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艺术—哲学天才

艺术以自身为目的，但是，艺术自身就是“目的”的另一种说法，是艺术根本就不会考虑“目的”这回事（因为“目的”这个词被人弄坏了，当人们提起目的时，总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自身之外的以观念形态表现出来的对象），艺术只是沉浸于自身而已。艺术把世俗的灰尘泥土一概过滤干净，只存留纯粹的内观沉静。这就与社会生活截然不同，人活在社会上，就得建立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然事物的关系。但艺术活动恰恰相反，艺术讲究脱离关系，把任意的X因素孤立起来，就像杳无人烟的大漠之中孤零零地有一串人的脚印，这脚印是千古之谜，因为它是不可能出现的，它的意义可以被说两次，一次是考古学的，另一次就是艺术的，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它不是求得实证，而是返回到人的心事，它可以重新出现在我们的梦境之中，梦境之所以与艺术有天然的联系，就在于梦境完全无视现实生活真实的（因果）关系，大漠之中孤零零地一串人的脚印，是典型的梦境。《红楼梦》的艺术性，全在于一个“梦”字。艺术并不是乌托邦，它在细节上是真实的，几乎都取材于日常生活，但它们是飘起来的真实，是可能的生活而非真实的现实生活。我们能享受艺术，是由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是脱节的，我们享受庸常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获得的快乐。这个孤零零的特殊的“审美对象”，无论是一棵古树、一只猫、一座山峰、一个饱经沧桑满脸皱纹的老农民，它们都不仅是它们自己！这使我想到了博物馆，所有以个体形式出现的展品都孤零零地被安置在橱窗里，甚至那个著名的小便池也可以从不起眼的卫生间里挪过来，在这个场合为何“小便池”令人震惊？因为任何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细节都经不住被长时间的关注（而且脱离了自己原来所属的空间），这关注会产生某种任意的艺术幻觉，也就是说孤独（孤零零）本身在效果上就是艺术的，它会自发地产生幻觉。

审美艺术不仅如上是“脱离关系”的艺术，也是让时间停滞的艺术，在这个瞬间欣赏者得保持天真状态，不要想着有关知识性质的问题，就像一朵“桃花”即使你叫不出它的名字，又有什么要紧呢？你只欣赏它的艳、享受它的味儿，艳和味儿会带你去不同的地方，它们是不知不觉的幻觉，它与《诗经》里的“桃花”是一样的，就像昨晚的皎月也曾经照古人。这里的“一样儿”，就是叔本华说的“idea”，它是美的精华，我们陶醉其中。“艳”和“味儿”的区别，是进入美的途径之别，既可分别专注于“艳”或“味儿”，亦可观其艳闻其味，美既是单纯的又是复杂的，就像《小王子》其实是给成年人看的童话。

什么是天才之作呢？就是从不按部就班，而是抓紧突然袭来的感受，平庸之辈终生都不会有这种被袭击的运气，那是因为其身上没有这种天赋。如果日常生活是一条按部就班的直线，艺术行为就是突袭的切线，与这条直线交叉。突袭是从哪一点开始的？从任意一点开始，就像一部电影或者小说的开头与结尾的情节，可以是任意的，怎么都行。但这些任意选择必须慎重，就像你一旦惹上某件事，不能逃之夭夭，你得有本事沉浸其中，专注到底，直到痛快结束为止。天才的创作总是以脱离现成的关系作为基本特征，天才是孤独寂寞的，但唯其如此，才有比常人更为疯狂的热情，“浪漫”的准确理解是孤独中的热情，像卢梭《忏悔录》描写的亲吻华伦夫人碰过的窗帘。

哲学—艺术领域的天才创作，往往得孤零零专注某X本身，如上的孤独脱离关系。不受影响，并非别人是错误的、无才华的，而是说，别人再有本事，那不是我的，如果我去模仿别人，那我顶多是第二。我要得第一，就得暂时搁置别人现有的一切，它们与我没有关系。

