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深圳经济特区生态文明道路选择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肩负着改革开放“排头兵”和“试验田”的历史使命，这决定了深圳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在经济建设之外，还应考虑社会、人口和生态的协调发展，经过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反复论证实践，最终确立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生态立市”为指引，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积极探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深圳战略。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引领文明的一种发展模式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全球经济飞速增长，生态环境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全球性生态危机席卷地球，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人类经过3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物质生产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自然资源消耗越来越多，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沙漠扩大、森林砍伐和物种消失等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地球表面的碳平衡、水平衡和热平衡等。1962年，图书《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开始引起我们的地球是否可以任由人类随意发展的思考。1968年，世界性民间团体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72年出版的图书《增长的极限》指出，指数增长的人口，和有限的地球资源及自净能力，不加干预的后果将在21世纪爆发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灾难，引起全球各国对于当代环境问题的共同探讨。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通过《人类环境宣言》。1982年，联合国《内罗毕宣言》指出，发展经济必须考虑生态、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在解决环境问题的长期探索中，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控制污染和治理技术是无法解决日趋复杂和广泛的环境问题的。只有实现生态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续性，人类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也被认为是在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之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从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大会通过《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文件，从此，“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制定发展战略过程中遵守的一个中心概念。
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以来，“绿色革命”已成为新一轮全球发展转型的催化剂。以绿色经济为核心的“绿色革命”正席卷全球，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推进绿色发展规划，此次“绿色革命”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21 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总体革命。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和组织纷纷采取措施推动绿色发展，如制定绿色增长战略、建立绿色社会、加强绿色投资等，将绿色发展作为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并使之成为占领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的重要标准。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起了绿色经济倡议。2009年，全球领导人在G20伦敦峰会上达成了“包容、绿色以及可持续性的经济复苏”共识。2010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绿色发展战略”报告。欧盟的“欧洲2020 计划”将绿色发展作为提高竞争力的核心战略。这些国际倡议的共同主题就是将全球环境挑战融合到综合经济决策中，其重点在于促进绿色投资、绿色消费和绿色创新在可持续的经济复苏、消除贫困与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深圳市要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和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新进展，必须牢牢抓住此次千载难逢的“绿色”发展机遇，抢占新一轮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全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的驱动力和科学发展新的经济主引擎，否则，在未来的竞争中将处于被动，甚至可能陷于“绿色壁垒”的围困之中。
我国是率先引进“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国家之一。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21 世纪议程——中国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这是全世界第一部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在国务院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强调“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从此，“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不再是一般概念的使用，而是成为国家战略的中心内容。
2010年11月14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互利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指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09年11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五届中欧工商峰会上发表了题为“发展绿色经济，促进持续增长”的重要讲话，指出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家园，就必须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持续发展。2010年4月10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主旨演讲，强调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绿色发展，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二节 国外的经验与教训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世界各国都在探寻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一 按发展模式划分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几乎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多数发达国家是在严重污染事件发生后才着手治理环境。进入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诺共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生态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协调好城市环境、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按如何处理城市环境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划分为先污染后治理型模式和协调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污染治理型模式
