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年来，认知科学出现了新的趋向，这就是“4E+S”理论的兴起和发展。“4E”分别是指：Embodied（体化的，或具身的）, Embeded（嵌入的）, Enacted（生成的，或行化的）, Extended（延展的）;“S”指Situated（情境的）。与传统计算主义或表征主义的认知或心灵理论相反，一大批新的认知科学家把认知和心灵看成是体化的、嵌入的、生成的、延展的、或情境化的。体化认知主张不能仅仅将生物大脑作为认知活动的载体，而应该把整个身体系统容纳到认知系统中；嵌入认知强调认知主体是嵌入环境之中的，认知主体与环境不可分割；生成认知主张心灵在生物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生成；延展认知认为认知进程可以延展到大脑之外，甚至可以延展到生物体的环境之中；情境认知强调认知和心灵是情境依赖的。2007年以前，人们关于“4E+S”理论的研究都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但从2007年开始，一些人开始把它们整合到一起，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的认知科学纲领的各个部分开始综合性研究。这一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召开的一次认知科学大会上，正式把4E 作为统一的主题进行讨论。2010年，马克·罗兰茨（Mark Rowlands）出版了他的非常有影响的《心灵的新科学：从延展认知到体化现象学》一书，开始对“4E”理论的内容、意义及其哲学影响进行概括和整合。美国蒂芬大学的卢找律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这场认知科学运动的重要性，认为这场运动除了“4E”纲领之外，还要加上前面说的“S”，即情境认知。所以，近年来正在形成的“认知革命”综合起来就是“4E +S”认知模型的兴起和研究。综合来看，五种新认知模型都反对认知科学的主流思想，即都反对计算主义、表征主义、形式主义、内在论和唯我论。这些研究者共同呼吁冲破脑界（brainbound），建立一个全新的交互作用的认知和心灵的新观念。由于这场全新的认知科学运动都把认知看作是不仅仅局限在大脑之内，而是可以超越到大脑之外的身体甚至环境之中的，因此，这场新的认知科学运动又可统称为“超脑认知论”，以便明确区别于此前把认知局限在大脑之中的笛卡儿主义的认知理论。
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对这场新的认知运动做全面系统的分析。这场新的认知科学运动，有人又称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相应地，20世纪中叶以后兴起的笛卡儿式的认知科学被称为第一代认知科学。超脑认知论的提倡者目的就是把认知科学从第一代的笛卡儿主义认知科学转向第二代的非笛卡儿式认知科学。
第一节 从第一代认知科学转向第二代认知科学
第一代认知科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它是基于计算表征范式的认知研究。第一代认知科学有一个共同的研究范式，那就是将心智的内部状态视为抽象表征水平上的逻辑或计算过程。而且不管是表征过程还是计算过程都仅仅发生在大脑之中，都是由大脑过程实现的。基于计算表征范式的第一代认知科学或笛卡儿式认知科学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它铸就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辉煌。但是基于计算表征的第一代认知科学或笛卡儿式认知科学在应用到人工智能的研究中时面临诸多困境[1]：首先，基于计算表征范式的研究可能会让我们得到某种信息加工的一般规则，并运用这些规则去模拟一些信息加工的简单过程，但我们却永远无法对特定主体某一具体的心理过程进行复制，原因在于这一具体的心理过程无法与当时的环境（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环境）相分离。环境的变化性和特殊性是我们无法通过推理计算获得的。因为我们无法为它们的变化找到确切的变换规则或程序。其次，计算表征范式对于模拟人类的自适应、自学习以及与环境实时发生交互作用的能力来说具有很大局限。因为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认知是不断发生着的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历史动态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计算表征范式的那种不考虑认知活动在人的整个适应活动中所处的地位而进行的具体研究严格来说是没有历史深度的。最后，基于计算表征的认知理论是一种离身认知。也就是说，认知与身体无关，决定认知的仅仅是程序。人的智能就是程序在人脑中实现。如果电脑也拥有同样的程序，那么电脑也将会具有智能。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完全模拟人的智能。但是，这样的强人工智能设想一直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困难。
为了摆脱第一代认知科学或笛卡儿式认知科学的困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认知科学领域陆续涌现出一些新的认知观念，它们分别是体化认知[2]、嵌入认知、生成认知[3]、延展认知和情境认知，统称为“4E+S”认知理论模型。这一理论模型的出现使得一部分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4E+S”认知是认知科学新的范式转换。由于“4E+S”认知理论与第一代认知科学显著不同，因此被很多人称为第二代认知科学或非笛卡儿式认知科学。第二代认知科学或非笛卡儿式认知科学与传统的计算表征理论不同的是，认知过程不再仅仅是由大脑过程实现，认知过程冲出了大脑的界限，某些认知过程（并不是所有的）可以发生在大脑之外；也就是说，大脑之外的一些状态、过程或者结构也可以形成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因为认知的一些任务并不一定需要大脑来完成，所以，我们可以说，大脑要完成的任务已经部分地卸载到了环境之中，或者说分布到了环境之中。
