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通道与早期楚文化

——清华简《楚居》札记

清华简《楚居》中涉及楚人早期活动轨迹的文化地理信息，引起学界关注。对于若干地名的空间定位，一时意见未必统一，是很自然的情形。重视楚文化早期发生的地理环境和丹江交通条件形成的关系，应当有益于相关历史现象的理解。

一 关于《楚居》“早期地名皆在今陕西省境内”说

清华简《楚居》关于“楚人”名号出现之前的历史文化迹象，有如下文字记录：

季初降于山氐于出于乔山凥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凥于方山女曰比隹秉兹相詈四方季亓又从及之盘爰生白远中羊先凥于京宗穴酓遟于京宗爰妣逆流哉水耳乃妻之生侸丽季丽不从行渭自出妣宾于天赅亓以楚氐今曰楚人^[1]

所谓“氐今曰楚人”，可知此前的文字应当理解为“楚”与“楚人”部族称号正式出现之前早期历史的记忆。

年代间距较久的历史空间方位的对证是复杂的工作。对于《楚居》所见地名的理解，存在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情形。有这样的见解值得注意。周宏伟认为所谓“穴穷”就是“镐京”。而“《楚居》篇其余11个早期地名皆在今陕西省境内”。其中言及“季连初降山”，“前出于乔山”，“处于方山”，论者以为“‘山’即蒉山，在蓝田县境”；“‘乔山’即峣山，在蓝田县与商州区之间”；“‘方山’即华山，今华山山脉”。其他地名，有“‘爰陂’即原陂，在蓝田县境”，“‘盘’即蕃，‘京宗’即郑，皆在华县境；‘哉水’即兹水，今灞河；‘屈’即冢，今商州区境；‘鄀’即上鄀，在洛河、丹江上游；‘夷屯’即丹阳，今商州区境”的方位判定。^[2]这样的认识，基于论者以为“楚人先世原居于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的华山北麓一带”的论点。^[3]其说立论大胆。是否切合早期楚史的真实，可能还需要确定的证据以为支持。

有学者指出“战国文字地名”考证工作中的主要疏误：“一，通假手段使用不当甚至随意地讲通假，或者在讲地名通假时对相关的制约因素考虑不周全；二，不注意战国地名的用字习惯；三，机械地与后世（主要是西汉时期）的地名系联、比附；四，对地名数据的国别、年代及其变更情况考虑不周全；五，忽略了城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方位变更，等等。”^[4]战国文字地名解读确实是难度甚大的工作。我们赞同“在讲地名通假时”应当谨慎小心。因此，仅仅通过对新蔡楚简和清华简《楚居》中地名的新的解说做出“楚人起源于关中平原”的判断，多数学者可能都会取审慎态度。不过，以出土文字数据对照考古发掘收获和交通条件考察，笔者以为关注“丹江上游”对于楚文化早期发育的作用的意见，是值得学界重视的。

二 “逆上汌水”推想

前引《楚居》截止于“氐今曰楚人”的简文，清华大学出土文献整理与保护中心释文作：

季（连）初降于山，氐（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凥（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凥（处）于方山，女曰比（妣）隹，秉兹（率）相，詈四方。季（连）（闻）亓（其）又（有）（聘），从，及之盘（泮），爰生白（伯）、远中（仲）。（游）（徜）羊（徉），先凥（处）于京宗。穴酓遟（迟）（徙）于京宗，爰（得）妣，逆流哉（载）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渭（溃）自（胁）出，妣宾于天，（巫）（并）赅（该）亓（其）（胁）以楚，氐（抵）今曰楚人。^[5]

刘国忠释文作：

季连初降于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泮，爰生伯、远仲。游徜徉，先处于京宗。穴酓遟徙于京宗，爰得妣，逆流载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纵行，溃自肋出，妣宾于天，巫并该其肋以楚，抵今曰楚人。^[6]

我们注意到，简文“逆上汌水”四字，诸家释文似无异议。^[7]

关于《楚居》所谓“逆上汌水”，周宏伟有“‘汌水’即灌水，今赤水河”的意见。^[8]如以为“汌水”即“今赤水河”之说可信，接下句文义，则是“见盘庚之子”，居于“华山，今华山山脉”。这样的理解是否合理，还可以讨论。我们以为从另一思路考察“逆上汌水”的可能性也许是可行的。丹江水系在上游商州区有“大荆川”。流域内现今行政区划，依然有“大荆镇”、“西荆”等行政单位。这里方志数据均显示为“楚水”、“楚山”所在。《水经注》卷二○《丹水》：丹水东南过上洛县南，“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9]《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一《山南西道九》、《明一统志》卷三二《陕西布政司》、乾隆《陕西通志》卷八《山川一》、卷一二《山川五》、《关中胜迹图志》卷二五《地理》均认同此说。似乎“楚水”、“楚山”地名沿用至于相当晚近的时代。