继工业革命使欧洲城市出现严重环境问题后，20 世纪50年代以来，以伦敦、日本等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城市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特别是其工业的大发展，城市环境也逐渐恶化。全球范围内都市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灾难性事件频发，逐渐危害人类的健康和生存。针对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环境和生态窘状，从治理污染、维护居民健康、改善人居环境的角度，对以世界七大公害，即大气污染、水质污浊、土壤污染、噪音、震动、地基下沉、恶臭为对象进行环境治理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其中日本水俣市（Minamata City）、瑞典斯德哥尔摩市（Stockholm）和美国波特兰市（Portland）等城市是针对城市环境污染进行生态城市建设的典型。
日本水俣市通过政府在日常工作中带头实施环境计划，清洁中心对垃圾进行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污水全部经过处理后排放，中小学校开展环境ISO活动等一系列措施，使水俣市从一个严重公害发生地变成了环境模范城市。日本四日市也采用此类模式进行生态城市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斯德哥尔摩市曾是一个空气污浊、水污染严重，甚至不能在湖中游泳的工业城市，但经过一系列努力后，现在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生态城市。波特兰市是美国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末，波特兰市也像其他许多城市一样处于困境之中——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为此制定了新的城市规划法案来解决城市问题，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被评为全美步行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
（二）协调可持续发展型模式
当人类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时，世界各国已经承诺共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未来城市如何发展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工业文明对城市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渴望拥有高效合理的人居环境。生态城市就是未来人类可持续聚居模式之一，因此生态城市的建设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因地制宜，建设最理想的人居环境。国际生态城市运动的创始人美国生态学家雷吉斯特认识到传统的生产方式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巨大危害，1975年他创建了“生态城市建设者”组织，并在伯克利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促进了生态城市思想的传播。在他的影响下，美国政府重视发展生态农业和建设生态工业园，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此外，芬兰的维累斯城是结构和功能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典范。
芬兰的维累斯城是结构和功能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城市。维累斯城是芬兰坦佩雷市与伦普市交界处的一片新城市地区，也是21 世纪芬兰正在进行的最大的城市开发项目之一，整个开发区面积为12.56 平方千米。由于维累斯城是一个典型的处于森林中的“绿色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多样的生态结构是这个区域最典型的特征。因此特殊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使得维累斯城在规划的一开始就明确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和原则，紧密结合自然，实现城市结构、功能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是维累斯城开发建设的宗旨。最基本的规划目标是保护敏感脆弱的生态环境，考虑地段内丰富的地形地貌以维护区域有价值的自然特征、保持生态多样性、改善地区微气候和现存水系统等。
二 按组织模式划分
按照生态城市建设主体及组织形式的不同，发达国家发展生态城市的主要组织模式可以划分为政府导向型和社区（组织）驱动型。政府导向型是指政府以市场化的财政手段以及非市场的行政力量，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组织和管理生态城市建设，从发起到规划再到执行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政府控制主导。社区驱动型（生态组织推动）基于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目的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建设活动。一些生态组织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开展了有益的尝试，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开拓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组织新形式。
（一）政府导向型模式
政府导向型指主要通过政府制定相关发展规划，并辅之法规政策支持，加快推进生态城市建设。世界发达国家在生态城市建设中一直非常重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通过制定方向明确和目标具体的发展规划，引导生态城市建设全面有序推进。美国伯克利的生态城市计划，克利夫兰和波特兰大都市区生态规划，印度班加罗尔市、巴西库里蒂巴市和桑托斯市、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市的生态城市建设计划，丹麦哥本哈根市的手指形态规划，日本九州市的生态城市建设构想以及新加坡的全岛建设设想规划等都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德国的埃尔兰根市曾因连续25年快速发展而带来一系列城市生态问题，该市率先执行《21世纪议程》的有关决议，进行综合生态规划，采取多种节地、节能、节水措施，修复生态系统，成为德国生态城市的先锋市。我国生态城市建设都是由政府主导并对生态城市建设进行具体的规划的模式。国际上，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和美国加州欧文是政府导向型模式的典范，纽约在近年来的城市规划中，也越来越重视生态城市方面的建设。
（二）社区（组织）驱动型模式
建设生态城市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权利，人们有权利参与生态城市的建设。同时不应该剥夺人们用劳动制造替代购买成品的选择权利，以便贫困者、失业者仍可对生态城市建设出一份力，并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除了规划师自身的局限性，忽视居民需求所带来的偏见以及居民对此的自觉不自觉的抵触也将严重阻碍生态城市建设。生态城的建设必须要有居民的参与，至少规划师应该知道什么是居民想要的，至少他们将会直接参与城市的生产生活，构成城市的社会网络，并且影响生态城市的结果。无论多么完美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也是必须靠居民实现的。