安静、静心、静观，对于天才非常重要，所以天才总是孤独的，天才之作总是孤独中独立默想的结晶，绝非与人合作的结果。是有心思的惊涛骇浪，但并非是与别人的冲突，而是孤寂之中的激荡，它隐藏在宁静的外表之中，用笔表达出来，文雅而放肆，它不像与人交谈那样通俗而又得照顾到礼貌，所以你去采访一个天才，他说出的话，质量还不及他文字作品深刻程度的一半，因为放肆是深刻的，而礼貌是浅显的。沉浸于哲学—艺术活动本身，这活动是纯粹兴趣，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考虑个人的功利得失，自私和自恋都不复存在。“有我”状态是被我奴役的状态，摆脱我（个人的恩怨好处），就摆脱了对艺术的最大奴役。于是，天才获得了另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兴奋——艺术兴奋，这是一种超越的兴奋，它不会被世俗的喜怒哀乐所打扰，尤其是在进入哲学—艺术直观的时刻。

艺术与科学的一个实质区别，在于艺术总是从某个视角“奇袭”事物，而换另一个角度，意义就改变了。当哲学家以如此的方式谈论科学（例如数学）时，就变成了艺术式地谈论，而超越了科学本身。例如胡塞尔认为，尽管2+2=4与2×2=4的结果相同，但是到达终点的途径不同，因而两个表达式有不同的意义，但真正的数学家不会认为胡塞尔这话是有意义的，相反数学家认为一个三角形代表了一切三角形，不分任何场合、途径、超越了时间。曾几何时，哲学语言也被看成类似数学的语言、真理的语言，与角度无关，有最大的普遍性。也可以借用柏格森的说法，数学只关注数量的差别，而哲学和艺术关注质量的差别。叔本华说，“（艺术）陶醉（idea）……摆脱了充足理由律，进而从某一途径静观事物。”^[4]他说的“途径”就是质量的差别。

于是，我们得到了艺术品的三个特征：摆脱与尘世的关系、静观沉思、从某个视角突袭而收获的沉醉。把这三点集中一起，就是甩掉一切现成的规则。如此，才成就了艺术天才。强调天才，与强调最高的艺术境界是一回事。艺术自有艺术的“道理”，绝不同于数学的道理。康德与叔本华在它们之间划清界限，就已经是天才之举了。科学是有条件有规则的、哲学—艺术是无条件无现成规则的。

叔本华偏好孤独，他形容天才像宁静的阳光，对常人的烦恼毫不动心。天才胸怀坦荡，决不会像常人那样容易被激怒。天才能长期过着孤寂的生活，是由于这不是受苦而是享受，他自己能长时间地沉浸于艺术的生活方式，自己给自己提供快乐的源泉。“天才的本质就在于这种卓越的沉思默想的能力。”^[5]“长时期的关注”能力——无论周围有多少世俗烦恼，一旦安静下来，就能迅速沉浸于（凝神于）自己的兴趣才华之中。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越久，就越有才华。这种哲学—艺术直觉能力之所以能直接治疗心理疾病，是由于心病往往是由于“太自我”，而艺术性的专注却是无我的，这种宁静的兴奋甚至能达到“疯狂”状态，以至于此时此刻分不清事物的轻重，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大智若愚，痴迷得像个“傻子”。德里达也曾谈到自己写作兴奋时的不管不顾倾向，他停不下批评别人的笔迹，他焦虑是由于确实意识到会得罪人，但兴奋的思绪本能总是占据上风，才华战胜了算计。此时此刻，意愿与痴迷之间有冲突，但无意识的速度更快，意识无法追上。不是想好了再写，而是兴奋的神经一冒头就已经化成文字了，两者之间几乎重合，没有时间的先后。

天才要与“深夜”好好谈谈，没有倾听者，写作是说话（与他人谈话）的变异形式，它彻底改变了人，这种快乐在原始人看来完全不可思议：这是一个疯子，他独自享有本来得有人配合才能实现的快乐。

