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仙镇木版年画原称“门神”或“码子”，外地商人称“花货”，源于汉唐壁画艺术，由“桃符”演变而来，为中国木版年画源头，始于唐，兴于宋，鼎盛于明、清，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特色，是中国木版年画之鼻祖。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至今，已被国际友人誉为中华国宝。朱仙镇木版年画风格独特，用色讲究，构图饱满匀称，线条粗犷简练，形象生动，造型古朴夸张，色彩艳丽，取材广泛，年画题材和塑造的人物多源于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戏曲人物等，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承载着“成人伦、助教化”的社会功能。

朱仙镇木版年画以鲜明的风格、独特的形式和精湛的技法被举世公认。她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素有“民间艺术百科全书”之称，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以独有的艺术魅力、精湛的雕刻技法和历史地位被国际友人和国内年画专家视为“中华弥珍瑰宝”。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优秀的民间艺术奇葩，20世纪30年代被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收录，19幅民国前的年画作品被北京、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刘岘纪念馆收藏，多幅年画作品被法国、加拿大、英国、缅甸、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博物馆收藏，2002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列入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2006年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 关于选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中，民间年画得到了高度关注，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年画产品方面，很少对民间年画工艺的操作过程进行全方位的调查与研究。尽管我国文化研究者一直有着研究物质文化的传统，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并不多，虽有过民俗学、民族学的一些讨论，但这一讨论或是站在民俗学的立场对这场非遗运动进行反思，鲜有从微观层面结合具体个案的思考。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献材料中鲜有记载，即便在当代，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也远远落后于韩国、日本等诸多国家，在法律和制度建设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具体的保护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仅仅停留在“为什么要保护”的层面，缺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资料挖掘整理的研究。随着现代化速度的加快，民间技艺正在迅速地远离我们的生活和视线，大量的民间技艺资料正在失去记忆。作为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一个有机部分，本书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传统技艺是民间最主要的生存方式之一，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知识和手段，也是最重要的地方传统。年画技艺属于“手工业生产常识”，这是一个手工社区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以维持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的知识或信念，一般具有普遍性、直观性、实践性、实用性和易模仿等特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结到一个平常的词，就是“平常”。在现代社会学领域，由常识和日常生活构成的世界，被认为是最高的实在。在国内民俗学界，学者们热衷于“非常”世界的经营，即爱好对“节日”时段的解释，而面对漫长的非节日时段却熟视无睹，觉得无须解释抑或无力解释。长期以来，传统技艺作为人们习以为常也理所当然的“平常的事实”，自然就被学术实践忽视掉了。

以年画遗产为突破口，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研究思路，因为民间年画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具体观察和进行体验的，这就为技艺资料的描述和呈现提供了便利，而且民间工艺的核心就是技艺。就目前而言，对传统民间技艺保护的重中之重就是发掘和整理资料，避免资料的大量流失，将文献的、口传的、行为的以及图案符号的各种静态和活态的文化遗存，通过各种有效手段保存下来，为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探讨年画遗产发掘和保护策略，需要有强有力的个案为支撑，否则就可能流于空洞。另外，个案如果太分散，门类不一致，调查和研究的注意力不能集中，同样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之所以选择民间年画作为课题考察的目标，主要是出于四方面的考虑：一是年画的制作技艺仍处于比较完整的活态状态，民间老艺人仍健在，为现场调查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可以有效地完成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二是年画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考察已有工作的经验和不足，进一步探寻发掘、整理的有效途径。三是朱仙镇年画流派众多，各自技艺特色突出，这就为探究民间技艺发掘、保存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提供了条件，可以在相互对照和比较中获得更加有效的资料发掘和整理的途径和方法。四是朱仙镇年画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工序烦琐，所涉及的面比较宽，诸如美术、文学、雕刻、印刷、印染、装裱等，在民间工艺方面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因此，本书选择河南朱仙镇为个案，通过对技艺资料的整理和挖掘研究，一方面对其技艺资料的传承做一个动态的观照过程，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民间年画遗产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提供普遍性的原理和操作范式；另一方面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体措施的落实和开展提供理论参考。