社区（组织）驱动型模式是指主要通过发挥城市社区组织的作用，引导和组织社区群众广泛参与生态城市建设。它是一种社区自助式开发方式，包括社区控制、社区规划、社区设计、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和维护的全过程都由社区居民参与。在可能的情况下，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生态城市建设，如对生态城市的项目建设决策以及投资资源等交由社区社团来进行投票和管理。社区还设有城市生态中心作为公共教育场所，公众在这里通过图书馆、展览、咨询、报告可方便地知晓城市生态的有关知识，了解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进展。例如，新西兰的韦塔科生态城市蓝图中阐明了市议会和地区社区为实现这一前景而采取的具体行动，明确了市议会对生态城市建设的责任和措施，生态城市的成功最终要依靠社区居民来实现。
社区组织驱动型由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市首先提出后得到世界许多城市的效仿，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采取这一模式的关键是建立管理机构——管理组。管理组负责组建土地信托公司、生态开发公司和社区委员会三个组织。土地信托公司负责购买土地、控制财政、对区内生态开发的不当行为提出警告；生态开发公司的建立将取代传统的开发商，是社区的基本开发实体；社区委员会代表社区居民处理社区冲突和需求，并对居民进行生态城市教育。社区设有“城市生态中心”，居民可以通过图书馆、展馆、咨询报告等方便地了解生态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和建设进展等，以便同心协力实现生态城市建设目标。
三 按重建与改造模式划分
生态城市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界定，模式分类也比较模糊。纵观各国以生态为理念的城市建设，根据建设目标的系统性、建设路径的差异、建设条件的约束等方面的差异，生态城市大体可以分为重建型和改造型两种。
重建型生态城市的研究主要致力于从系统整体上研究现存的城市问题，认为诸多城市发展难题是由整个系统的结构造成。因此局部突破事倍功半，需要通过重建新城彻底消除现代工业城市结构与机理的痼疾。20世纪中叶，索拉尼（P.Soleri）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沙漠地区，按照建筑生态学的要求建起小居民区阿科桑蒂（Arcosanti），并设计了大量类似的城市和社区。这一开创性的项目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资助或合约上的支持。近年来，生态新城项目逐渐受到政府和投资商的青睐。这些新城试图避开消极被动的末端治理，从根本的结构按照生态学的原理进行重新组织和设计。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但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从各个方面探索了重建生态新城的标准与途径。各个案例的建设重点不同，对碳排放、环境质量等指标的要求也不一致。典型重建型生态城市有美国阿科桑蒂城、阿联酋马斯达尔（Masdar）生态城、英国贝丁顿零能源发展社区、天津中新生态城等。在建中的阿联酋马斯达尔生态城将成为首座完全由可再生能源供电的碳中和、零废弃物城市，具有城市战略发展转型的重大意义。它坐落在阿布扎比城（Abu Dhabi）附近的沙漠里，方圆5.2 平方公里，设计可容纳4.7 万人口和1500 家企业，总造价预计为220 亿美元。
改造型生态城市的实践者对于复杂的生态城市问题并没有想同时改变一切，而是倾向于制定明确、具体的目标，直接运用于指导实践活动，抓住重点，逐步推进，把现有的城市优化改造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改造型生态城市的策略多来源于经典理论，是多种的关键措施集合。各地有针对性地选择最优模式，将实现生态创新、保留本地传统特色、城市空间形态和活力等与适度开发结合起来。改造型生态城市一般采用多重目标法，各地根据自己的建设目标与建设条件，选择某几项建设思路的结合。例如德国弗莱堡市（Freiburgim Breisgau）改造初期的重点放在硬化土地改良、水系自然景观恢复和屋顶绿化上；法国巴黎市（Paris）重点建设自行车道路网和城市空间形态优化；巴西库里蒂巴市（Curitiba）强调城市交通公交系统和垃圾循环利用；日本北九州市生态园试图依靠突出的循环产业链以实现零排放的理念。
四 按城市特点划分
国际生态城市在建设过程中，根据城市自身的生态环境特点以及经济社会基础提出了不同的生态城市建设模式，因此按照生态城市的主要建设内容、侧重点和各个生态城市的特点，国际生态城市建设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公交引导型模式、循环型模式、花园城市模式、低碳生态城市模式、紧凑型城市模式和城乡结合型模式。
（一）公交引导型模式
公交引导型城市发展模式指将改善城市交通运输结构和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相结合，实现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这种模式主要为了解决城市中人们过度依赖机动车所带来的局限及环境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建设生态城市应该把改善交通运输结构和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有机结合，在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同时，对城市土地利用进行合理规划，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从而减少私家车使用给资源环境造成的浪费污染、土地占用以及城市蔓延等问题。巴西的库里蒂巴、丹麦的哥本哈根和韩国的首尔等城市主要采取了这一模式。
库里蒂巴市将整合公共交通系统与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相结合，对其进行一体化规划。该市以城市公交线路所在的道路为中心，对所有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密度进行分区，政府仅仅鼓励对公交线路附近两个街区的交通走廊的集中高密度开发，并严格限制两个街区以外的土地开发，不仅保证了城市2/3的市民每天使用公共汽车，每年减少私家车出行达2700 万次，节约燃油700万加仑，而且提高了土地综合利用率，有效实现了生态城市的建设目标。
哥本哈根市（Copenhagen）把公交系统的建设和土地综合开发结合起来，通过构建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引导城市土地有效利用和有序扩张。哥本哈根市拥有300 多公里长、与机动车道一样宽的自行车专用道，市内还分布着许多“车园”，每个“车园”里放置2000 多辆自行车向行人免费提供。市民只要交纳约3 美元的押金就可以在任一车园将车子骑走，然后可以把车子归还到任一车园，并可以领回自己的3 美元。该市1/3的市民选择骑自行车上班，因为这样既方便又无废气污染还能锻炼身体。“绿色交通”使得库里蒂巴市和哥本哈根市走上了低成本的交通方式和人与自然尽可能和谐的生态城市发展道路。如今，哥本哈根市作为欧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其人均汽车占有率却很低，城市交通结构的调整改善，对生态城市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循环型模式
循环型生态城市是以循环经济为支撑的生态城市。循环型城市的建设将循环经济模式贯穿和渗透在城市发展的产业结构、生产过程、基础设施、居民生活以及生态保护各个方面，是建立在城市功能的合理定位、充分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和高科技基础之上进行生产消费活动的城市，是新形势下实现城市新发展思路的重要探索。资源循环型生态城市的建设是天津、南京和贵阳等城市的主要目标。日本北九州市（Kitakyushu）是该类生态城市建设的典范。
从20世纪90年代，在对城市污染进行强化治理的基础上，日本北九州市开始以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从某种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别的产业所利用，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放为零”的生态城市建设构想。具体规划包括：环境产业的建设（建设包括家电、废玻璃、废塑料等回收再利用的综合环境产业区）、环境新技术的开发（建设以开发环境新技术，并对所开发的技术进行实践研究为主的研究中心）、社会综合开发（建设以培养环境政策、环境技术方面的人才为中心的基础研究及教育基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日本川崎市（Kawasaki）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推进循环经济，环境大为改善，成为以高科技和先进环保技术著称的清洁城市，在日本乃至世界上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澳大利亚怀阿拉市（Whyalla）则充分融合了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技术，包括城市设计原则、建筑技术、设计要素与材料、传统的能源保证与能源替代、可持续的水资源使用和污水的再使用等，解决了该市的能源与资源问题。