一个天才要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才华不属于自己，他珍惜自己的身体也不仅是珍惜自己，他不顾别人的嘲笑，一心想奉献自己的一切精神本能，他恍惚觉得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是深夜的幽光鼓舞着天才超越了自己，他随时随地都准备与自己人性中的私心好好谈谈。他凭着这口志气坚持到死。可以叫它“多出来的能量”、“永不熄灭的灵感”，它能使天才不考虑自己，这就是他与常人之间的区别。灵感，还永不熄灭，随便弄点出来都可以作为快活的材料，天才只是在形式上是寂寞的，哪里会真寂寞呢？

无疑，想象力是天才的重要特征。所谓想象力，就是心事中超出智力的多余部分，可以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精神。想象力不是抽象的概念推演能力，而是一种超常的感受力，它总是不由自主地设想某种令自己感到欢喜的情景，而回避会使自己感到不快的景象。想象并不受个人经历的局限，但是却可以比亲身经历的人描述得更加细腻动人。这是由于人是一种使用符号的动物，符号不仅可以代替真实的行为，而且开发出这种行为更多的韵味。虽然人是活在心事之中的，但语言不丰富的人，心事很难复杂起来，尤其是难以具备艺术—哲学方面的潜力，因为即使是看不见的心事，也是飞快地活跃于给所经历的事情“命名”过程中的。如果有感受而说不出，只能意味着一时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词语表达，也就极大地限制了感受能力。更高程度上的难以名状的情形，往往要以语言修养深厚作为前提，而不识字的、时间都花费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的农民，是难以产生并难以理解“黛玉葬花”的哀痛与联想的。普通人也有想象力，但是通常只限于算计的领域，有别于艺术家的想像力。

哲学—艺术家的想象力，即让自己沉浸于那些与个人毫无直接利害关系的静观之中，耐得住寂寞，并且能够从中获得难以名状的精神享受，这是普通人难以具备的能力。它是潜在于特殊人才身上的一种稀有的热情能量，不能通过传授而获得。如果没有这种天赋，一个人即使很用功，也是难以成器的，即“勤”并不能“补拙”。

天才是自己发光的，而不是被别人点燃的，他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习惯。天才不是给自己照亮，而是给人类照亮。

有证据表明尼采所谓“超人”，就是叔本华这里所讨论的天才，以下叔本华甚至直接说出了“超人”这个概念：“的确，就像人们所指出的，天才的行为总被视为某种灵感，是一种超人（superhuman）的行为，它与这个人本身区别开来了。”^[6]一个特别“理性”的人难以成为艺术天才，因为“天才不喜欢把自己的注意力，直接朝向充足理由律的内容，天才喜欢先坦露自己所是……”^[7]“根据”或因果关系之类，在以算计为特征的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但它们不是天才所考虑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天才的思考，就像后来尼采说的，是“不合时宜的”，它总是与现成的一切决裂，来无影去无踪。“数学的逻辑方法也与天才相冲突，因为这个方法不能满足反而妨碍了真正的洞察力，这个方法只是表明了根据知识基础的规则而得出的结论链条。根据这种方法，智力顶多只能是记忆力，因为它不得不收集从前的命题作为参照的依据。”^[8]

我曾经想过的问题，叔本华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即人类文明史上是否曾经有一个人同时是顶尖的艺术天才与数学天才，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经验也证明伟大的艺术天才不具备数学能力，没有人能同时在这两个领域做到最佳。”^[9]这表明艺术天才很少考虑其作品在计算和因果关系方面合理与否的问题，这种搁置不仅不会妨碍反而是其作品成功的必要条件。叔本华这里说的天才与艺术创新是同义的，其意义直指现代艺术或直觉艺术。天才及其作品抵制定义、推论、下结论等，甚至抵制理性判断而代之以直觉作为根本特征的描述。太理性的人理解不了现代艺术，就像“数学家几乎没有能力感受杰出的艺术品。”^[10]为什么呢？因为头脑里充满了规则知识，有太多的“应该”与“不应该”。“一个法国数学家读了拉辛的《伊菲琴尼》后耸耸肩膀问道：‘这证明了什么呢？’”^[11]这才叫对牛弹琴呢！拉辛的剧本没有证明数学公理，是否就应该扔到火炉里烧掉？数学家眼里只有证明而没有“揭示”与描述，欣赏美的过程中根本就不必考虑在证明什么的问题，而只是在收获感官与心灵的深刻印象及其泛起的波澜，是一些听觉、触觉、嗅觉、视觉、味觉，是一些理不清楚的心事。好的艺术品需要朦胧的滋味，不需要全被欣赏者弄懂。