河南朱仙镇是传统文化丰厚的区域，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镇，文化积淀相当深厚，众多民间传统仍然存在于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年画是当地民众生活中的一个“标志性文化”。经过几百年来的发展，朱仙镇积累了大量的民间年画技艺传承资料，并已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年画的制作技艺更是有了新的突破。因此，选择民间年画作为个案，既是基于其悠久的历史传统，累积了充足的历史传承资料，同时也能对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的保护策略进行思考。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虽然取得了诸如“十套集成”等相关研究成果，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和实践方面仍存在较大的不足。

首先表现在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众多理论研究成果主题狭窄，多是停留在对其概念的论述上，或是立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分析；或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探讨保护的多种理念；或是立足于本国立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进行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在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同时，不少学者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其特性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开始强调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活态保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非物质性还是身体性”这一命题，深化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的理解。但这些探讨都不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大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诸多研究成果仅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记忆工程”和“活态保护”的再写，缺少相应的具体实例的论述。就目前而言，理论研究的不足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仅仅停留在了申报这一阶段，而申报成功之后具体保护措施的制定与落实仍是一片空白，形成了重申报轻保护的不利局面。

本书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选择具体实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保护措施进行研究，并落实到传统技艺资料的发掘整理之上。本书选择年画为个案，一方面是基于此项工艺在这些文化名镇具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技艺传承的大量材料，至今仍处于活跃状态；另一方面，该项工艺已成功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具体保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尽管诸如朱仙镇木版年画一直以来也是民俗学研究的重点，出现了大量以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以2002年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开封论艺》为例，尽管论文集中了冯骥才、王树村、薄松年、张道一、张振犁等一批学者的我国传统木版年画的研究成果，但大部分成果将目光聚焦于木版年画的工艺知识这一视域，停留在年画作为普通艺术文本的研究上，并多为一般性的描述，缺少深入的学理分析，缺少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关于年画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的是年画的题材内涵及社会功能方面，停留于年画作品本身，并没有考察其制作技艺、技艺的表现形态以及这一技艺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生存状况、技艺生存的各种人文背景，也没有对其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中的技艺资料的发掘过程进行关注，使当下年画的研究一直处于单一化和平面化的状态，未能真正揭示年画广阔的现实意义和深厚的文化魅力。总体而言，我国木版年画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与我国木版年画资源的深厚与丰富极不相称。

本书选择朱仙镇年画为个案，立足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细致的文献搜集，对其生产方式、工艺流程、技艺资料、相关的口头传统、历史积淀及其现有的保护措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过程进行全方位考察，这样一种学术定位，不仅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相应的经验，改变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仅停留于理论探讨层面，而缺少具体方法论的现状，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层次，更能全面深入发掘民间工艺传统的文化资源，并对这一文化资源进行归类整理，获得更有效的保护，进而深化民间年画的现实意义。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二 主要目标

本书包括两部分任务。一是案头研究。搜集有关民间年画的所有文献资料及其他记录资料，进行归类编目和分析，包括全面地梳理国外民间年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同时探讨年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工作已取得的进展，旨在廓清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技艺资料挖掘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思路和具体手段。

二是开展长期的田野调查。以朱仙镇年画为调查对象，深入现场，通过记录、制图、摄像、录影和录音等多种手段，全方位有步骤、有条理地调查、搜集活态的生产和操作技艺资料，对个案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资料进行挖掘、整理、研究，探讨民间技艺发掘和整理的普遍原理和有效范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实践性经验。

充分考虑到民间年画制作技艺的特殊性和发掘、整理、分析的有效性，以上两个部分的任务具体分解为下面四个方面的工作方案：

1.年画艺人的口述史和制作群体

主要以年画的制作群体为考察对象，口头传统是技艺资料传承的重要途径，通过对老艺人们口述史包括个人生活史、家族史的记录和叙事的考察，对年画制作工艺的传承群体进行分析，把握传承年画制作技艺这一群体的结构形态，进而探究年画技艺是如何在代际之间、家族内部以及不同区域中得到传播的，构建年画传统的传承机制。