（三）花园城市模式
一提到“花园城市”，人们最先反映在脑海中的就是新加坡。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东口，国土面积为716.1 平方公里，总人口539.9 万，人口密度7540人/平方公里。绿化面积达到10325公顷，绿地率为50%、绿化覆盖率为70%、森林覆盖率为3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约25 平方米。新加坡环境质量连续多年在亚洲高居榜首，多次获选为亚洲国家和地区环境最翠绿、空气和饮用水最干净的国家，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宜居城市，是国际公认的花园城市。目前，我国的杭州、大连等城市也正致力于建设花园生态城市。
而早在1869年，芝加哥市（Chicago）就开始花园城市建设的实践，通过实施一个庞大的城市公园体系项目，使其成为美国中部最美的一座工业城市；此外，堪培拉市（Canberra）是最早闻名于世的花园城市，华盛顿市（Washinton）是高楼大厦林立的花园城市，莫斯科市（Moscow）是空气最好的花园城市。克利夫兰市（Cleveland）内绿地众多，公园面积约7500公顷，占市区面积1/3 以上，有“森林城市”之称。这些花园城市的建设对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人文环境品位、增添城市生活情调、美化城市形象和增加城市旅游收入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低碳生态城市模式
低碳生态城市指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城市管理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城市。通过采取各种环保措施抵消城市人类活动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实现碳排放与碳处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如建立循环经济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来消减电能的使用，完全禁止小汽车在城区内行驶来降低与烟雾有关的健康成本，建立使用太阳能动力的公交系统，建设更多的方便的林荫道来鼓励步行，积极植树种草增加绿地覆盖率。总之，通过各种环保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现状。世界上一些城市已经明确提出要建设低碳生态城市，并已经制定出具体的建设日程，例如，2010年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建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工作方案，正努力将深圳建设成为低碳生态城市。目前，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较为突出的城市主要有英国的伦敦、日本的东京、美国的西雅图和丹麦的森纳堡等城市。
（五）紧凑型城市模式
紧凑型城市主要是指土地利用集约化，在减少资源的占用与浪费的同时提高土地功能的混合使用率，城市活力的恢复以及公共交通政策的推行与社区中一些生态化措施的尝试得以实现。紧缩城市开发模式强调混合使用和密集开发的策略，使人们居住在更靠近工作地点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设施，不仅包含着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强调城市内在的紧密关系以及时间、空间概念，概括而言，紧缩城市思想包括八大方面：高密度居住、对汽车的低依赖、城乡边界和景观明显、混合土地利用、生活多样化、身份明晰、社会公正、日常生活的自我丰富。紧缩城市离不开紧缩的城市发展形态，紧缩的城市形态在欧洲绿色城市主义倡导者蒂姆西·比特利看来无疑是生态城市得以实现的良好基础。
如美国的克利夫兰市，为了将其建设成大湖沿岸的紧凑型生态城市，市政府制定了12项明确的生态城市议题，其中“精明增长”是这些议题中重要的一项，其核心内容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保护空地以及土地混合使用；城市建设相对集中，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混合，拉近距离，少用汽车，步行上班、上学等。另外，欧洲的许多城市都是以这种开发方式向生态城市的目标迈进，如丹麦的哥本哈根市、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德国的埃尔兰根市（Erlangen）和弗莱堡市、西班牙的马德里市（Madrid）、英国伦敦市（London）、法国巴黎市等。
（六）城乡结合型模式
城乡结合型模式是指城市规划和发展打破城乡之间的界限，制定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经济、生态规划，以便疏通物流渠道，实现城乡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这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形态的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外许多城市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已经打破行政区界限，将城市和周边乡村建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规划，并通过加快城乡之间能量、信息、资源的转换与合理配置，促进生态城市的发展建设。新加坡的生态城市建设主要采取这一模式。该市坚持城乡结合的思想，在生态城市建设规划中，在城郊建设“原始公园”，并将农田和森林以及其他景观融合在“花园城市”建设中，从而实现人工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美国海滨城市伯克利市（Berkeley），是全球生态城市建设的典范，在城市建设设计中采取了典型的城乡结合空间结构，即在住宅区内，每一栋独立的别墅都带有一块面积很大的农田，并在农田种植绿色食品，深受广大居住者喜爱，充分体现了城乡协调发展和“以人为本”建设生态城市的思想理念。阿根廷罗萨里奥市（Rosario）的都市有机农场建设模式很好地体现了城乡结合型模式。
综观国外成功的生态城市建设案例，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生态城市不仅是一个改良城市的过程，更是一场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革命；不仅需要通过发展生态城市治愈目前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疾病，还需要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兼顾区域空间以及代际的平衡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城市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有前瞻性和明确的目标，具有较为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具体实现途径上，强调能源的使用效率和资源的综合利用、再利用，根据自身特点在资源利用、生态建设方面扬长为主、特色鲜明。支撑体系共性特点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市场化的管理体制、强大的科技后盾、充足的资金等作为支撑条件。此外，国外成功的生态城镇建设都刻意地鼓励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参与，无论从规划方案的制定、实际的建设推进过程，还是后续的监督监控，都有具体的措施保证群众的广泛参与。
第三节 深圳生态文明改革进程回顾
回顾历届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生态立市”为指引，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圳模式。
一 开荒奠基和局部起步阶段（1978—1987年）
建市之初，利用深圳毗邻香港，交通方便，土地充足，劳动力来源充裕等有利条件，确立“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的综合性经济特区”的发展定位，按现代化的要求，大力发展工业，带动经济工作的全面高涨，形成较强的社会生产力。同时，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加强经济等体制改革步伐，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允许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资、独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借助体制改革的东风，1979年3月，深圳市革命委员会环境保护办公室成立，负责全市工业“三废”污染的防治工作，全办人员编制5 名。1982年1月，深圳市革命委员会环境保护办公室更名为深圳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办公室。从1984年起，全市各区（县）相继设立环保机构。