于是，我们就区分了精明与天才，《红楼梦》里精于算计颇有心计的凤姐只是精明，而大智若愚的宝玉才可称天才。精明无天才，天才无精明，这似乎矛盾的说法，表明“心事细腻”至少也可以被说两次，一次指精明；一次指天才。合理与否，划算与否，这是精明的事；精神上高贵与否、卓越与否，这是天才的事。

在我写出上面的话之后，惊喜发现叔本华说出同样的意思：“一个聪明人，就他是精明人来说，他不会成为天才；而一个天才的人，就他是天才来说，当他是天才的时候，就不精明。”^[12]敏锐的人，甚至能从人们的面相中，辨别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气质。

在叔本华那里，柏拉图式的idea是直观的事，属于天才，而理性推理知识是逻辑的事，属于常人。也可以这么理解，天才是任性而“不讲道理”的，常人是理性而“讲道理”的。“我们在伟大的天才身上，很难发现突出的凡事求合情合理的性格。反之，天才人物通常总倾向于具有暴烈的感受和古怪的热情，这倒并不是由于天才人物的理性微弱，而是由于下列情形造成的：一方面，在天才的意志现象中，有着非同寻常的精力，这精力要通过他的全部意志活动之躁动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天才人物的感官和悟性直观能力强于自身的抽象认知能力，于是天才产生了断然注意直观事物的倾向，而直观事物对于天才的那些极为强烈的印象又大大掩盖了他们心中黯淡无光的概念，以至指导行为的已不再是概念而是那印象，天才的行为也就成为非理性的了。所以，当下的印象对于天才有强烈的影响，天才往往带着这样的印象沉浸于不假思索的行为之中、投身于如此激动的感受与热情之中。进一步说，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天才的知识已经从为意志服务中摆脱出来，他们也会，根本就会在谈话中不那么注意谈话的对方，而只是特别注意它们所谈的事情，鲜活地浮现在他们眼前的事情。”^[13]在这里，叔本华细致地刻画了天才的性格及其行为特征，其中应该不乏他自己的影子，他可能是对照自己说这番话的，只是没有像尼采那样张扬自己而已[尼采公然把“为什么我如此聪明（天才）”列入自己著作的章节]。这又是自相矛盾的天才，叔本华明明说天才作为“超人”的行为，是与这个人本身（自私）区别开来的，但另一方面，叔本华和尼采都继承了奥古斯丁和卢梭的非理性传统，他们的天才作品之所以能被称为天才，在于他们把自己“投了进去”，但是又可以说，这里没什么自相矛盾，因为他们投进去的“自我”不再是精明的自我，而是天才的“自我”。