正是基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这一特点，本书取名为《超脑认知论》。但是需要强调和说明的是，超脑认知论并不是一个明确定义的理论，而是类似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一个研究纲领。但是我们认为，超脑认知论比第二代认知科学更能凸显“4E+S”认知理论的特点。然而，目前，超脑认知论作为一个新的研究纲领，还有很多有待澄清和解决的问题，比如超脑认知论产生的思想来源都有哪些？超脑认知论的几种研究路径的内部有没有差异和分歧？这几种研究进路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它们之间到底能否整合成一个新的统一的认知理论？超脑认知论是否真的能导致认知科学哥白尼革命式的转变？超脑认知论对于哲学来说会有怎样的启示？本书的目的就是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试图给出答案。
超脑认知论作为一个年轻的发展中的研究纲领，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相比，还有待成熟和完善；但毋庸置疑的是，它试图突破传统认知科学所依赖的方法论和概念假设，丰富了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内容。因而通过对超脑认知论的研究无论是对于超脑认知论本身的发展、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发展还是哲学的研究都有着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首先，超脑认知论作为一个新的研究纲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澄清和解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仅有利于超脑认知论几种研究进路之间关系的澄清，而且为超脑认知论的整合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其次，对于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发展来说，尽管一些超脑认知论的支持者认为超脑认知是对第一代认知科学革命式的挑战，但是通过仔细的分析和评价我们就会发现，超脑认知论并没有彻底打破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藩篱；相反，超脑认知的很多观点与第一代认知科学是相容的。因此，与其说超脑认知是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替代性观点，不如说超脑认知是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补充。超脑认知不仅可以扩大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可以为第一代认知科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最后，对于哲学特别是心灵哲学的研究来说，超脑认知整体论的模型是对二元论真正的和彻底的超越，有可能为长期以来困扰哲学家的二元论哲学提供一种统一的路径，对心灵哲学中的意识问题以及内在论与外在论的争论有所贡献。而且，超脑认知去中心化的网络思维方式或许能够打破自古以来人类思维当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处理”概念，引发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
第二节 国内外对超脑认知论的研究现状
超脑认知论自兴起以来，就成为认知科学和哲学讨论的热点话题，吸引了大量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内外超脑认知论的相关研究。
首先，就国外来说，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外学界出版和发表了许多关于超脑认知论的著作和文章，其中，有影响力的著作有：瓦雷拉（F.Varela）、汤普森（E.Thompson）和罗施（E.Rosch）的《体化心灵：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1991），哈钦斯（E.Hutchins）《荒野中的认知》（Cognition in the Wild, 1996），拉考夫（G.Lakoff）和约翰逊（M.Johnson）的《肉身体验哲学：体化心灵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1999），汤普森《生命中的心智：生物学、现象学和心智科学》 （Mind in Life: Biolog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 2007），诺伊（A.Noë）《知觉中的行动》（Action in Perception, 2004），梅纳瑞（R.Menary）的《认知整合：不受限的心灵和认知》（Cognitive Integration: Mind and Cognition Unbounded, 2007），亚当斯（F.Adams）和艾泽瓦（K.Aizawa）《认知的边界》（The Bounds of Cognition, 2008），克拉克（A.Clark）的《超大心灵：体化、行为和认知延展》（Supersizing the Mind: Embodiment, Action, and Cognitive Extension, 2008），罗宾斯（Philip Robbins）和埃德（Murat Aydede）《情境认知剑桥手册》（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ituated Cognition, 2009），马克·罗兰兹（Mark Rowlands）《心灵的新科学：从延展心灵到体化现象学》（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From Extended Mind to Embodied Phenomenology, 2010），劳伦斯·夏皮罗（Lawrence Shapiro）的《体化认知》（Embodied Cognition, 2011），赫托（D.Hutto）和麦因（E.Myin） 《激进的生成主义：无内容的基本心灵》 （Radicalizing Enactivism:Basic Minds Without Content, 2013）等。