建市初，深圳市工业废水排放企业主要分布在印染、皮革加工、造纸、食品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初，特区外宝安县坪地、龙华、横岗等村镇陆续引进一些牛皮加工厂，由于没有任何污染防治设施，成为全市突出的污染源。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一批电力、建材等项目的建成投产，全市工业废气排放企业随之增加，一些规模较大的电力、建材等工业项目所排放的粉煤灰、煤矸石、炉渣等废弃物也逐渐增多。直至1986年底，各牛皮厂生产废水基本实现达标排放。由于牛皮加工行业污染大，深圳市随后制定了限制发展以及采取关、停、并、转的措施。同时期，深圳市电子工业迅速崛起，电子印刷线路板行业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含重金属的蚀刻废液。这些生产厂家大多数规模小、分布散，缺乏治理该类废液所需的技术、资金和场地等条件，难以进行无害化处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市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日产生量每年以10%—15%的速度增加，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污染、生活垃圾急剧增加、水土流失严重、噪声污染等环境问题相继出现。
为了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深圳市加强了环保机构的建设和环境管理力度，全市各区环保机构逐步健全，人员不断充实。1986年，深圳市环境保护委员会成立，成为全市环保工作的综合、协调与决策机构。
由于经济特区的建立，全市经济发展速度比预料快，大部分企业以“三来一补”形式建立，当时人们的环境意识普遍不高，环境管理与审批制度还不完善，有些建设项目未办理环境影响审批手续就动工兴建。1979—1982年，全市领取工商登记的113 家“三资”企业中，办理环境影响审批登记的仅有24 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率仅为21%。加上当时环境问题短时间大量涌现，给当时的环保部门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
该阶段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总体规模较小，环境资源相对比较丰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和物质基础。在全新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中，深圳市注重科学规划，合理确定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致力于发展经济效益高、环境污染小的高新技术产业，以电力、轻油和液化石油气等为主要能源，促进了经济与环境健康协调发展。全市总体环境质量处于优良状态，大气环境质量优于国家二级标准，饮用水源达标率可达到100%，环境质量在全国大中城市名列前茅。
二 外向转型和全面推进阶段（1988—1997年）
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定位为“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金融、贸易、信息、运输、运输、旅游高度发展，文化高度繁荣，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较高的外向型多功能的国际性大城市”。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有：1990年，深圳首次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1993年，深圳提出发展第三产业要以金融、证券信息为龙头，商业贸易、交通运输、通讯为骨干，相应发展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使之真正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思路；1995年，深圳又提出建设“一个基地、四个中心、一个胜地”的发展战略，即努力把深圳建设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交通运输中心及旅游胜地。城市发展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明确体现出来。
1988年10月，深圳市环境保护局成立。1990年9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将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的环保办调整为区环保局，列入区政府序列，实行双重领导体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华侨城集团公司等大型企业也相继设立环保机构。20 世纪80年代中期起，深圳市环境科学学会、深圳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深圳市环境保护咨询委员会等社会性的环保组织相继成立。各环保机构在经济发展和机构改革调整中不断加强，逐渐形成市、区、镇（街道办事处）、企业多层次的环境管理网络。
进入20世纪90年代，深圳市环境保护局进入市政府职能序列，各区环保机构也相继成为区政府职能部门，全市环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得到了加强和完善。1992年2月，市环保局被确定为市政府32 个职能部门之一。1993年，宝安县撤县设区，宝安区、龙岗区环保局成立，随后两区20个镇（街道办事处）均设立环保所。全市主要工业区、企业集团也设有环保机构，环保机构在经济发展和机构改革调整中不断加强，形成市、区、镇（街道办事处）、企业多层次的环境管理网络。
随着深圳市环境保护局成立，全市环保工作进入了全面管理阶段。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环保法律法规，实施建设项目“三同时”、污染源限期治理、排污收费等国家环境管理“八项制度”，环境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此时，深圳市工业废水污染行业主要是印染、电子、金属制品、食品饮料制造加工等5个行业。
在深圳社会经济外向型快速发展同时，市政府不断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1983—1991年，投资逾200 亿元，先后建成蛇口污水处理厂、滨河水质净化厂、深圳市污水排海工程和全国首个垃圾焚烧厂等环保基础设施。至1991年，深圳市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2 万吨/日，垃圾处理能力1500吨/日，但是，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远远不能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人口急剧增长，工业企业排污量加大，排入环境的各类污染物总量也逐年增加，建成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上升，全市环境质量一度呈下降趋势。20 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市加大环境管理力度，限制和逐步淘汰重污染企业，产业结构逐渐开始转型。工业废水主要排放行业为电子、纺织、金属制造以及食品饮料业，工业废气主要排放行业以电力为主。1992年，深圳经济特区获得立法权，在坚持国家环保法规的精神和原则下，充分考虑深圳的特点与实际，借鉴国内外环境法制建设经验，在环境立法与执法中大胆尝试。
这一阶段为深圳环保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并达到相当的规模，环境污染开始出现并影响逐渐加大。同时，环境保护随着经济发展也不断得到加强。通过有效的环境监督管理和大力开展综合整治，资源环境基本能够承载经济发展，但承受的压力明显加大。在此阶段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工作，环保机构建设、环境规划立法、环境监测[1]监管以及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均取得明显的进展，深圳环保工作在很多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并于1997年荣获首批“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这一代表我国城市环保的最高荣誉。
三 自主创新与跨越发展阶段（1998—2007年）