天才是天真的，朴实无华，而且往往拙于辞。当他有话要说的时候，往往是大实话，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就会显得不通人情世故，因为有些实话只要大家心里明白就可以了，不一定直接说出来。天才还喜欢自言自语，就像有点疯癫似的，这其实是说实话的一种延续。换句话说，天才即使和人谈话时，也有些心不在焉，他太沉浸于自己内心的想法，而难以耐着性子听别人把话讲完，所以说他在和别人说话时，也像是在自言自语，并不像是配合别人的思路，对别人提出的问题也仿佛是所答非所问。可见，“疯”（madness）或“不理智”甚至被人们嘲笑为像“精神病”的天才，被如此称呼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天才与人沟通过程中处于不通畅状态。这不通畅主要在于他只顾尽情于自己的心思，而不管别人会怎么看自己。于是，又由于他的脑力和心力都很出众，他这种“自私”的兴奋令别人跟不上他的精神节奏，人们其实是把这种不合群的精神状态叫作“疯癫”。但实在说来，他的疯中有不疯，而不疯中却夹带着疯。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德里达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评性“解构”，就是从传统哲学的理性语言中发现非理性因素，而且这些非理性因素先于理性而发生，理性只是对非理性精神清晰梳理的外部结论。这就像人的内心世界总是混沌的，但是又不得不与别人说话，混沌的内心一旦与人交流化成语言，就变成理性的符合逻辑的语言了，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或者消除内心仍旧是混沌的，因此语言并不能真正表述感受的复杂性，即所谓“言不尽意”。

因此，理性和语言是一伙的，它们得符合习惯即广义上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它们并不是好的工具，由于它们的本质是受现成习惯的约束，在内容上就无法给我们新感觉、新思想，后者是不顾词语的习惯用法的结果。诗词是“疯”的，即使与日常说话使用的是同一个字，但诗词里的字是“漂浮”起来的。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诗词也可以叙事，而日常说话也可以抒情。因此，德里达的“解构”就是从清晰中看出不清晰，从单义中分析出歧义，使事物重新回归原始的混沌状态，这并不是否定清晰，而是让我们看清事物是如何诞生的。他批评福柯，认为截然区分理性与非理性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福柯的《癫狂史》确实出版了，但就像翻译是实现了不可能性一样，福柯的书也写出了这样的不可能性，因此其中掩盖了精神的危机，即没有揭示更为真实的思想情形。这里并不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行，就像不存在身心的平行一样，这也否定了二元论，并揭示了精神和精神的产物是同时发生的，它们是以悖谬的方式同时发生，也就是内在冲突的两种元素不得不相互配合补充、“同居”一处，以至于彼此都不得不从对方“照亮”自己：心事必须说出来人家才知道，思想必须写出来才证明你的思想能力，但是只要一说出来，一写出来，就不可能与初衷完全一致。于是，一切冲突与能量，都集中在话从嘴里脱口而出的瞬间、词语和句子从笔尖划出的瞬间，这是一个复杂的由不得妥切思索的瞬间、一个区分才华与平庸的瞬间，它就是你的初衷，因为舍此他人就无从体验你的心事。对于你更为蜿蜒曲折的内心活动而言，你受委屈了，但事实就是如此。

就像叔本华说的：“就我所知，并没有发现有某种概念能确切区别理智和疯癫，关于疯癫的本质也没搞清楚。”^[14]在这里叔本华又一次悟到了当代哲学的话题，搞不清楚疯癫的本质，是由于人们当时还没有对“无意识”心理现象做科学分析，它是20世纪才大规模开展起来的。不确定性本身，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唯有不确定本身是确定的，这使人犯晕，但它是科学事实，于是，我们得理智地疯癫，精神失去了底线。我是我之所是——对这句话的最恰当补充，竟然是我是我所不是的东西，也就是我活出了不可能性、我总是活出了别的样子，而这是无法预判的。这显得晦涩难懂，让我举个例子，也许这个例子也不好懂，只有有写作经验的人会有共鸣：我在写作时，几乎无法首先想好了之后再动笔，而只要有某个精神刺激点就可以了。我只有写的时候才会有（新）思想，而在这之前，我只有朦胧的精神倾向，因此也可以说，我的文字之外就“无”我的思想了——它们合为一体，而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混沌的无意识（朦胧的精神倾向）并不等同于意识（以文字表达出来），这就好像是有两个“自我”，它们同时登场亮相，我是我所不是的“我”，我时刻在“变脸”。我总是以我可能状态中的一个“我”展现在读者面前。所谓“我活出了不可能性”，是说根据不足，比如凭什么我写出下一句话呢？当然，我没有写疯话，但下句话是临时想到的或突然受到某种精神刺激的结果，也就是叔本华说的“急就章”而已。下一个段落会转弯甚至急转弯，因为前一个刺激高潮已经过去了，精神的生命在呼气之后还得吸气。总之，随着以上所谓“二元论”的失效，“一元论”也失效了，也不是“多元论”，而是说“元”这个东西不靠谱，没有最终的东西，我们不要总是想着去符合什么。我不寻找，我发明创造。让所有的“名字”（概念）处于绵延过程，它还有别的名字……无穷无尽。

