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宋代诗歌是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学术界对唐诗风貌、品格的认识高度一致相比，千余年来，人们对于宋诗品格及其历史地位的判定却是迥然有别的。褒之者认为宋诗文化底蕴深厚，涵蕴广博；贬之者则认为宋诗缺乏真性情，病在无意兴。围绕着对唐宋诗特性和历史贡献等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持续千年的“唐宋诗之争”。而饶有趣味的是，不管是否推崇宋诗，“宗唐派”与“宗宋派”大都承认，宋诗与宋代政治制度、宗教、哲学、艺术等相互交融，外显为宋代诗歌迥异于前的独特艺术风貌。近现代学者亦逐渐承认，宋代士人着眼于“文道”关系而从观念到创作的诗学实践，以其极富思辨性、哲理性的独特审美取向，成为泽被深远的不朽诗歌范式。可以说，宋代诗歌所蕴涵的“宋诗范式”、“宋人作风”及“宋人气象”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传统。由此而言，对宋诗品格及其生成的发展历程、成因等问题进行研究，踵继先贤而“接着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不过，作为已经成为“显学”的宋代诗歌研究，近三十年来已经产生了大量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因此，要想入渊探骊，必须在治学理念、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才行。
作为“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两宋诗歌，作者众多，作品丰富，风格多样，诗学命题及其流变相当复杂，这些特点与彼时的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并且，两宋三百多年的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思潮等在内的文化诸部类，也处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对两宋诗歌作者及其诗歌创作施加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因素，一方面注定了本书研究内容是丰富、饱满的，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本课题的研究之路必定是艰辛、困难的。
考虑到研究对象内容的丰富性，本书力图从两宋历史语境的文化生态视野下，探讨这一时期诗歌品格及其发展进程的背景、因素、状况，研究两宋诗歌的诗性品格及其成因。本书研究既涉及文学本位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两宋诗歌创作主体、诗歌作品、诗歌接受主体的关系问题，诗歌范型、主题、诗格类型、审美品格，以及两宋诗人文道观及其创作实践的矛盾性问题等；也涉及文化生态部类与诗歌走向及品格生成的关系问题研究，如两者的沟通渠道、会通方式、诗学范畴的内涵流变等。
本书研究对象内容的丰富饱满，也对其研究方法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为了实现研究目标，笔者打算按照历时性与共时性兼顾、历史的美学的逻辑的统一的原则，借鉴中国古典艺术的“散点透视”原理，从两宋诗歌发展进程及影响诗歌品格生成因素的历史进程中，提炼出若干“焦点问题”，构建课题研究的“点”与“面”，而大致以历史进程为主线，考察两宋“文化生态”对“宋诗品格”产生作用和施加影响的“关节点”以及作用渠道等问题。
按照学术惯例，本“绪论”重点探讨课题研究的客观性基础，界定课题研究所用的术语、概念，交代课题遵循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为本课题正文部分的相关研究奠定客观的、科学的学理基础。
第一节 “唐宋诗之争”、“宋贤精神”与宋诗文化属性
研究宋诗，自然要提及“唐宋诗之争”。自南宋以来，围绕着唐宋诗高低之甄别，事实上成为了后世诗人学习诗歌创作的取法基础，影响到宋代以降的诗歌乃至文学的发展。直到今天，围绕着“唐宋诗之争”而展开的古老话题，仍然经常泛起学术争论。因为“唐宋诗之争”事关前人对宋诗品格的总体把握，也涉及对宋诗历史地位的认定，因此我们对宋诗品格的探讨，也必须从这一重大文化现象说起。
如果我们不再纠结于唐诗与宋诗孰优孰劣的判断，亦不从艺术本位来分析唐宋诗之长短的话，那么，“唐宋诗之争”这一话题仍然会为我们提供很多信息。自20世纪以来，有赖于齐治平、王英志等学者的辛勤研究，我们对绵延千年的“唐宋诗之争”已经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
“宗唐派”特别重视唐代诗歌抒发“情性”，强调“求真”。如严羽《沧浪诗话》强调：“诗者，吟咏情性也”，推崇唐诗以“兴趣”来实现“言有尽而意无穷”，批评宋诗追求“文字”、“议论”、“才学”而疏离“情性”[1]。金代王若虚又提出：“扬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2]则颇有对宋诗行全面否定之嫌。到了后世，这一看法逐渐走向极端。清人沈雄引陈子龙语，认为：“言理而不言情，终宋无诗”[3]，清人顾炎武更是强调“诗主性情，不贵奇巧”，“更注重诗歌的抒情本质、诗歌的人生价值以及诗歌的未来这些根本性问题”。[4]王夫之则掂出“意”、“情”来批判宋诗之短处：“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发。”[5]至此，宋诗优长已经被完全搁置。与之相应，从推崇诗歌的艺术性出发，“宗唐派”对唐代诗歌重视“意兴”、强调诗歌“气象”、重视使用形象思维等艺术特质，给予正面评价。如严羽指出“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指出唐宋诗差异在于“气象”，实开了后人以此评价之法门。刘绩发挥为：“唐人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人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宾，辞容鄙俗。”