这一阶段深圳经济政策的重点主要放在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贸易方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第三产业作为整体仍然受到重视；21世纪初，深圳面对新的形势和机遇，结合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总结各产业的发展经验和规律，深圳明确了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业和现代物流业作为三大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并将其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
工业废水重污染行业基本已全部关停或外迁，废水排放90%来源于生活源，工业污染主要来源于支撑高科技发展的电镀线路板行业及金属制造以及食品饮料业。工业废气重点污染源主要集中在电力生产业，该行业废气排放等超标污染负荷占全市统计的60%以上。截至2007年，全市工业企业废气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排放达标率均在98%以上。工业企业固体废物主要排放行业是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力生产、医药等轻工行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弃物较少。
这一时期环保工作的自主创新得以充分发挥，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在坚持国家环保法规的精神和原则下，考虑深圳的特点与实际，借鉴国内外环境法制建设经验，在环境立法与执法中大胆尝试。至2000年，深圳先后制定颁布地方性环保法规6 部、政府规章6 项、规范性文件61 件，基本涵盖环保工作的各个方面，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有自身特色的地方环保法规体系，深圳的环境管理工作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轨道。主要的城市基础设施也建成于这一时期，至2000年，全市建成6座城市污水处理厂，3个垃圾填埋场和2 座垃圾焚烧厂等主要城市环境基础设施，2000年以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2004年，深圳市治污保洁办公室成立，以实施治污保洁工程为载体，制定考核制度，对6 个区政府、市政府23 个职能部门以及大型国有企业治污工程进行考核，治污保洁考核已广泛为政府各部门、重点国有企业等被考核对象所接受，并已成为推动环保工程项目建设的有力手段。2007年，深圳市政府实施了《深圳市“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将污染减排指标按年度分解落实到各区政府和重点排污单位，提出了每年必须完成的削减工程和减排目标，市长与12 个重点责任单位签订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责任书，明确规定了各责任单位每年应完成的重点减排工程任务和减排措施。同年，创造性地开展了深圳市党政领导干部环保实绩考核工作，考核内容涵盖环境质量、环保任务、环保投入、环保表现、环保民意，30个单位领导向社会各界代表做了环保表现陈述，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同时，围绕市民关注的突出环境问题，强势推进“蓝天行动”“水源行动”和“整治非法排污保障市民健康”专项行动，大力查处环保信访案件，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随着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深圳市先后获得了“全球500 佳”、国际“花园城市”等称号。
这一阶段为深圳环保工作的跨越发展阶段。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深圳的经济总量、人口数量和建成区面积均达特大城市规模，因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和环境容量的过度利用，生态环境质量有所下降，逐渐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被称为“四个难以为继”。在此阶段，市委市政府将环保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布2007年一号文，做出建设生态市的战略部署，逐步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积极打造强势环保，建设绿色政府，弘扬生态文明，环保事业迈进了跨越式发展的新进程。
四 优化发展与生态文明阶段（2008年至今）
城市发展定位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强化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化城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2007年修编后的城市总体规划对深圳的性质定位为：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城市发展的总目标是：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的优势，担当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先锋城市；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建设经济发达、社会和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文化繁荣、生态宜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性城市和社会主义示范市；依托华南，立足珠江三角洲，加强深港合作，共同构建世界级都市区。
随着科学发展观在全国全面落实和生态文明的提出，深圳市也开始了绿色发展的进程。2010年5月深圳市第五次党代会对于未来5年工作做了总体部署，提出了“一个目标”“一条主线”“四个导向”“六个协调”“五大原则”“八大举措”。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努力当好科学发展排头兵、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一条主线”，就是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四个导向”，就是以创新发展、转型发展、低碳发展、和谐发展为导向；“六个协调”，就是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协调发展；“五大原则”，就是要坚持追求“好”、力争“快”、坚持“特”、突出“新”和立足“干”。2011年初，深圳市市长许勤在其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大篇幅论述“十二五”期间深圳由“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跨越的基本思路，并提出以“深圳质量”新理念引领发展，以新标杆指引方向。这一时期，深圳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深圳，围绕创造“深圳质量”，努力做到“六个着力”：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以改善公共服务为重点，着力提升社会发展质量；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着力提升生态发展质量；以推进特区一体化为突破口，着力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着力深化改革创新，为创造“深圳质量”提供制度保障；着力扩大区域合作，为创造“深圳质量”拓展空间。
2008年，由于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取得的卓越成效，深圳市被环保部选定为首批生态文明试点地区，全市印发生态文明“1980”文件，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2009年，深圳市委市政府突破传统框架，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相融合，组建了具有“大部制”“大环境”“大服务”鲜明特色的人居环境委员会（简称“人居委”），启动了人居环境工作。人居环境委的职责包括：综合运用环保、水务、建设、住宅、气象管理等手段，发挥整体优势，全面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与水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建设生态文明；加强与国土资源、农业、林业、海洋等部门的协调配合，促进经济社会、城市建设与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人居环境规划、政策、标准的导向作用，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建设的有效约束。机构改革要求充分发挥人居环境委“大部门”的作用，建立各有关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大环保”格局，促进人居环境提升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了厘清人居环境的内涵、外延和工作边界，为统筹指导全市人居环境工作提供纲领性文件，市政府印发实施《深圳市人居环境工作纲要》，明确了人居环境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措施。
