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意义，具有相对完整的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第九章依据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辩证统一的双重视角，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虚拟地理环境”（VGE）的“数字化”地图革命的背景下，从文学地图的历史形态演变入手，重点讨论“空时”逻辑、“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三大问题，最后归结于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地图之间的所谓双重“语言”的关系研究，并以期为前者提供新的空间与启示。就文学地理学之于文学地图的影响与作用而论，主要体现在文学地理学对文学地图的学科融合与理论引领，尤其是对文学地图的“文本”叙述语言系统产生直接的影响；反过来，文学地图对文学地理学的影响与作用则集中体现在推动文学地理学的诞生与发展、拓展文学地理学的空间范域、传播文学地理学的“地图思维”、优化文学地理学的叙述语言系统以及促进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等五个方面。第十章重点讨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从20世纪初新型文学史的创体与文学地理研究的勃兴，到20世纪末“重写文学史”热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复兴，百年之间的前后呼应，充分印证了彼此相互交融、相互转化的亲缘关系，归根结底这是由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研究所意指的“时—空”并置与互化关系作决定的。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提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77]在此，陈寅恪特别强调编著文学史中如何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结合，也就是要求臻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时间形态与空间形态的有机交融。所以，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空间研究形态的拓展与深化，既在理论层面上更符合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反思与补救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以此为基础，未来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在新的时空坐标系上充分汲取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范式与经验的过程中，实现资源重整、范式重构与意义重释的同时并进，从而重构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型，即以“世界文学观”为引领，以“时空互化论”与“图文合体论”为两翼，以“模型重塑论”为归结，可以扼要归结为一“观”三“论”的“四位一体”结构。与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地图的空间同向以及种属关系不同，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则主要呈现为“时空互化”的交叉关系，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学术关联”——包括与文学地图、文学史学的关系，是在文学地理学“内—外”两个不同层面的两向拓展，但最终的结果应是殊途同归，即一同聚焦于实现重构文学研究范式与重绘文学地图之双重目标——此即“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重构之于文学史学变革与创新的归结点之所在。
行文至此，对于“导言”开篇所提出的“新文学地理学”的新命题的论述总算有了一个初步了结。从贯通中西古今的时空坐标观之，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以法国奥古斯特·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安德烈·费雷《文学地理学》的相继问世为标志，率先宣告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那么，承接“新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命题并重构不同于传统与西方的“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使命自然应该由本土学界来承担。诚然，本书在此所作的种种尝试与探索，难免会于见智见仁之间引发争议，或许还会引来各种批评意见，我们相信这些争议和批评都会成为促进“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重构整体前行的重要动力，衷心期待着前辈同人的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