我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无论什么，即使是失望，也是新的失望，它有意思或者有希望，是因为一点小小的新的精神刺激都可以获得不一样的愉快，从而没有了沮丧的时间，我不可能修改过去，但可以选择将来。

以上的态度，可以有效地抵制痛苦，因为痛苦通常总是有原因的（叔本华说的“根据律”），但“非理性”的“道理”告诉我们，根据律并没有揭示精神生活最本真的内容，人们只是出于习惯想做各种各样的别人眼里的自己，如果没有做成，就会感觉痛苦。一个哲学—艺术天才之所以能逃脱痛苦，在于他的“我”不再是只他自己的个体，他有嘲笑自己的能力。

以上也可知，为什么讨论天才总要联系到艺术，因为天才脱离以根据律为基础的具体事物，从而智力在天才那里是“退居二线”的。有能力享受艺术之美，需要高贵的精神修养，它要升华为纯粹状态。当哲学思想具有艺术的特征时，才可以称哲学家为天才。换句话说，想象力也是哲学的来源。哲学与艺术是孪生的，就像上述“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它们的关系类似无我而“有”我、一种超越自身却具有个性风格的精神。作为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美感是“无用的激情”，但这“无用”是有用的，任何一个词语都可以用悖谬的方式再使用一次，第二次使用时，具有飘浮起来的美感。对于美感，很简单的识别方法是，你觉得情趣盎然，意犹未尽，不愿意让它结束，似乎没有在讲道理但是每句话都一时难以反驳，如此等等。

持续的陶醉、持续的绵延，不仅能欣赏而且能创造如此的美，天才能长期处于这样的凝神状态。安静，过滤掉浮躁和琐事。这不是下决心的事，这是天性的事。你把天才按到河水里，就像把瓢按到水缸里，你只要一松手，它还要浮上来。对于天才来说，这比普通人多出来的韧性与倔强并不很费事，不是刻苦努力的结果。除了这种舍弃让人欢笑让人愁的俗世而去享受无用而“枯燥”的激情，天才再不会做别的了。是的，生命很短。例如，叔本华就值一本《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这是他唯一的痕迹。

由于天才倾向于创造而不是接受现成的东西，因此“艺术—哲学作品”比大自然本身更能唤醒天才的灵感。抽象艺术、超现实，不是模仿现实，不是去适应而是去改变。“世界”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它只是一个词语或概念，你得说“这只欢快的花蝴蝶很像是婚礼的气氛”，或者“我更喜欢照片上的你而不是你本人”，因为和你本人打交道挺麻烦的，但我可以随时随地任意欣赏甚至欺负揣在我上衣口袋里的你的照片。这当然不符合“根据律”，换句话说，天才并非脱离现实世界，而只是眼光显得有点古怪（或者疯），不同于常人。