2.年画制作工艺与习俗

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制作流程、步骤、技法、原料、时空要求等为考察对象，完整复原一幅年画制作的整个过程。通过对历史文献考察与实地调查，对其年画制作的工艺与习俗变迁进行分析。

3.年画题材与技艺表现

立足于田野调查的实际情况，讨论年画题材内容与表现技艺之间的关系。年画叙事风格与种类，如何通过技艺表现完成叙事。其实，年画叙事本身就是技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叙事就是年画的技艺。对当下年画的题材内容进行考察，同时通过对传承人的深度访谈，对不同题材的处理形式予以分析。

4.年画申遗与保护的运作程序

以朱仙镇年画的申遗过程为考察对象，对其在申遗过程中技艺资料的整理进行全面研究，探讨现有技艺资料发掘和整理方式方法的得与失；同时也将其在申遗之后的保护措施进行分析，评析技艺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对朱仙镇年画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的资料挖掘整理状况进行分析，对其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之后的技艺资料的挖掘整理进行研究，从实践层面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进行反思，从而赋予传统技艺研究的现实意义。

这四个方面立足于民间年画技艺表现形态的特点，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兼顾和涵盖了民间年画技艺展示的不同侧面，涉及朱仙镇木版年画技艺的方方面面，贯穿年画技艺的历史与现实，空间与时间相互交错，为发掘年画的所有资料提供了可能性和所侧重的工作目标，也为年画技艺发掘和整理的不同范式的比较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力求从不同角度，将朱仙镇年画遗产家底全部发掘出来，提供一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最完整最有说服力的田野作业报告。旨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作业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实践范例。这超越了仅仅是搜集和单纯记录的层次，是对年画技艺遗产进行专题调查和研究，探索保存和利用传统民间工艺资料的方式和各种可行性的策略，即解决如何发掘和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问题，也是对年画遗产进行民俗志的专题性书写，探索保存和利用传统民间工艺资料的方式和各种可行性的策略，即解决如何挖掘、整理和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以期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和实践水平，以及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

另外，民间技艺资料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需要有意义明确的操作方案。民间技艺是当地人活下去的生存手段和表达感情、思想的方式，是有生命、有感情的，需要搜集者去感悟和体验。倘若仅仅就是为了资料，就很难真正理解这些资料。以上四个方面专题的设立，正是体现了民间技艺的人文主义色彩，可以从不同的侧面理解当地人对待年画技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就超越了单纯的传统技艺资料的发掘与整理。

三 研究方法

本书以河南朱仙镇为个案，立足于田野调查，从年画艺人的口述史和制作群体、年画制作工艺与习俗、年画题材与技艺表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年画申请与保护的运作程序四个方面，全面而又深入发掘和整理年画遗存尤其是技艺资料，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资料的挖掘整理过程和具体方法进行研究，既从历时的角度立足于文献材料对其技艺资料的整理进行关注，也通过分析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材料对其申报过程中的资料整理方式予以关注，并将口头传统纳入遗产资料整理和民俗志书写中来。

将采取文献理论探讨与田野调查结合的办法，在不同阶段、问题上各有侧重，既注重文献研究的全面深入，又强调在田野中联系实际、发现问题，保持田野和理论良好互动，互有生发。

采用身体参与性的民俗志制作范式，一方面图写当地艺人如何具体操作传统技艺，他们在年画生产的实际活动中获得了艺人身份的自我确认，并通过传统技艺的实施和表演，也获得了创造精神宣泄和能力炫耀的快感；另一方面，努力记录当地人对年画技艺的理解、传授、记忆和叙述。年画制作工具不仅仅是当地人皆知、没有深度的社会经验和操弄对象，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当地人对待现实与传统的一种态度、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一种思维方式，是当地人生活世界的基本行为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