据贾连敏释文，新蔡楚简“昔我先出自，宅兹沮、章，台选迁处”（甲三：11、24），^[10]其中“”字，有学者释读为“”。^[11]周宏伟则以为就是“邕”字，理解为“雍”，以为“当是指的古雍州”。而“简文中的‘’，当为‘商’的假借字”。^[12]“”即“古雍州”之说，未敢赞同。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释文注释”写道：“新蔡葛陵简甲三·一+二四：‘昔我祖出自追，宅兹（雎）章（漳）。’‘追’之疑与此汌水有关。”^[13]确实应当考虑到，“”也许与“汌”存在某种地缘的关联。如果“‘’，当为‘商’的假借字”的理解有据，则新蔡楚简“昔我先出自”与丹江流域的古“商”地文化遗存，正相契合。

《山海经·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其中多丹栗，多文鱼。东北百里，曰荆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其中多犁牛，多豹虎，其木多松柏，其草多竹，多橘。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睢。其中多黄金，多鲛鱼。其兽多闾麋。”其中说到“雎水”和“漳水”，似可联想到新蔡楚简所谓“沮、章”。与“荆山”相关的“雎水”，或写作“沮水”。周宏伟注意到《太平御览》卷四九引盛宏之《荆州记》曰：“景山在上洛县西南二百里，东与荆山连接。有沮水源出焉。”“荆山之首曰景山。”也注意到“大约正是洛水上游一带古有荆山之称，后魏拓跋焘太延五年（439）才会于上洛置‘荆州’，而发源于华山南坡的丹江北源迄今仍名大荆川”。然而论者的结论，以为“此或是华山一带古称荆山的后世遗迹”。^[14]荆山于“上洛县西南”的空间定位以及与“沮水”形成组合的记录，也许可以动摇荆山与“沮、章”均在今河南地方的主流意见。

由“大荆川”的存在理解清华简《楚居》所谓“逆上汌水”，也许是有意义的。

乾隆《陕西通志》卷八《山川一》说到“大荆川”：

按丹水源出商州西北冡岭山之息邪涧。黑龙峪水自蓝田界来南流注之，又东洪门河一名韩峪川南流注之，又东南泥峪河、合蒲岔沟水东北流入之，又东径熊耳山南水道河入焉。

水道河即《水经注》之清池水有二源，曰大荆川，其西曰西荆川。合而南流，径上板桥与泉水合。

泉水源出州北泉村集，左受大小黄川、紫峪河水，又左得岔口河水，与荆川合。又左受大小桃岔河水，又左受十九河水，又南流入于丹水。丹水又东径胭脂关南，构峪河南流入之。

除“大荆川”外，还可以看到“西荆川”、“荆川”水名。出现“荆”字的地名，还有“大荆镇”、“西荆”等。其地均因“大荆川”、“西荆川”得名。

如果推想“大荆川”即“汌水”，也与丹江上游地方早期楚文化的考古发现相符合。

三 丹江通道的早期楚文化遗存

由考古学工作揭示的丹江地方先秦文化风貌，显示楚人早期活动的历史印迹。

在丹江上游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得知“西周至秦代的遗存”“明显地分别属于楚文化和秦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大致说来，“西周至战国中期前段属楚，战国中期晚段之后属秦”。^[15]

对于丹凤古城村东周墓的发掘，判定年代为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体现出地方文化“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从文化属性看，尽管“这里已经远离了楚国的腹心之地而与秦、晋邻近”，但是墓葬遗存的“总体特征与目前已知的同期楚墓基本上大同小异，而与关中、侯马等地所发现的同期秦墓和晋墓则有很大差别”。考古学者因此认为“这批墓葬应属楚系”。这一地区考古收获所见浓厚的楚文化的风格，使得考古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考古资料来看，约自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丹江上游所发现的考古遗存为楚文化遗存。”同样，“在山阳鹃岭东周墓地，战国早期和中期墓葬均属楚系”。许多考古遗存证明，“到了战国晚期，丹江上游地区的楚文化已经被秦文化所完全取代。”^[16]

