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产业结构转型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服务业早已成为支撑国内（地区）生产总值的最大产业，例如，2012年美国的服务业份额为79.4%，日本为72.7%，英国为78.0%，法国为79.1%，中国台湾地区为68.3%（2013年数据）。随着服务业的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市场上的性别差异正在不断缩小，在本书中主要表现为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工资的缩小。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该国或地区会发生产业结构转型，即从农业和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导致服务业份额逐渐上升，逐渐成为该国或地区经济的主要产业。这种结构转型给女性带来了利好，因为农业和制造业一般都需要体力劳动，而相比之下服务业需要脑力劳动，也就是说非服务业一般都是体力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服务业是脑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女性与男性相比，她们在体力劳动上存在先天不足，处于绝对劣势，但是在脑力劳动上，相较于体力劳动，女性具有比较优势。而结构转型带来的服务业的发展会使女性充分发挥脑力劳动的优势，缩小性别之间的差异（Jayachandran，2014）。

事实上，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和地区服务业的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在劳动市场上性别间的差异不断缩小，主要表现在劳动参与率和性别工资差异两个方面（Goldin，1994；Blau and Kahn，1992，1996，2006；Rendall，2010；Wellington，1993；Goldin，2014）。以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例，美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50年的32%上升到2005年的71%，而男性劳动参与率在这半个世纪里基本保持不变，且性别工资比从1980年的59%上升到2005年的77%（Rendall，2010），而中国台湾地区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从1978年的38.83%缩小到2012年的16.64%，性别工资比从63.88%快速上升到2014年的84.61%。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年均9.8%的速度持续增长，并且在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58786亿美元，正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谭洪波和郑江淮，2012）。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产业结构逐渐优化。2013年，中国第一产业收入份额为10.0%，第二产业收入份额为43.9%，第三产业收入份额为46.1%，这三个数字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分别是28.2%、47.9%和23.9%。第三产业上升趋势明显，成为支撑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产业。

在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中国劳动市场性别差异是体现了如世界各国和地区一样的缩小趋势，还是呈现出中国独有的特征？如果呈现出中国独有的特征，那又是什么促成了这个中国特色？这些都将是本书研究的重点，研究这些问题意义重大。

首先，劳动市场性别差异的缩小有利于促进和改善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表现，也有利于促进女性的劳动供给，从而缓解当代中国劳动力短缺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始于1983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在中国严格施行了30多年，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母也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1982年中国老年抚养比为8.0%，截至2012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已经上升到12.7%，预计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将更为严重，预计在2035年，中国老年抚养比将上升到30.69%，到2070年大幅上升到54.3%（陈彦斌等，2014）。老龄化问题最直接的影响是劳动人口的减少，进而减少劳动供给。新走入劳动市场的独生子女能力远不及退休的老龄人，劳动市场会不断出现劳动力的净退出，导致出现劳动力供给短缺。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出口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来自人口红利、廉价的劳动力、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供给短缺将会严重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同时，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不断升级，服务业也得到了有效发展。1978年，中国服务业份额仅占23.94%，截至2012年，中国服务业份额已经达到44.59%，略低于中国工业，预计在未来半个世纪里，中国的服务业还会不断发展，并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升级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劳动力需求结构的改变。农业和制造业对劳动力的体力劳动要求较高，而相比之下，服务业则对劳动力的脑力劳动要求较高。然而，男女两性的自然性别特征差异决定男性在体力劳动上拥有绝对优势，这也决定经济体对男性劳动力需求远远强于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女性相对劣势会逐渐缩小。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中国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会给女性带来利好，同时也会相对增加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而长期以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是远远低于男性的，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3.73%，远远低于男性的78.16%。也就是说，女性劳动力还有很大潜力成为未来中国弥补劳动供给不足的重要来源。

其次，劳动市场性别差异的缩小有利于解决男女平等问题，促进两性和谐发展。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促进男女两性平等、缩小性别差异的措施，譬如，实行“一夫一妻制”，使女性免受具有封建思想的男性奴役；同时，“男女同工同酬”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除此之外，“妇女参政议政”提高了女性的政治地位，且“男女平等”更是从法律上保证了她们和男性一样具有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独立（易中天，2006）。更重要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城镇地区采取的“统招统分”就业政策，使男女性别差异几乎被消除，因此性别间的差异在经济学上一段时间内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市场机制在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配置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和个体在工资制定和就业选择上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决策权。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观察到性别工资差异在逐渐扩大（zhang et al.，2008），与此同时，和男性相比，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女性失业率上升得更快（丁赛等，2007）。因此，到21世纪，男女平等问题又开始逐渐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另外，随着产业结构转型的不断推进、体现女性比较优势的服务业的发展，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开始逐渐提高，劳动市场的性别问题得到了国外和国内很多学者的关注（如Blau and Kahn，2002；Rendall，2010；Goldin，1990；Blau and Kahn，1992，1996，2006；Wellington，1993；Goldin，2014；张丹丹，2004；Li et al.，2011；陈建宝和段景辉，2009；葛玉好和曾湘泉，2011）。本书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劳动市场性别差异之谜，通过宏观数据和各种微观数据描述了近30年中国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工资的性别差异状况，研究了过去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市场性别差异的影响，并探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对劳动市场性别差异的影响，最后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出发解释了中国劳动市场性别差异略有扩大的现象，这有利于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目前性别失调和性别不平等的现实状况，也有利于政府和相关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缩小劳动市场性别差异，进而促进男女平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