代表性的文章有克拉克和查尔莫斯（D.Chalmers）的“延展心灵”（The Extended Mind, 1998），鲁伯特（R.Rupert）的“对延展认知假设的挑战”（Challenges to the Hypothesis of Extended Cognition, 2004），凯文斯坦因（J.Kiverstein）和克拉克的“体化心灵、嵌入心灵、生成心灵简介：一个教派或多个” （Introduction:Mind Embodied, Embedded, Enacted: One Church or Many? 2009），罗兰兹的“生成主义与延展心灵”（Enactivism and the Extended Mind, 2009），梅纳瑞的“4E认知简介”（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4E cognition, 2010），大卫·沃德（Dave Ward）和斯泰普尔顿（Mog Stapleton）的“E是好的：作为生成的、体化的、嵌入的、情感的和延展的认知”（Es are good: Cognition as enacted, embodied, embedded, affective and extended, 2012），凯瑟路（Miriam Kyselo）和迪保罗（Ezequiel Di Paolo）的“闭锁综合征：对体化认知科学的挑战”（Locked-in syndrome: a challenge for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 2013），华特（Sven Walter）“情境认知：通向一些开放的概念问题和本体论问题”（Situated Cognition: A Field Guide to Some Open Conceptual and Ontological Issues, 2014）等。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既有超脑认知论中各个进路的代表性研究，也有对其整合的研究性成果，当然，也有学者向超脑认知论的部分论点发起了挑战。具体来说，国外对超脑认知论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1）关于超脑认知各个进路的代表性研究。在超脑认知各个进路的代表性研究中，瓦雷拉、汤普森、罗施、哈钦斯、诺伊、克拉克、查尔莫斯、赫托和麦因等等，是其代表性人物。其中，瓦雷拉、汤普森和罗施既是体化认知的代表也是生成认知的代表，哈钦斯是嵌入认知的代表[4]，诺伊、赫托和麦因主要是生成认知的支持者，而克拉克和查尔莫斯提出的则主要是延展认知的主张。情境认知研究的代表是罗宾斯和埃德。但问题是，在同一进路之下，不同的学者对体化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延展认知以及情境认知的理解并不尽相同。例如，在体化认知的倡导者中，对身体所发挥的作用，不同的学者意见不一。在生成认知的框架中，瓦雷拉和汤普森，诺伊，赫托和麦因对生成的理解也存在分歧。因此，超脑认知各研究进路内部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因而，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如何清楚地阐明各研究进路的涵义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2）关于超脑认知各个进路的比较研究。目前，国外关于各进路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并不系统，常散见于有关的著作和文章中。如前文中刚提到的罗兰兹《心灵的新科学：从延展心灵到体化现象学》，凯文斯坦因和克拉克“体化心灵、嵌入心灵、生成心灵简介：一个教派或多个”，罗兰兹“生成主义与延展心灵”，大卫·沃德和斯泰普尔顿“E是好的：作为生成的、体化的、嵌入的、情感的和延展的认知”等。而且，各进路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和统一性还存在争论。因此，国外关于超脑认知论各进路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系统的梳理，特别是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和兼容性问题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3）关于超脑认知论各进路之间整合的研究。国外关于超脑认知论整合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可以说，只有罗兰兹一人真正地对超脑认知进行了系统的整合研究。他在《心灵的新科学：从延展心灵到体化现象学》（2010）一书中通过意向性的研究策略和对认知标准的说明将体化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和延展认知整合为了融合心智。但是由于罗兰兹的认知标准还存在诸多问题，因而罗兰兹的整合尝试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另外，在国外的著作中，梅纳瑞的《认知整合：不受限的心灵和认知》（2007）初看起来似乎是超脑认知整合的研究成果，但是读完却发现梅纳瑞所谓的认知整合其实是在认知形成的过程中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整合；也就是说，梅纳瑞的认知整合论其实是“混合认知”（hybrid cognition）。对梅纳瑞的认知整合较为恰当的理解应该是他对延展认知所作的辩护，可看作是延展认知的另一种论证策略。除此，夏皮罗在《体化认知》 （2011）一书中将体化认知归纳为了三个论题，分别是概念论题（conceptualization thesis）、替代论题（replacement thesis）和构成论题（constitution thesis）。