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400多年前，马基雅维利（Niccole Machiavelli）曾说过：为君之道，让人心存畏惧比让人对你满怀热诚更为重要。^[1]这种看法在过去的时代似乎可以当作真理。所谓让人心存畏惧的力量，可以理解为硬实力，即可以通过军事或经济的实力让对方屈服。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拥有绝对的硬实力，就可以通过武力威胁、军事打击、经济制裁等强硬手段达成一切目标。但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日趋复杂，采取军事打击或经济制裁，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代价巨大，而且后果难测。而通过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外交、文化渗透等温和手段反而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种能让人对你满怀热忱并心向往之的魅力就是软实力。目前，软实力的使用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效用。当然软实力是构建于硬实力之上的，但是软实力可以使国家的硬实力得以更充分的发挥。

日本就是一个重视软实力，并能灵活娴熟使用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国家。虽然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的硬实力由于缺乏强大的军事支持并不完整，但其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巧妙运用软实力为国家利益服务，使如今日本的国际影响力不容任何国家小觑。对于我国而言，无论是全球战略还是周边外交，日本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这个对手，在二战结束后的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战败国变为世界最发达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甚至逐步构建起了“致力于国际社会和平”的形象，这一转变值得关注与研究。

东南亚国家是二战后日本对外关系拓展的重点地区。东南亚国家中的老东盟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都与日本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日本总是优先给它们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比如马来西亚、泰国的制造业的飞跃式发展与日本的援助与投资密不可分。所谓的“具有可塑性的国家”一词，常用来概括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评价。这个词既是对二战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战略意图的概括，也体现了日本在这个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决心。^[2]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主要以援助、贸易及直接投资“三位一体”展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目前仍是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对象国。仅以2010—2014年的日本官方发展援助为例，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所提供的双边援助在东亚国家中均排在前列。

东南亚的半岛国家，即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柬埔寨，除泰国外都是东南亚国家中的欠发达国家，在冷战结束前一直是世界战乱多发地。1988年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Chati chai Choon havan）提出要将这个地区从“战场变为市场”。随着越南与柬埔寨战乱的结束，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组织开始讨论如何让这个地区获得发展。由于各种原因，日本对这几个国家的影响力很有限，因此当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以下简称亚行）提出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er Mekong River Sub-region，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后，日本就积极参与其中。日本不仅成为亚行的最大出资国，还积极为亚行针对GMS的合作提供项目建议。同时，也运用双边援助和日本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基金，深度参与GMS的合作。

GMS国家^[3]，在二战时期几乎都饱受日本蹂躏。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这个地区民众对日本缺乏好感。比如，20世纪70—80年代，泰国和柬埔寨就出现过反日浪潮。1997年缅甸民主变革中还出现日本记者被杀事件。但是，随着日本参与并尝试主导亚行实施的GMS合作，日本与这五个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通过援助、贸易与直接投资“三位一体”的经济外交手段，日本与GMS国家建立了紧密的经济关系。如今，日本是GMS国家的最大援助国。仅以2010—2014年为例，日本对泰国的日元贷款数额为21986.21亿日元，对越南的为23404.25亿日元，对缅甸的为7512.49亿日元，对柬埔寨的为883.2亿日元，对老挝的为381.65亿日元。^[4]这期间，日本对以上五国的无偿援助数额分别为：泰国1705.09亿日元，越南1437.24亿日元，缅甸2571.38亿日元，柬埔寨1785.65亿日元，老挝1451.78亿日元；同一时期，日本对以上五国提供的技术合作项目的援助数额分别为：泰国2486.87亿日元、越南1537.98亿日元、缅甸647.17亿日元、柬埔寨797.08亿日元、老挝707.14亿日元。^[5]不仅如此，日本与GMS国家的经贸关系也极为紧密。以2014年为例，泰国对日出口数额为23566.8126亿日元，进口数额为34197.4319亿日元，日本对泰国的直接投资额为51.7457亿美元；越南对日出口数额为167544.834亿日元，进口数额为1811.0790亿日元，直接投资为13.4830亿美元；缅甸对日出口数额为937.6412亿日元，进口数额为1369.9092亿日元；柬埔寨对日出口数额为924.1192亿日元，进口数额为293.1832亿日元；老挝对日出口数额为122.2602亿日元，进口数额为1424.41亿日元。^[6]

同时，在这些国家中也随处可以感受到日本开发援助与文化的影响力。日语不仅成为泰国中学的选修课程，还成为越南和缅甸大学入学考试的可选科目。泰国东部海岸的开发带有很深的日本开发烙印，越南城市书店中随处可见日本的漫画，泰国各地随处可见7-11便利店、万象机场至市区日本援建的道路，甚至在吴哥窟的保护中都可见到日本人的身影。更不用说这些国家街头充斥的日本二手车。这幅图景让人不禁会问，日本为何重视GMS国家，又是如何改变这些国家对日本的认知并持续扩大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日本之所以重视GMS地区，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第一，GMS国家是日本开启战后全球外交的关键区域。二战结束后，日本通过对包括GMS国家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赔偿外交，开启了二战后日本全球外交的大门。第二，日本经济上的“脆弱性”决定其对GMS国家在经济上的需求，因此这个地区一直都是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目标。第三，日本在二战后一直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前哨”，需要分担美国所承担的亚洲安全责任。如果能够借助官方发展援助，稳固日本在GMS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安全防卫能力，将对遏制中国、扩大日本在整个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发挥关键作用。第四，与中国争夺GMS的贸易与投资市场。亚行在1992年提出GMS合作时，并不包括区域外国家日本。但是，日本看到GMS重要性的不断上升，以及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国与GMS国家之间日益密切的合作，激起了日本“参与合作”甚至“介入”该地区的意愿。于是，日本开始通过对次区域合作提供区域公共产品、运用经济外交主要手段——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和开展文化外交这三种方式，不断扩大在GMS地区的影响力，实现日本在GMS的利益。然而，一直以来，国内外学界都缺乏从以上三个方面综合考察日本对GMS的介入及效果。本研究尝试从这个方面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

与此同时，GMS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对中国而言，与GMS国家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与该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而且对于巩固中国西南的周边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一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次区域的各种合作。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辐射中心以后，意味着中国参与次区域合作需要迈上新台阶。而日本为了保持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优势，阻止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运用官方发展援助、区域公共产品和文化外交等多重手段，加强对GMS地区的介入力度。基于此，研究日本介入GMS合作的战略措施及其对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关系所造成的挑战，就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