现代绘画就是使眼睛从自然界里解脱出来，甚至不再临摹与素描了，画得不像了，但是与心灵（心灵的根本特征是内在的、无形的）相像、与梦相像。如此，诗人可以让语言、哲学家可以让思想与心灵相像。至于音乐，它是通过乐音直接显现心灵。心灵成为新的“眼睛”，能看见肉眼看不见的抽象“画面”（感情）。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为“无中生有”、创造新的精神生命。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是天才，就在于他们的头脑似乎是为别人服务的，一点儿也不莫名其妙。真正莫名其妙的倒是“一心只想自己心思的”天才，天才什么都不为了，就是为了想心思而想心思。别人也许想得非常好，但那毕竟是别人的，不是我亲自所想而获得的快乐，我不要去想别人之所想，不要在思想甚至思路上去模仿别人，甚至可以不屑于去理解别人，因为人生时间极其珍贵，我连充分理解自己的时间都非常急迫，没有必要为获得“研究某哲学家的专家”的名声而牺牲掉只属于我自己的思想。真正强大的人不是国王而是一个真正有天赋的读书人，因为国王的内心是极其脆弱的，他担心别人瞧不起他、担心失去王位，他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谄媚基础上的，普通人虽然没有国王这些脆弱，但也离不开朋友，但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这样一个事实：我的朋友，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我的意思并非别人都坏，就我好，而是说，我也很坏，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正的意思，是任何一个人与别人的友谊，都只是一种交往的需要，获得别人的理解，与别人产生共鸣，以排遣自己的孤寂。黑格尔临死前说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通常人们会觉得这是由于黑格尔是思想天才，其实非也，一个普通人临死前也会冒出与黑格尔类似的感受，因为任何一个人最贴近自己内心的感受，只有自己知道，是无法与他人共享的，即使你把这种最秘密的个人感受告诉别人，别人也只能按照他个人的思想感情能力去理解你，但你仍旧是你，他仍旧是他，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因此，真正强大的人是返回本色的人，有能力去创造无人在场的快乐，在快乐问题上完全自食其力，而多数人是不强大的，他们只有和别人在一起时，才感到快乐。

单独一个人，只要通过想心思、读书写作，就能获得无限的快乐，无须别人的“掌声”，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哲学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发生了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但表面上看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既没有改变周围世界，也没有对别人有任何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个单独的人存在与不存在，与世界、与他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这正是每个人在内心里极力回避的残酷现实。为了逃避它，人人都努力在世界上“刷着”自己的存在感，出名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确，人需要被别人关注，但这只是人的自然天性，就像人会自然而然更关心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但人类的精神文明的精髓，却在于超越自己身上的动物性（爱孩子是动物性的本能）。一个人能超越自身的动物性、能从寻常的事物中看出差异性、能从烦闷无聊的日子中发明出值得玩味和思考的东西，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才华、天才的萌芽。

天才往往爱独处爱孤独，而没有丝毫被迫忍受的意味，这是因为与多数人不同，天才能通过想心思、读书写作，就能自己发光，这是自己给自己幸福快乐的光芒，而多数人的快乐，却取决于外来的光照射在自己身上，这是天才与平庸之辈的一个根本区别。天才用自己身上的光照亮别人，而多数人只是借助于天才之光温暖自己。

天才往往不被与其同时代的人认可，在世时或者默默无闻，或者饱受指责，他的文字往往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自古圣贤皆寂寞。为什么？因为“清高”，天才的烦恼与幸福都来自同一个原因：他头脑太清醒了，几乎一下子就能看穿事情的本质，而无须用血的代价“交学费”换来经验教训。头脑太清楚了就倾向于瞧不起头脑不清楚的大多数，就不愿意屈服于多数人的平庸之见，因为这种屈服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才华，而天才往往是一些视自己的才华为生命的人。世妒英才，比别人强的人往往招人嫉恨，惹上一身无端的烦恼，总之天才最好独处保持长久的孤寂状态，以便不为他人所知。也就是说，才华只是为自己享乐的，与别人无关。苏格拉底以为自己对天下人有责任，他要当一只刺痛别人的牛虻，结果呢，却是死在众人的唾沫之下。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是有利于诞生天才的，可以说不管别人的事情的社会风俗，就是天才得以成长的最佳土壤。当然，天才成就自身的诀窍之一，也是别管他人之事，无论他人是天堂还是地狱，天才都决定不了，千万别指望改变他人。如果碰巧改变了别人，那只是极其稀少的碰巧而已，天才并不以之为快乐或痛苦，既不接受感谢也不接受埋怨。总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影响别人和受别人影响一样，都是不道德的。