在此书中，虽然夏皮罗的三个论题是对体化认知的划分，但是夏皮罗的体化认知是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因此，夏皮罗的体化认知其实也包含了嵌入认知，生成认知和部分的延展认知。鉴于此，在非严格的意义上，夏皮罗的三个论题也可看作是对超脑认知整合的一种说明，而且，夏皮罗的三个论题直指超脑认知的核心，为超脑认知整合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4）关于超脑认知争论的研究。该争论主要源自于亚当斯、艾泽瓦、鲁伯特和福多（Jerry Fodor）等人对超脑认知论特别是延展认知的反对，根据亚当斯、艾泽瓦、鲁伯特和福多等人的研究，超脑认知论特别是其中的延展认知面临着如下挑战：内部过程与外部过程的差异性；耦合-构成谬误；未区分认知系统和认知过程；认知膨胀问题；认知标准问题等。但是面对挑战，超脑认知的支持者特别是延展认知的支持者也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并在某些方面作出了修正。[5]通过对超脑认知争论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超脑认知论内部的概念和问题。
（5）关于超脑认知论与第一代认知科学关系的研究。关于超脑认知论与第一代认知科学之间的关系，从国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超脑认知论作为第二代认知科学是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替代性方案（如罗兰兹）；一种认为超脑认知论与第一代认知科学可以通过扩展或修正的方式使二者并存或融合（如萨伽德）；一种认为超脑认知论存在错误的假设因而根本不构成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竞争（如亚当斯和艾泽瓦）。但是夏皮罗认为，我们不能笼统地处理超脑认知论与第一代认知科学[6]的关系，概念论题、替代论题和构成论题对第一代式认知科学的挑战程度是不同的。其中，概念论题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竞争，可是失败了；替代论题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竞争，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胜利，但很可能在其他领域遭遇失败；而构成论题并未与第一代认知科学形成竞争。因此，在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关系上，夏皮罗认为，不同的论题要区别对待。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超脑认知论的研究较晚，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国内一些学者对体化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延展认知和情境认知分别进行了研究，但是国内关于超脑认知论的认识明显不均衡，大多学者集中于对体化认知、生成认知和延展认知的研究，而对嵌入认知和情境认知的研究还不足够。另外，国内将超脑认知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研究也极为缺乏。
具体来讲，体化认知是国内研究较多的一支，研究者主要有费多益、叶浩生、孟伟、何静等，其关于体化认知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7]:（1）关于体化认知的基本主张。在此，代表性的有费多益教授的《寓身认知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在此书中，费多益教授不仅对寓身认知的哲学基础、基本主张及其具体研究进行了说明，而且指出了寓身认知的贡献与局限。可以说，费教授的研究是对寓身认知较为全面的理解。另外，孟伟在“如何理解涉身认知？”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以及“涉身性、涉身心灵与认知重构”（《心智与计算》, 2008）两篇文章中指出了涉身认知与经典认知研究的不同以及涉身认知的核心观念。（2）关于体化认知的现象学来源研究。代表性的是浙江大学徐献军的博士论文“具身认知论：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范式转型中的作用”以及吉林大学燕燕的博士论文“梅洛-庞蒂具身性现象学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阐明了现象学在体化认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超脑认知的思想来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3）关于体化认知研究进路的探讨。代表性的有何静“具身认知的两种进路”（《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7）、“温和的和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学术界》, 2012）以及新近发表的“具身认知研究的三种进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这些文章体现了体化认知的研究正在逐步扩展，但体化认知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方面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另一方面也迫使我们进一步澄清其中的观念。（4）关于体化认知的批判性研究。例如，何静在“具身心智的物理主义困境”（《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1）一文中论证，具身认知观并没有推翻“认知是一个在认识上独立存在的客观属性的过程”这样一种物理主义观点，并进一步揭示了具身认知观所面临的物理主义困境。（5）关于体化认知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研究。费多益的“寓身认知的神经生物学证据”（《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和叶浩生的“镜像神经元：认知具身性的神经生物学证据”（《心理学探新》, 2012）都一致强调镜像神经元的发现支持了认知的体化特征，为体化认知提供了神经生物学的证据。