此前时代更为古远的历史遗存的考古工作收获，也证明丹江地区与楚早期文化的密切关系。

考古工作者指出，商州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器物“带有屈家岭文化的因素”，体现了“江汉地区和中原地区诸原始文化逆丹江而上”的发展历程。^[17]

时代稍后，丹凤巩家坡西周遗址出土器物的文化特征“与关中地区的宗周文化”“存在有明显差异”，“而与湖北有些地区所出土的楚式陶鬲则比较接近”。主持发掘的考古学者认为，这一情形可以说明“丹江上游地区的西周中晚期遗存，应与楚人早期活动具有密切关系。”^[18]

位于商州市东南约3公里处丹江北岸的东龙山遗址，也是“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以商南过风楼遗址为代表。”^[19]

通过对丹江川道古代交通条件的考察，可以知道这里很早就形成了联系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走廊。^[20]而探索楚文化的早期表现，特别是在丹江流域商州以北地方寻找相关遗存，也许会有新的收获。

四 汉水两条支流上游的早期开发与楚、秦的共同崛起

考察上古历史，我们注意到，秦岭以南的汉水及其重要支流的上游地方发生了两支文化，一即西汉水流域的早期秦文化^[21]，一即丹江流域的早期楚文化。这两种文化后来有不同的走向。但是起初相对中原文化中心区都是边缘化地方，而后则由弱而强，如《荀子·王霸》所谓“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22]。

秦文化拓展到秦岭以北，利用良好的历史契机，入据关中平原，又逐渐向东进取。楚文化则由丹江通道南进江汉平原。这两支强劲的文化势力后来又都以中原为目标。^[23]正如李学勤曾经指出的，“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随之而来的，是秦文化的传布。秦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这样说，绝不意味其他几种文化圈对汉代文化没有作用。”“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有过重大的影响，^[24]而其他文化的作用同样不可抹杀。”^[25]

虽然多种区域文化对于后来汉文化面貌和特质的形成都有各自的影响，然而楚文化和秦文化在战国时期曾经显示出突出的历史作用，是毫无疑义的。

一幅历史图景给我们造成了深刻印象，这就是楚文化和秦文化都因汉水两条支流上游的早期开发而大致同时崛起。

至于二者为什么一则向东发展，一则向南发展，取不同的进取路径，最终也形成了不同的历史结局，也许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五 “郢”的移动：走出丹江上游之后的“楚居”

清华简《楚居》简文在“抵今曰郢”之后，又继续记录了楚王辗转“徙居”的历程：

疆浧→郢→樊郢→为郢→免郢（福丘）→鄀郢→郢→睽郢→为郢→樊郢→同宫之北→蒸之野→为郢→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媺郢→鄂郢→为郢→秦溪之上→媺郢→为郢→郢（肥遗，以为处于澫）→鄢郢→吁→蔡→鄢（鄢郢）→蓝郢→郢→→郢→肥遗→郢

自“献惠王”至“柬大王”之世，又有“王太子”“徙居”的记录：

郢→疆郢→郢（以为处于郢）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郢”：疆浧，郢，樊郢，为郢，免郢，鄀郢，睽郢，媺郢，鄂郢，鄢郢，蓝郢，郢，郢，郢。合计竟多达14处。

宋人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自序》曾经写到，古来往往有“二地而一名”的现象。其中往往有迁徙之后移用旧地名的情形。人们熟知刘邦为“太上皇”营建“新丰”的著名故事。^[26]《容斋随笔》五笔卷三“州县同名”条说：“先是中原陷没，时本土遗民或侨寓南方，故即其所聚为立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旧名。”即如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自序》所谓“袭其名而迁其地”。钱穆亦曾明确指出，“古史地名”“往往有异地同名者”，“异地同名，绝非同时而起，亦非偶然巧合。古人迁居不常，由此及彼，往往以故地名新邑，如殷人所都皆曰‘亳’之类是也。故鄙论谓探索古史地名，有可以推见古代民族迁徙之遗迹者。在此，异地同名既有先后，则必其地人文开发最早者得名在先，人文开发较迟者得名在后”。“此虽古人无一语说及此事，而古今人不相远，后世如魏晋南迁，及近代如西洋殖民之历史，及以情理推知，居可信也。”^[27]在交通条件特殊的背景下对民族考古的关注，也可以有类似发现。^[28]

