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 草原族群
蒙古高原位于中原、中亚与欧洲的中介地带，其主要地貌特征为草原及草原环绕中的森林、沙漠。“亚细亚之中部，北有诸山系与西伯利亚为界，南界高丽（CorSe）、中国、吐蕃、细浑河（Sihoun）、里海，此种广大地带西起窝勒伽河（Volga），东抵日本海，自太古以来，属于三种人种之游牧民族居焉，是即世人可以通称突厥、曰鞑靼（Tatares）或蒙古（Mongol）、曰东胡（Toungous）或女真（Jurchen）者，是已。上述区别之所根据者，在此类民族之语言方面，较其形貌方面为甚。”[18]在这片神秘而广袤的土地上，繁衍了东胡、丁零、柔然、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回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20多个草原民族，并创造出了特色鲜明的草原文化，成为游牧文明的世界性发源地和集成地，也书写了中华文化的辉煌篇章。“在中华文化的区域板块中，最具有世界性品格的，应该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19]
费孝通先生[20]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的基础，这些游牧民族在同化融合中，共同构成了草原文化的主体即草原族群。
在20世纪30年代，族群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以及小规模群体在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含化现象。多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21]认为，族群（Ethnic Group），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以及期望成员或者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巴斯[22]则提出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群体是用特定的文化特征，来明确“我群”的边界，从群体的排他性和归属性界定了族群。本书就以居住中国北方草原的内蒙古地区的草原族群的草原文化为研究对象。
二 草原企业家
草原企业家是以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总裁、CEO、老板、经理、厂长等称呼的高层职位为依托，以草原文化的理念、习惯和特征为决策背景，践行“国际化思维，本土化行动”（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23]，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企业所处的不同环境中，对企业的全局、未来、变革所承担责任的一类人。草原企业家不一定是企业产权的所有者，但他们一定是具有草原本质文化特征的企业领导者。
草原企业家提倡尽孝脱贫。认为大孝就是要为家乡改变面貌，也就是草原乡土观念所指的“好狗护三林，好汉护三村”的意思；不孝就是不忠诚，没信誉，靠不住；把孝心与忠诚、信义和自身的安全紧密联系。在草原上成长、以草原文化为基础管理资源的草原企业家群体，把创业原动力作为企业家精神，并以这种独特的诠释方式，概括出中国企业界比较认可的企业家精神。
草原企业家提倡和谐。认为和谐的企业就得给老百姓拿钱，否则，所谓的企业家就会被老百姓看作卖狗皮膏药的。拥有财富的草原企业家提倡创造了有价值的社会财富，在恢复生态、发展生产的经营中，挖掘其中蕴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张以双赢利模式改变当地人民的行为，使公众受益，企业获利。
三 草原文化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24]研究认为，草原文化是具有人类中勇敢、进取、冒险、拼搏、坚持、创新等活性精神元素的文化，是尚力的；它同忍耐、退却、调和、妥协、屈从等静态精神元素的农业文化相比，是一种动态而开放的文化。
玉玺[25]认为的草原文化是以蒙古族为主要代表的北方游牧，通过草原生态系统与中国北方草原生态环境和谐依存，在长期的游牧生产生活实践中，融合民族中特有的文化、信仰、心理特征并不断吸收异质文化的动态文化。马桂英[26]认为的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由草原地理环境（自然因素）、游牧经济生活和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等（人文因素）共同塑造，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和族群在适宜放牧的草原区域创造的独特文化现象和文化复合体。
中国学者林干[27]认为，400毫米等降水线的东南，受到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的影响，降水量充足，适宜于农业的发展；而400毫米等降水线西北部的草原地表，有机土的覆盖很浅，有机土的下面便是沙漠。由于降水量的严重不足，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草原，一旦被开荒，沙化也随之而来。草原先民为化解当时笼罩于整个高原之上的生态与生存危机的压力，选择了改变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们选择了环境所提供的游牧文明方式。形成了游牧经济与草原地理环境天然有机的和谐。由此，于飞、孟慧君[28]认为草原文化包括草原上各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结合体。
新进化论学派的斯图尔德认为生态环境对文化的发展有制约作用，文化越原始简单，其对环境的依赖性就会越强。其·朱格德尔[29]认为：“把我们的土地上生息的野羊、野马、骆驼驯化成适应于蒙古高原严寒酷暑气候的本地品种的牲畜，是我们祖先在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为中亚和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内容。因而，这种游牧业不仅是一种艺术，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人们的智慧的发展，进而创造了游牧民族特有的独特的游牧文化。”
总之，草原文化是草原民族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经济、政治、社会的集中表现。是草原族群应对长期性、整体性危机的战略思考及在文化制度的规划，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生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位。草原文化既具民族文化特色，又有地域文化特点，究其实质，更接近生态文明。草原文化这种放弃相对发达的原始农业文化类型，转向于游牧文化类型的战略思维与抉择，为人类应对整体性、长期性、生存性的危机，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历史借鉴。
[1]彭剑锋：《企业文化与中国企业面临的十大问题》,《中外企业文化》2005年第9期。
[2]资料来源：内蒙古统计局、西部三农发展网（www.fznnn.com）。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4]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编：《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5][法]克洛德·阿莱格尔：《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3页。
[6]何帆：《发展的中国经济有利于世界繁荣》,《求是》2003年第6期。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6页。
[8]武亚军：《中国战略管理学的近期发展：一种本土视角的回顾与前瞻》,《管理学报》2010年第11期。
[9]潘乃谷、马戎：《边区开发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费孝通作的“前言”部分）。
[10]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1]扎格尔：《草原物质文化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12]Paul M.Minus,The Ethics of Business in A Global Economy,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3.
[13]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H.Skolimowski,Living Philosophy,London Arkana,1992,p.46.
[15]方铁、何星亮：《民族文化与全球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511页。
[16]武亚军：《中国战略管理学的近期发展：一种本土视角的回顾与前瞻》,《管理学报》2010年第11期。
[17]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
[18]多桑：《蒙古史》（上），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19]钱灵犀：《中华文化视野下的草原文化》,《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20]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1]Nathan Glazer Daniel&P.Moynihan,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23]弗雷德·卢森斯、乔纳森·多：《国际企业管理：文化、战略与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24]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论草原文化的建构特征》（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25]玉玺：《论草原文化在内蒙古特色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年。
[26]马桂英：《略论草原文化的特征》,《天府新论》2006年第1期。
[27]林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8]于飞、孟慧君：《北方游牧文明研究进展评述（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29]其·朱格德尔：《封建主义形成时期的蒙古社会——政治、哲学思考》（蒙文版），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