[6]李梦阳则举“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7]。于抑扬之间，“宗唐派”之“宗唐”标准与审美取向表露无遗。可以说，“宗唐派”对宋诗的批评，大都是立足于诗歌艺术特质，而主要从诗歌审美特性、诗意表达方式、诗歌风格、意境构成等方面来展开对宋诗的考察，从而得出宋诗不如唐诗之结论。不过，基于诗歌艺术本位的判断，固然是唐诗的胜处，但是仔细思考就会发现，把这些判断标准观照于《诗三百》、楚辞、汉诗、魏晋诗歌乃至于现代诗歌，也是可以的。从这些角度来认定唐诗的特质，很难说是唐诗的“这一个”品格。不得不提及的是，宋诗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学实践产物，由于时代文化风潮下诗词的分工，诗歌社会功用的拓展，为消费而写作诗歌风气的兴盛等，导致了宋诗与彼时文化环境、文化思潮和文化风尚愈加紧密结合。而此一点，是“宗唐派”所忽略的：罔顾宋诗的实际而以普泛化标准来评判宋诗与唐诗的优劣，显然是不全面的。
与之相反，“唐宋诗之争”之“宗宋派”则肯定宋诗的“理”、“才”、“博”及“会综”、“融合”等特征，强调宋诗因重“变”而求新，因思理精深而光华外显等特质。明代袁宏道就强调：“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8]，点出宋诗特有的文化品格。许乾学在《宋金元诗序》中也强调指出：“宋元人诗，风调气韵，诚不及唐，而功深力厚，多所自得。”[9]这里，“功深力厚”是从宋诗包容经史子部，宋人自铸伟词的角度来立论的。而清代同光体诗人陈衍则通过对开“唐宋诗之争”滥觞的严羽之批评，对诗歌应当是“诗人之诗”还是“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合”这一原则问题展开过讨论。他指出：“严仪卿有言：‘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吾甚疑之。以为六义既没，风雅颂之体代作，赋比兴之义兼陈。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以至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无弗知也，无弗能言也，素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才也，能之乎？”[10]此中所论，显示出“宗宋派”诗人对于宋诗文化品格的自觉认同。宋诗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品格，被清代翁方纲称之为宋诗所涵蕴的“宋贤之精神”[11]。
现代以来，受西方哲学、美学等现代学科相关理论的影响，人们多注意从辩证、学理等角度对“唐宋诗之争”作出判断。20世纪以来，缪钺、程千帆、钱锺书等先生的精当评论，提升了人们对宋诗品格、艺术类型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如缪钺《诗词散论》中有《论宋诗》，大略云：
唐宋诗之异点，先粗略论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辞。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12]
这里，缪钺以“异”来论唐宋诗，而不以高低来判定唐宋诗之优劣，恰好说明了在经过将近千年的争论之后，人们对于唐宋诗品格的认识已渐趋客观。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后，陈寅恪、邓广铭、漆侠等历史学家对宋代文化地位的判断，恰好又与缪钺等文学史家对于宋诗品格等相关问题的认识相呼应。不过，百年来学者对宋诗地位的推扬，似仍难以动摇“唐诗胜于宋诗”的观念。这里固然有王国维等人从进化论提出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文学进化论的消极影响，但亦应当承认，前人对唐、宋诗歌优劣的判定，深受“宗唐派”的影响，大多数是从诗歌的艺术性而言的，众所周知，我们在比较和鉴别事物时，采用什么样的认知标准，必定影响到结论。如果我们承认，艺术性并非是判断唐宋诗优劣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对于唐宋诗的认识，当然就不能以艺术性的标准来评判其高低。大约正是有鉴于此，一些文学研究者力图跳出“唐宋诗之争”的窠臼，而对两者有更高层面的认识。韩经太先生已经提及，唐宋诗“显示出古典诗美‘一分为二’的‘历史’存在方式与‘逻辑’推演方式，从而最终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意义上体现出‘一分为二’的诗学思辨精神。”[13]又如台湾学者张高评提出宋诗受宋代文化的影响，具有“会通化成”与“破体出位”特性。张氏强调“当以新变自得为准据，不当以异同源流论优劣”，具有识见。[14]
有赖于历史上“唐宋诗之争”的深度展开，因此，涵蕴“盛唐气象”的唐诗与包容“宋贤精神”的宋诗，就成为绵延千年而纷争不已的独特文化景观。自南宋后学诗者，类不能逃脱宗唐抑或宗宋之藩篱。宗唐或是宗宋，实关系到后世诗歌的走向和变局，元、明、清代的代表性诗人莫不受此影响。“唐宋诗之争”不仅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问题，它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核心现象之一，其价值值得珍视。
承继前哲时贤的学术积淀，站在新时代的理论高度和世界性文化比较的广阔视域，从宋诗的文化特质来重新观照宋诗，显然是一个崭新的话题。前哲时贤已有的研究结论，需要验证与推进，而新视野下的宋诗文化特质探讨，自然会打开宋诗研究的新篇章。以文化视野而对宋诗发展历程、诗性品格和诗歌艺术特质等进行深入研究，古老的宋诗研究问题，就会呈现出新的研究焦点：
宋诗所包含的“宋贤精神”，其基本要素有哪些？作为实践主体与创作主体的宋代士人，其生活状态、人生遭际、地域人文环境等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反映在诗歌上的？其内在的思理与机制是什么？多重文化因素规定下的宋代士人，其人生精神、气质风度、气象胸襟等，是如何表现为宋诗品格的？