清华简《楚居》所见诸多的“郢”，或许亦“如殷人所都皆曰‘亳’之类是也”。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讨论“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写道：“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据《左传》，楚成王使斗宜申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沿汉至于夏口，然后泝江。则郢当在江上，不在汉上也。又在渚宫下见之，则渚宫盖在郢也。楚始都丹阳，在今枝江。文王迁郢，昭王迁鄀。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预注《左传》云：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谢灵运《邺中集》诗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清华简《楚居》与“文王迁郢，昭王迁鄀”对应的文字是：“至文王自疆浧徙居郢，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媺郢，媺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闾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袭媺郢。”^[29]关于“郢”的考论看来颇为复杂，似乎应当考虑到在一定条件下“楚人所都皆曰‘郢’”的可能。简文所谓“阖闾入郢”的“郢”，应是说“为郢”。这一情形，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可以支持“楚人所都皆曰‘郢’”的推想。

通过清华简《楚居》提供的信息，我们看到，“楚居”称“郢”的时代，已经迈出了发育于丹江上游地区的楚文化初期阶段。

---

[1]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册，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17—118页。

[2] 周宏伟：《穴穷即镐京考》，“汉唐长安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西安，2011年8月。

[3] 周宏伟：《新蔡楚简与楚都迁徙问题的新认识》，《北大史学》第1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吴良宝：《谈战国文字地名考证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5]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第181页。

[6] 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149页。

[7] 周宏伟综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楚居〉研读札记》和他自己的意见，释文为：“季连初降于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陂。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由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盘，爰生伯、远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穴酓遟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肋出，妣列宾于天，巫咸该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穴穷即镐京考》，“汉唐长安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西安，2011年8月。

[8] 周宏伟：《穴穷即镐京考》，“汉唐长安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西安，2011年8月。

[9] 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86页。

[10] 贾连敏：《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简释文》，《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11] 董珊：《新蔡楚简所见的“颛顼”与“雎漳”》，《简帛研究网》2003年12月7日；何琳仪：《楚都丹阳地望新证》，《文史》2004年第2期。

[12] 周宏伟：《新蔡楚简与楚都迁徙问题的新认识》，《北大史学》第14辑。

[13]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第183页。

[14] 周宏伟：《新蔡楚简与楚都迁徙问题的新认识》，《北大史学》第14辑。

[15] 杨亚长：《略论秦楚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墓》，附录二，第193页。

[1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墓》，第164—166页。

[17] 商县图书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商洛地区图书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1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地区文管会：《陕西丹凤巩家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

[19] 杨亚长、王昌富：《商州东龙山遗址考古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25日；杨亚长：《略论秦楚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墓》，附录二，第193—194页。

[20] 关于丹江上游的古代交通条件，可参看王子今、焦南峰《古武关道栈道遗迹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王子今、周苏平、焦南峰《陕西丹凤商邑遗址》，《考古》1989年第7期。

[2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22] 《战国策·楚策三》：“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秦王也有自称“辟远”的史例，如见于《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的记载：“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辟远，寡人愚不肖，……’”

[23] 参看王子今《战国秦汉时期楚文化重心的移动——兼论垓下的“楚歌”》，《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4] 作者自注：李学勤：《新出简帛与楚文化》，《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5]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26]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新丰”条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新丰故城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四里，汉新丰宫也。太上皇时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徙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按：前于丽邑筑城寺，徙其民实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后，命曰新丰。”此前之“新郑”、“新蔡”，此后之“新秦中”，也是类似情形。

[27] 钱穆：《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3合期，1937年。

[28] 例如，《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蜀郡旄牛”条下说到“鲜水”，《续汉书·郡国志五》“益州·蜀郡属国”条下刘昭《注补》引《华阳国志》也说到“鲜水”。《汉书》卷一二《平帝纪》：汉平帝元始四年（4），“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齐召南《前汉书卷一二考证》：“按莽所置西海郡在金城郡临羌县塞外西北。《地理志》可证。西海曰僊海，亦曰鲜水海，即今青海也。”《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羌豪良愿等种”“献鲜水海”。有关西海“鲜水”最著名的历史记录，更早见于《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幵在鲜水上者”的建议。关于赵充国功绩，有“请奋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的说法。所谓“鲜阳”，据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即“鲜水之阳”。《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中五次说到的“鲜水”，都是指今天的青海湖。此外，又有张掖“鲜水”。《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山海经》：“北鲜之山，鲜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此所谓“鲜水”，《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汉羌战纪称作张掖“令鲜水”。古“鲜水”地名的移动，很可能与羌人迁徙的历史有关。参看王子今、高大伦《说“鲜水”：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古札记》，《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29] 据刘国忠《走近清华简》，第148—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