虽然国内对体化认知的介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也较为深入，但对嵌入认知的研究才刚刚启动，关于嵌入认知国内并没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只是在一些文章中被提及，例如在刘革、吴庆麟“情境认知理论的三大流派及争论”（《心理探索》, 2012）一文中，嵌入认知作为温和的情境认知观出现，在此文中，作者不仅对嵌入认知的基本主张进行了说明，而且给出了支持嵌入认知的证据，并对嵌入认知作出了简单的评价。
国内对生成认知研究的代表是李恒威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董英英以及浙江大学的硕士生李亚文。其中，李恒威教授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翻译了一系列的国外著作，还在“生成认知：基本观念和主题”（《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9）中对生成认知的一般哲学思想及其研究主题首次进行了说明。另外，李恒威等也对生成认知的开创者瓦雷拉作了人物评传——“心智科学时代的 ‘赫尔墨斯’：弗朗西斯科·瓦雷拉”（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在此文中，李恒威等对瓦雷拉关于具身心智和生成认知的思想作了高度评价。董英英在其博士论文“生成的知觉——阿瓦·诺伊（Alva Noë）知觉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13）中对生成认知的代表人之一诺伊的生成知觉思想进行了研究，其论文不仅指出了知觉研究表征路径的困境和生成路径的理论要旨，还指出行动与知觉是知觉研究的新路径。另外，李亚文在其硕士论文“生成认知的基本观念及其实证”中结合相关的科学实验以及心理学、现象学方面的理论分析，试图展示生成认知的基本主张、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
对延展认知的研究主要有刘晓力、郁锋、廖德明、黄侃等。其中刘晓力教授在“延展认知与延展心灵论辨析”（《中国社会科学》, 2010）一文中通过对克拉克和查尔莫斯延展认知论题和延展心灵论题的分析，结合西方学界的相关争论，给出了质疑延展心灵论题的理由；同时指出，试图以延展心灵作为认知科学新综合的出发点是有一定的理论缺陷的。可以说，刘晓力教授的这篇文章既给出了延展认知的基本框架，其对延展认知与延展心灵的区分也颇有创见。此外，郁锋博士也作了“环境、载体和认知——作为一种积极外在主义的延展心灵论”（《哲学研究》, 2009）的文章。在此文中，郁锋博士不仅对延展心灵的哲学基础进行了介绍，而且对延展心灵论中的身体、主体和理性分别进行了分析，对延展心灵进行的辩护提出了进一步的质疑。另外，廖德明也在“延展心灵论及其修正方案”（《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1）一文中对克拉克与查尔默斯的延展心灵论进行了说明，指出了延展心灵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对延展心灵论的修正方案作出了说明，最后指出延展心灵论可能在理论上还存在不足，但是它对心-身-世界问题的新思考对于揭示心灵与认知的机制具有深刻的哲学和认识论意义。另外，在对延展认知的讨论中，黄侃博士的毕业论文“认知边界的哲学问题”与国外的著作《认知的边界》一书不同（该书主要是对延展认知的批判），黄侃从认知的边界问题出发为延展认知进行了辩护。
情境认知研究的代表是盛晓明、李恒威、刘革、吴庆麟等。其中，盛晓明和李恒威在“情境认知”（《科学学研究》, 2007）一文中描述了情境认知思想的来源及其当代发展，指出情境认知的观念从认知研究的角度弥合了长久以来二元论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分裂。而刘革和吴庆麟则在“情境认知理论的三大流派及争论”（《心理学探索》, 2012）一文中说明情境认知目前包含三种观点，分别是寓身认知、情境嵌入认知和延展认知，并指出温和的寓身认知和情境嵌入认知目前较为被学界接受，而激进的寓身认知和延展认知受到了较多批评。
由此可见，国内对超脑认知的部分研究已经展开，这些研究无疑对我们理解超脑认知论的核心概念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些研究与国外相比还有些薄弱，特别是对超脑认知不同进路之间的关系及其整合的研究明显缺乏。例如，在不同进路之间的关系上，只有陈巍，郭本禹新近发表的“具身—生成的认知科学：走出 ‘战国时代’”（《心理学探索》, 2014）。在这篇文章中，陈巍和郭本禹探讨了具身和生成的区别和联系。指出具身认知主要强调的是身体结构、活动、内容与形式对认知活动的影响；而生成认知更加强调的是认知结构在大脑、身体和环境的结构耦合中涌现出的动态机制。就超脑认知的整合研究而言，研究多倾向于对第二代认知科学粗线条的勾勒与审视，以及第二代认知科学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功与过，但缺乏对超脑认知细致的分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物理学、脑科学和心理学领域都作出突出贡献的唐孝威院士在相关文章以及《统一框架下的心理学与认知理论》（2007）一书中从相互作用（包括心理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心—脑相互作用，心—身相互作用，心理活动—环境相互作用，以及心理活动—社会相互作用[8]）及其统一性的观点出发，试图将第一代认知科学与第二代认知科学通通纳入统一的心理学框架。可以说，这种相互作用及其统一性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乐观的思路。