环境保护工作从此全面上升到人居环境建设与保护的新阶段，这为人居环境工作的发展跨越解除了体制束缚，释放出强大推动力，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新支点和新方向，环境保护工作从此全面上升到人居环境建设与保护的新阶段。深圳环保机构从1979年成立的仅有5 人的市革委会环保办开始，实现了“办—局—委”三大跨越，管理网络覆盖到全市各街道，队伍壮大近千人。全市大环保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多部门统筹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环保工作全面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深圳市面临着重大机遇和挑战，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和深圳经济特区一体化的推进，深圳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低碳发展以及创造“深圳质量”等的战略转型，以及“大部制”“大环保”格局的构建等。面临的主要挑战表现在四个“加大”：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的矛盾加大、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冲突加大、“不欠新账”与“多还旧账”的压力加大、污染减排与环境改善的难度加大。省政府提出建设宜居城市，促进民生幸福，深圳市开展了宜居城市建设、绿道网建设，以及住宅产业化，促进“四节一环保”等方面的举措。并实施人居环境宣传教育、生态文明意识培养、生态示范创建、公众参与互动等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等措施，旨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质量改善方面，更加侧重民生环保理念，一系列饮用水源、河流、近岸海域污染防治以及基本手段——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和湿地生态系统完成建设，工业点源、机动车线源、VOC面源的污染控制途径以及保障手段——能源结构优化、区域协同控制，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废弃物得到一定程度控制，噪声污染、土壤污染、重金属、核与辐射四类其他污染控制和风险实现防范，生态安全体系、自然保护区、生物多种性、公园绿地系统、生态恢复重建有序开展。
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作用愈加显著。开展环境质量形势分析会，提出以环境倒逼发展的思路，提出并实施低碳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等绿色产业方面，节水与再生水利用、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建筑废弃物利用等资源能源方面，以及环保准入、污染减排、环境经济政策等环境导向约束方面的措施。2012年共受理环境影响审批项目27857 个，否定其中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1611个；大力推动重污染企业优化升级，动用2789万元资助17家优化升级先进企业，带动146 家企业投入3 亿元实施升级，组织1000家企业开展“鹏城减废”及清洁生产行动。环境基础建设更加显著，2012年全市在建污水处理厂达18座，污水管网工程18项，总投资超过70 亿元，创造了水污染治理投入之最、项目之最，不仅推进了环境质量改善，还有效拉动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这一阶段深圳作为首批生态文明试点城市，把十八大精神落到实处，深圳结合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特征，探索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这一时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各项生态文明改革有不同程度进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力度不断加大，水污染严重趋势得到控制，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实现了享誉内外的“深圳蓝”。
第四节 深圳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战略的树立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深圳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任务仍很艰巨，现代产业体系还不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还未得到根本转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取得显著进步，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形象初步确立，但城市发展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加大，特区内外发展差距明显；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生需求迈向更高层次，但市民综合文明素质有待提高，基层基础工作仍较薄弱，综合执法体系还不够完善。
为了破解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中遇到的系列难题，适应生态文明的建设要求，深圳各届市委市政府领导清醒地认识到，与国内外先进城市相比，深圳的差距还很大，这些差距，体现在发展理念上、规划思路上、管理体制上、文化品位上和城市内涵上。这些差距，归根结底就是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差距。站在历史的高度、全局的高度和事关深圳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在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对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的重大意义的基础上，以生态文明理念推动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的思想大解放，才是当前破除一切阻碍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观念、体制和机制，牢固树立绿色价值观、生态政绩观，培育和发展生态经济、生态文化和生态环境，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生态需求和生态权利，实现人与城市、自然的和谐统一和永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战略对于当前深圳的战略意义。
其一，建设生态文明是改革开放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对城市的建设管理和发展也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当前，深圳的社会发展正在从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产业发展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城市发展从二元化向特区内外一体化转型，城市管理从粗放式向科学严格精细长效管理转型。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经过30 多年的快速发展，深圳经济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创造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与辉煌的同时，也因“速度深圳”遭遇了城市发展中环境资源的瓶颈。
