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主要研究内容

本研究分别从区域公共产品、经济外交—官方发展援助和文化外交这三个维度考察日本对GMS的介入。

（一）日本为GMS所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家间相互依赖与依存度的增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已经成为处理跨国问题、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及地区问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协调工具。因此，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成为分析区域与全球问题的另一个理论视角。日本能在全球治理以及区域合作中发挥逐步扩大的影响力，与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思考并尝试提供区域以及国际公共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由于日本的全球战略及区域战略受限因素过多，造成其在提供区域和国际公共产品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在近年摇摆不定的对外战略中逐渐被损耗。尽管其在战略层面出现了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战术层面仍有可圈可点之处，即日本为区域发展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从合作机制、区域合作机构到具体项目，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力。特别是其为GMS的发展所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为践行日本的区域主义，日本政府和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区域公共产品的研究。吉田和男提出，为取代美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日本等国应该共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7]梶山直己认为，地区性汇率安排可以成为区域公共产品，因为它有助于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均衡增长。^[8]有学者还提出，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中亚洲货币机构、气象观测机构、防灾机构、信息网络等区域性机构可以作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中间形态发挥作用。^[9]

在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中，虽然日本的区域主义政策的内涵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在各个时期，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一直是各个时期实施日本区域主义的主要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为产业转移；20世纪90年代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成为地区商品的“最终吸收者”；在进入21世纪以后，在提供促进经济合作的公共产品之外，更加注重提供环境领域的区域公共产品。总体而言在国际合作中，日本所提供的纯粹的区域公共产品较少，“俱乐部产品”较多。^[10]

日本参与并推动GMS合作，属于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一部分。通过提供机构产品，如积极参与“亚行”的建立与建设。从整合基础设施的角度积极推动GMS“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的建设。为缩小发展差距、改善学校教育、开放劳动市场，提出并推动了“越老缅柬”次区域合作机制。这些产品的提供，让日本稳步扩大在GMS的影响力。本研究第一章在梳理国内外现有区域公共产品研究现状后，尝试归纳日本所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的特点，并讨论日本向GMS所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及其成效。

（二）日本对GMS的经济外交——官方发展援助的实施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外交似乎成为各国外交的主要内容。国际发展援助^[11]作为经济外交的主要实施工具，被各国广泛采用，并且作为外交的经济杠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冷战结束前它是政治结盟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则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政策工具。对于日本而言，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ODA）可以说是实践日本外交政策、实现大部分外交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ODA的实施依托日本的经济实力，扩大了日本在全球的国家影响力。

一直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援助体系，因无法让受援国得到切实发展而都饱受学者及国际机构的诟病。国际发展援助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援助疲劳”，造成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规模迅速缩小。然而，日本却在1992年成为全球最大援助国。不仅如此，还让ODA在冷战后成为日本扩大对外经济、政治及文化影响力的绝佳战略工具。这源于日本通过ODA与受援国之间构建了一种相互需求的关系，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得到了受援国的认可。其实，无论是援助还是合作，都需要在援助方与受援方之间建立相互需求，并保持某种平衡才能长期存在。而日本ODA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就在于，日本的援助模式能与受援方的需求形成某种契合。这从日本对GMS国家的援助可窥见一斑。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日本对外援助饱受批评，因为其缺乏对受援国需求的关注，缺乏与国际援助体系援助目标的融合，缺乏对贫困削减方面的援助。但是，随着1992年日本颁布了新《ODA大纲》后，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以来，日本ODA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更多关注受援国教育和医疗水平提高、文化中心建设、城市卫生系统的建立等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日本ODA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12]比如日本针对缅甸金融体系的无偿援助与技术合作，通过“石川项目”为越南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无偿援助与技术合作，为柬埔寨的公务员提供的技术培训，以及为非洲国家修筑道路、机场、车站、上下水道、水井等基础设施，无一不是在改善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与居民生活环境。这些项目已经“从上至下”对受援国产生影响。一旦各种条件具备，日本政府及日本企业在这些国家所能发挥出的影响力或将超出想象。而这些项目在实施结束后，几乎都实现了援助的既定目标，即通过援助促进了与受援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依托数额巨大的ODA直接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同时，日本ODA也成为日本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工具。^[13]从受援国的角度看，能否接受到日本大额的日元贷款，以及日本对其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援助规模，已经成为衡量一国与日本关系远近亲疏的主要标准。本研究第二章将在讨论国际发展援助理论的演变及日本ODA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炼日本ODA的主要特点。并依据此分析日本对GMS国家的双边援助，讨论日本如何使用ODA这个开展经济外交的战略工具，发展与受援国双边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

（三）日本对GMS的文化外交

随着文化外交研究的推进，许多国家开始对已有的文化外交进行研究与总结。其实，构建国家形象、展示国家文化影响力的文化外交在国家间交往中一直都存在。比如，法国早在大革命期间就尝试越过外国政府首脑，以推行其革命意识形态来直接吸引对象国民众。^[14]英国和德国则从一战爆发后就为塑造国家形象而在美国开展宣传活动。近年来，开展文化外交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一是政治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冷战模式对国家对外宣传的影响力不再重要。二是公众对宣传越来越敏感，宣传问题中可信度成为关键。这些变化催生公共外交或文化外交理论兴起与演变。西方国家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调整并形成本国的公共外交发展战略。不仅如此，经过多年的探索，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公共外交模式。如二战后初期，为了改变国家形象，德国政府采取了防御型的公共外交发展战略。^[15]美国政府在冷战结束后开展公共外交的范围更加宽泛，指向全球所有角落，并且内容也从政治层面扩散到宗教、哲学、普通社会价值观、思维方式等领域。^[16]与此相类似的概念还有文化外交。这两个概念虽相似但侧重点不同。文化外交更接近于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得到对象的认同。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实施文化外交或公共外交，以构建并不断提升本国的国家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日本在开展文化外交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如遍布全球的日本餐厅，席卷世界各地的动漫浪潮，以及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随处可见的日本汽车。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扩大着日本对全球文化的影响力。本研究第三章在评述文化外交理论演变的同时，辨析与之相接近的几个概念，如公共外交、人文外交等。根据本研究界定的文化外交的内涵，按照国别分析日本如何开展对GMS国家的文化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