第三节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第一代认知科学以计算表征范式为人类终于有可能揭秘大脑这个“黑箱”而兴奋不已时，超脑认知论却用大量理论的或经验的证据表明，计算表征的认知观由于忽略了身体及其活动以及外在的环境在认知过程中的参与作用从而导致了其关于心智的刻画过于简单。因为身体及其活动以及外在的环境在认知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身体及其活动以及外在的环境都是认知的构成成分。可以说，超脑认知论的出现，使得认知科学的研究呈现出了斑驳陆离的局面。这种斑驳陆离不仅体现在超脑认知论与第一代认知科学之间，而且体现在超脑认知论自身之内。体化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延展认知、情境认知也是各自相邻、相连的整体。因此，本书的关注点在于超脑认知整合的可能性、超脑认知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关系以及超脑认知对哲学的启示性意义。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超脑认知论的产生及其思想来源。虽然认知科学的历史相对短暂（从认知主义、联结主义到超脑认知论），但是超脑认知论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它们既得益于哲学中现象学、杜威实用主义和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哲学等理论的发展，又受到了科学领域中生态心理学、发展和教育心理学、机器人学与人工智能以及动力系统理论的推动。
（2）超脑认知的几种研究进路。超脑认知论主要包括体化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延展认知和情境认知五种研究路径。其中，体化认知主张不能仅仅将生物大脑作为认知活动的载体，而应该把整个身体系统容纳到认知系统当中；嵌入认知强调认知主体嵌入了环境之中，认知主体与环境密不可分；生成认知主张认知是在生物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生成的；延展认知认为认知过程延展到了大脑之外以及生物体的环境之中；而情境认知强调的是认知的情境依赖性，在此，由于情境认知与嵌入认知观点接近，我们将情境认知与嵌入认知合并称之为“情境嵌入认知”。这样，“4E+S”认知也可用4E认知来代替。
（3）超脑认知各研究进路之间的关系考察。在此，我们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对超脑认知论各研究进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其中在横向的考察中，我们通过对体化认知、情境嵌入认知、生成认知和延展认知的两两比较，得出生成认知是基础，但是由生成认知并不能逻辑地推出体化认知、情境嵌入认知和延展认知。在纵向的分析中，我们分别从计算和表征的维度就4E认知与计算、4E认知与表征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在4E认知与计算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认为，4E认知与心智的计算理论并不存在本质的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4E认知如何能够将身体和环境的信息融入计算的描述之中，在此，互动计算等新计算主义观念为我们提供了融合的可能思路。另外，对于4E认知与表征，部分理论家提出了轻表征的思想，也有部分4E认知的支持者想要完全放弃表征。但我们认为，完全的反表征主义并不可取，因为任何体化的或情境化的认知主体都必须将它从环境中接收到的信息内在化，并对这些信息作出反应。这些信息或许是不完全的或者嘈杂的，因此并非是真实环境的完全表征。但它们毕竟是认知主体要处理和解决的。因此，完全的表征主义和完全的反表征主义都不可取，不完全的表征是我们所提倡的。
（4）超脑认知论能否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超脑认知各研究进路整合的可能性问题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问题。在此，我们以国际知名学者罗兰兹的认知整合研究为例，对罗兰兹提出的融合心智进行了分析、论证和评价，指出了罗兰兹对4E认知进行单一整合的困境：包括其整合方式的困境以及罗兰兹为融合心智提出的认知标准自身的困境。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罗兰兹的融合心智无法成功地调和体化认知和延展认知。因为在延展认知那里，它关注的只是功能角色的实现，而不关注其怎样实现以及在哪儿实现，就像延展认知的同等性原则所描述的那样：当面对一些认知任务的时候，如果世界的一部分像在大脑中进行的过程一样起着相同的认知功能，我们将毫不怀疑地将其看作认知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延展的身体并没有生物条件的限制，身体可以被植入非生物的种类，也可以嵌入到非生物的外在物和外在环境之中。认知可以在大脑、大脑和外在物的连接系统，甚至外在环境中多重实现。而在体化认知看来，功能角色的发挥不能与它包含及其依赖的身体结构相分离。也就是说，体化认知更加强调的是功能角色实现的物理机制，而不仅仅是功能角色的实现。由此，延展认知和体化认知常被冠名为“自由功能主义”和“沙文功能主义”。因此，我们认为将4E认知整合成一个单独统一的认知理论会产生一系列的挑战，至少目前将4E认知的所有证据融合成一个整体的努力不大可能成功。虽然在本书中我们采用了“超脑认知论”的说法，但在现阶段，我们最好将超脑认知论看作一个研究纲领，而不是明确定义的理论。
（5）超脑认知论的多维度研究。虽然对超脑认知进行单一整合并不是较为明智的选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进行多维度的分析与综合。超脑认知的新综合基于的是超脑认知论中较为突出和敏感的三个问题：①认知的主体是否以生物有机体为界？②当我们说认知涉及颅外的过程（如身体、环境以及身体与环境的交互）意味着什么？③当我们说认知涉及（因果性作用还是构成性作用）颅外的过程意味着什么？根据这三个问题，我们分别从认知主体的维度、认知与身体、环境和行动关系的维度、内容温和与激进的维度对超脑认知论的各研究进路进行了新综合。其中，从认知主体的维度，我们可以将其综合为人的层次的认知和超人层次的认知；从认知与身体、环境和行动关系的维度，其主要表现为体化认知、行化认知和境化认知；从内容温和与激进的维度，超脑认知论的各个进路又可综合为因果性论题和构成性论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维度并不是毫无关联，而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例如，因果性论题与构成性论题的区分，不仅影响到认知与身体、行动及其环境的关系，而且关系到对认知主体的说明。另外，认知与身体、行动以及环境的每一种关系中都蕴含着因果性与构成性的区分，影响着我们对认知主体的看法，反之也是如此。但是，为了全面理解超脑认知，对其进行多维度的综合是必要的，因为这一新综合不仅使得4E认知的三个问题得以清晰的展开，而且可以引发我们对超脑认知与第一代认知科学关系的思考。