中央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省委也要求深圳解放思想，树立世界眼光，努力建设成为能够体现中国形象，有竞争力，能与世界先进城市“叫板”的城市。我们必须瞄准国际一流水平，以全球视野思考和谋划城市发展，以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为动力，以生态文明建设为重要突破口，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这是深圳争当落实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必然要求，是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和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核心内涵，是创建生态城市的理念升华。深圳市各级政府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全局的高度和事关深圳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对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的重大意义，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深圳城市的新发展。
其二，建设生态文明是提高深圳市综合竞争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实现新跨越的必由之路。
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再只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也不再只是发展速度的竞争，它涉及社会生活、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等很多方面。只有不断增强城市自身在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优势，从而获得资金、技术和智力支持，从而得到全面健康发展。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诸多因素中，以资源和环境因素对城市的影响为大，因为资源和环境往往是城市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只有解决城市发展中的主要限制因素，才能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深圳经历了极为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因而其资源和环境问题较其他城市而言就更加严重。较高的经济水平使人们对资源的需求和对环境的要求更高，而较高的经济水平背后是巨大的环境负债。从深圳的城市特点出发，解决好深圳自身的问题，才能在世界城市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引领珠江三角洲走向世界。随着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形成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深圳在失去特区大部分优惠政策情况下，面对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从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无疑是深圳最为正确的选择。
面向世界加快推进国际化、加快建设全球先锋城市实现新跨越，内涵极其丰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以生态文明建设为重要突破口，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奋斗目标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总体目标的新要求和新提升，从指导思想上确定生态文明的理念，从体制上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护生态良性循环的保障机制，从投入上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任务和各项工作的落实到位，从评价考核指标上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其三，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深圳质量的重要举措。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多年，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打造了全国领先的“效益深圳”，为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深圳唯有追求卓越、以质取胜，方能引领发展开创未来——这正是深圳质量的理念。“深圳质量”的理论来源于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科学发展内涵，体现了全面发展价值追求，包含经济、社会、生态、城市和文化发展质量。发展质量是综合考虑了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发展，“深圳质量”就是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更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它涵盖了一座城市的美好愿景和终极目标：经济更有效益、民生更为幸福、文化更具品位、城市更富魅力、生态更加美好。深圳质量是速度、效益和质量的有机结合和更高追求。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打造“深圳质量”，深圳的资源（包括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已经接近使用上限值甚至负债，人口也已经快接近饱和，但深圳还要发展，深圳还要再创新的辉煌和奇迹，还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空间，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深圳以质量为中心，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城市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水耗和土地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和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仅要逐步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水耗和土地消耗，随着经济的增长，还要逐步做到资源、能源消耗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增加，甚至有所下降。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对于环境的要求正在不断提高。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结构布局、生产过程链接、城市功能完善，实现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减少浪费和污染，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强化深圳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的后劲，开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达到“效益深圳”的要求，推动深圳的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持续稳定地提高，并最终实现“深圳质量”的品牌。
深圳是我国城市发展的代表，也是我国人口、资源、能源和环境问题的焦点区域。可以预言，目前深圳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正是其他城市未来将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解决好深圳市当前的问题，将为其他城市提供成功范例。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坚定实施生态文明战略，才能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资源和环境问题，提高城市的生存应变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实现城市的健康发展和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