天才用自己的非同凡想，补偿自己世俗生活中的不幸，他不能获得与人共享的快乐，然而孤寂中的快乐才是真正的或纯粹的大快乐，因为它除了快乐本身之外，再无别的目的，它绝不是为了害人、不是为了一己私利。由于天才生来痴迷于纯粹精神生活的享受，也就天然倾向于把如此的精神生活本身，视为自己的信仰——活出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这就是天才临死之前最大的心理安慰。我异常高兴看到，我上述的表白在天才哲学家叔本华那里有了共鸣：“也许，对于一个天才来说，最好的生活就是拥有自己、不被打扰，具体怎么做呢？就是将自己的时间花费在陶醉于自己的心思、自己的作品之中。”^[15]那么“在他死后，他给自己曾经活在其中的世界，留下了自己的精神之存在的痕迹。”^[16]天才觉得世界仿佛就是自己所渴望的样子，并非真的是这个样子，而是他极其倔强地看成这个样子，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改变了世界，这叫作变形或隐喻，诚如马克思所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去解释世界，但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快乐的诀窍从来都只在于，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事情本身究竟是怎样的，而是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事情是怎样的，这绝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真诚与否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真诚的人是幸福的，而一个违心的人终归是不幸的，因为他自欺欺人、害人害己。

天然的精神贵族，天才拥有傲视普通人的天然特权，就是自己具有普通人所没有的智慧。精神的能力决不是国王暴君靠毫不讲理的拳头使人民口服心不服，天才是使人自愿“臣服”的，例如牛顿与爱因斯坦发现的物理世界的定律。但是，不要给这两个人戴上为了人类幸福而服务的桂冠，这两人只是对物理世界充满好奇，而恰好又具备了满足自己好奇心的才华。人消遣自己感到好奇的事情，但一个人对于自己究竟对哪些事情或问题感到好奇，不是在遭遇某件事情之前就能预先知道的。用放大镜和显微镜看，平凡的世界充满了神奇，这既是发现也是发明，天才若不去钻研并将之公诸于众，世人就不会知道从而无法受益，但这是意外的因果链条，天才人物的初衷可能是别的样子的。

当天才自信别人无法模仿自己的笔法与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离世确确实实是文明世界的巨大损失，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不仅属于自己，即使世人都不识他这个天才，他也是幸福的，他抓紧时间，尽量搁置自己的世俗生活，而活在自己超然的精神世界之中。是的，天才就这样沉浸于自己的心思之中，“这将是取之不尽的快乐源泉，而像鬼魂一样萦绕于普通人脑际的枯燥无聊，永远绕不到天才人物身上。”^[17]这就是令普通人忌妒的（因为他们永远得不到）苍天对天才人物忍受孤独的补偿：最为悲惨的时刻就是最为快乐的时刻，孤独到死与快乐到死之间不需要转换，因为它们完全是一回事的两样说法。

有人说，人类现在的网络时代是空前平等的时代，人类精神不再需要天才人物的引领。我却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网络时代是诞生天才人物最为肥沃的土壤，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在技术上为个人提供了不受干扰地做自己的精神创造工作的条件，这是多少个世纪以来精神天才梦寐以求的工作条件：不受别人打扰的纯粹个人闲暇时间、多么奢侈的时间、不是为了谋生的时间、有利于想入非非的时间，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家，就是这样产生的：纯粹动心思，就能使似乎原本在物理状态上如旧的周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纯粹的心思本身，是没有“生平”的，所以以此度过一生的哲学家，一生平淡，他没有生活传记，只有思想传记。从一个哲学家做事情和过日子方面考虑，他不值得被人书写。“读一个哲学家的传记而不是去研究他的思想，这是可笑的，它就像只关注画框而忽视画面本身。”^[18]画框做得好不好，花费了多少钱，这些与画面本身的价值，没有关系。这个美妙的画面，象征着一个天才哲学家的思想，他用尽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奉献出自己最内在的精神品质，他用自己的作品照亮后世，作为献给自己同类的最好礼物。他的命运，就是一生孤独勤勉，由于以上的原因，这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