（6）超脑认知论是否是认知科学的一场新革命？一些激进的学者认为，超脑认知是认知科学哥白尼革命式的范式转换。但也有学者（如夏皮罗）认为超脑认知最好被看作是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补充。我们认为，夏皮罗对认知科学发展态势的评价更为合理。原因在于：首先，从认知主体的层面来看，第一代认知科学关注更多的是大脑内部的计算和表征；也就是说，在第一代认知科学那里，认知的主体并非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有机体，而仅仅是身体中的大脑。我们可以将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这一特点归结为“亚人层次”的认知主体；但是4E认知将认知的主体从亚人的层次扩展到了人的层次和超人的层次。尽管超人层次的主体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这一主体性的扩展至少将认知主体放在了一个整体的生命有机体之中，克服了将大脑人格化的缺陷。其次，从认知与身体、行动及其环境关系的层面来看，从第一代认知科学到4E认知无疑是从大脑向身体和环境的扩展。体化认知、行化认知和境化认知的出现，使得身体及其行动以及环境的作用得到了凸显，这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实践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意味着认知科学的实践要从体内转向体外，由理性心理学学科群更多地转向自然心理学或户外心理学。最后，从内容温和与激进的角度来说，因果性论题作为温和的超脑认知论与第一代认知科学并不冲突，而构成性论题虽然将认知延展到了身体和环境之中，但就像夏皮罗所说，构成性论题在威尔逊“宽计算主义”的框架之下也会融合。
（7）超脑认知论的哲学启示。通过深入考察超脑认知与第一代认知科学之间的争论，我们会发现其背后是哲学基础的差异和转变，即从“笛卡儿剧场”到“海德格尔剧场”的转变。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核心源自于笛卡儿等人主客二分的理性主义思想，正是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才有了把认知作为独立于身体的表征和加工过程的认知观。但超脑认知论通过吸收现象学的思想资源，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为超脑认知论提供了非笛卡儿式认知科学的哲学基础。在海德格尔那里，主客的界限是模糊的。人认识世界的方法是用身体以合适的方式与世界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另外，超脑认知论对于心灵哲学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特别是汤普森的生成认知为意识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的方案，因为在汤普森那里，心—身问题被巧妙地转化为了身—身问题；由此，不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本体（心智与身体）之间的鸿沟，而是一种身体类型的两个子类之间的鸿沟，即鲜活的身体与物理的身体之间的鸿沟。要跨越这一鸿沟，我们无须通过还原或引入第三方的“额外成分”，只要我们提及生命或有机体就能够表述并跨越这一鸿沟，因为我们的鲜活的身体是在物理身体的生存中生成的。最后，对于人类思维方式而言，超脑认知论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人类思维从中心化的思维方式向去中心化的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一演变过程在延展认知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因为延展认知逐步将认知视为一个分布在大脑、身体、人、规范、社会文化实践和结构的自组织过程。这一过程不再以某一个体为中心，其中的每一个成分都平等地共享认知的权利。
总之，超脑认知论所呈现的研究纲领向认知科学和哲学发起了挑战，但我们并不能顾此失彼，超脑认知论的发展还远未成熟，我们期待的是超脑认知论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融合，期待超脑认知论为哲学研究提供更多的滋养和启迪。
第四节 本研究的创新程度、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
关于本研究的创新程度，我们可以从本书的内容的新颖性上来看。本研究首先分析和阐明了“超脑认知”模型提出的理论背景及思想来源，说明“超脑认知”模型是在经典认知科学本身及其所依赖的哲学基础，比如功能主义、计算主义、表征主义、内在论等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为认知科学提出的新方向；接着，本研究阐述了“超脑认知”模型的兴起及其发展情况，分别对体化认知、延展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情境认知等新的认知和心灵模型的内涵和观点进行阐述和分析，指出五种模型各自的理论特点及其面临的理论困难；随后，本研究尝试对“超脑认知”进行整合研究，在厘清体化认知、延展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与情境认知之间的关系及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尝试建立新的认知整合模型。整合式研究策略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新的认知革命的特征和意义；最后，对超脑认知模型对传统认知科学蕴含的计算主义、表征主义、形式主义的挑战进行评价分析，说明这种新观点是不是一场真正的认知科学革命。本成果是近年来全面系统阐述超脑认知理论及其哲学意义的著作。其中关于“超脑认知论”概念的提出，关于认知主义的困境的阐述和解决，对“4E+S”认知理论的整合尝试，对“4E+S”认知是否构成对计算主义的挑战等等观点，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
本研究的突出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特色是系统全面性。以往关于4E+S的研究都是分散的研究，多数学者只研究其中的一个理论，比如，多数人只关注延展认知和体化认知；少部分人关注生成认知和情境认知；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嵌入认知。本成果系统全面地概括了超脑认知理论的产生根源、主要观点、面临的问题、整合的可能性、对这些理论的整体评价等等。这种系统整合的研究在国内是首次进行。
第二个特色是深入性。本成果深入分析了超脑认知理论的思想来源、基本观点、理论有什么优势及存在的问题，还尝试对这些理论进行整合研究，另外还对他们的理论的终极目标及其论证过程进行评价，可以说是分析深入细致入微。这是国内对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哲学挑战研究比较深入的著作之一。
第三个特色是创新性。本成果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把4E+S认知理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克服了过去把第二代认知科学不同学说分散研究的弊端，具有创新性；本课题还尝试对4E+S进行整合研究，尝试给出一个整合的新理论，这就是我们首次提出的概念“超脑认知论”。4E+S理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克服了传统笛卡儿主义主要把认知局限于颅内的观点，认为认知可以超越大脑之外，因此，“超脑认知论”是对第二代认知科学最好的总结。另外，本课题还对4E+S认知对计算主义的挑战进行分析，说明4E+S并没有完全否认计算主义认知理论的基本观点，但对计算主义作了非常好地补充。
本研究的建树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阐明“超脑认知论”模型提出的理论背景及思想来源。“超脑认知论”模型是在经典认知科学本身及其所依赖的哲学基础，比如功能主义、计算主义、表征主义、内在论等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为认知科学提出的新方向。第二，论述“超脑认知论”模型的兴起及其发展情况。人们分别提出了体化认知、延展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情境认知等新的认知和心灵模型，以克服经典认知科学的困难。第三，对构成“超脑认知论”模型的体化认知、延展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与情境认知的内涵和意义分别进行研究，指出五种模型各自的理论特点。第四，对“超脑认知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整合。在厘清体化认知、延展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与情境认知之间的关系及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认知整合模型。第五，探析“超脑认知论”模型的应用及其面临的理论困难。作为一个新的纲领的整合的“超脑认知论”模型也存在理论的困难，对这些困难进行分析，并找到可能的解决办法。第六，阐释“超脑认知论”模型全新的认知和心灵概念将引发的系列哲学观念变革，比如对心身关系、认知的本质等的新理解等等。第七，本研究对超脑认知论的核心观点及对计算主义的挑战做了全面的概括，指出超脑认知论提出的发展认知科学的一些有益的观点和方法。
第五节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
“超脑认知论”模型的研究突破传统认知科学所依赖的方法论和概念假设，对认知以及心灵提出了新的看法，这对认知科学以及心灵和认知哲学的研究都有着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首先，把“4E”和“1S”作为单独的研究纲领，各个纲领的研究策略最终无法实现认知科学的目标。对五个纲领进行整合的条件已经成熟，作为整合模型出现的“超脑认知论”纲领的建立是可能的。“超脑认知论”整合模型的出现为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的理论突破提供了前提。
其次，“超脑认知论”整合模型提出了全新的“超脑认知”模型，打破了自近代以来认知理论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认知局限于大脑之中”概念，对我们深入认识认知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超脑认知”模型对经典认知科学蕴含的计算主义、表征主义、形式主义的哲学思想的批判，将引发哲学的一连串变革，对丰富和发展当今的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1].第一代认知科学面临的这些困难参见李其维《“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心理学报》2008年第12期。
[5].详见于小晶、李建会《对延展认知的再审视》,《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12期，第25页。
[6].夏皮罗通常称第一代认知科学为“标准认知科学”（Standard Cognitive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