影响宋诗品格生成的文化因素有哪些？宋诗基本风貌与文化思潮、文道观念有什么关联？又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宋代文化对宋诗发展历程、诗歌品格的影响，就宋诗而言，自然会在其题材、主题、艺术风貌等方面表现出来。宋诗因其适应着文化需求，亦必然承担着某些政治的、文化制度的、其他文体样式的复杂功能。诗歌功能的拓展和变化，亦是宋诗表现出与唐诗迥异面貌的重要原因。那么，宋诗的新的功能因何而来？这些功能又对宋诗的诗性品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内在发生机制和途径如何？
从其艺术特质和艺术风貌的动因、产生过程与发展流变而言，宋诗已经远非“兴观群怨”、“言志”、“缘情”等所能完全解释得通的了。因此，从文化视角切入宋诗研究，就可能触及宋诗的诗歌品格、诗学范畴与文化思潮及文人心态等与诗歌相关的重要问题。顺此而作深入推进，则宋诗研究有望得到在研究视角、研究领域、研究结论等方面的新开拓。亦因如此，对宋诗品格生成问题的深入考察，必然要求引入新的研究理论为指导，对宋诗的艺术特质、诗性品格及其发展动因、机制和历程等进行研究。
第二节 宋代诗歌文化特质与文化研究的学理基础
从文学的发生发展而言，它从一开始就是隶属于文化的。文学活动本身就与政治、宗教祭祀、道德教化等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对此，不管是中国传统经典文献，还是西方近现代理论，都有着相似的表述。
就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而言，《诗经》相传就是周代朝廷“采风”制度的产物。《诗经》诗句如“维是褊心，是以为刺”[15]，“夫也不良，歌以讯之”[16]等，其功用都与当时的政治教化、社会道德等有关。而《左传》中记载的“赋诗见志”等以诗歌为政治、外交和军事服务的历史记载，同样显示出中国古代诗歌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特质。
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其发展初期同样也不存在独立的文学观念。康德将科学对象划分为知识、意志、情感三大领域，由此西方学者才第一次将文化分为认识、道德和艺术三个门类。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基础上认定，古代艺术、科学与道德是不分的，文学艺术常常依附于各种政治、宗教和伦理道德的目标。他认为，由于文化活动的日益分化，才产生出认知—工具理性（科学技术）、道德—实践理性（法律道德）和审美—表现理性（审美艺术）三大领域。与之相应，近代西方越来越多的理论家怀疑文学纯粹自律的可能性，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件“文化产品”。如德国文艺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视文学为批评并塑造社会的方式，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等视文学为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和消费，乔纳森·卡勒认定文学是一定文化的产物，等等。[17]可以说，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特质，在近现代西方理论家那里越来越受到重视。[18]
既然中西方理论界都承认文学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属性，那么，从文化角度来探讨诗歌特质和属性，就具有合理性的学理基础。按照现代科学研究的原则，虽然文学与政治制度、社会思潮、哲学、道德观念等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为了研究一定时期的文学品格，我们仍然可以采取分类的方法，考察文学与其他文化部类的相互关系及其发生影响的途径、关节，文学与其他文化部类之间互相适应与相互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这些文化部类以及其组成部分对于文学品格、文学范式转变的作用等，进而探讨文学的某一部类如诗歌品格的特质、生成规律及其历史贡献。从文化角度对宋诗品格及生成诸动因的研究，当能够打破学科界限，从历史的、逻辑的、美学的等角度，深入探讨宋诗品格及其生成，以及宋诗发展历程中的各种文化因素的历史作用等。
从文化角度对宋诗品格及生成等问题进行研究，与自19世纪中期以来盛行的法国著名历史学派年鉴学派治学理论颇有符合之处。19世纪中期的法国史学家米什列在《法兰西史》序言中指出，传统的由杰出人物组成的历史有两大主题：第一，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法国学者西米昂在《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一文中亦指出，历史学要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史学的三个偶像。一是政治偶像，就是把研究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夸大战争等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二是个人偶像，即孤立地描写某个历史人物，而不把历史人物同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三是年表偶像，即喜欢把历史事件按年表排列，不去对典型事实进行分析。又如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1871—1954）亦主张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提倡历史学家打破过分专门化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狭隘性，主动同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运用历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他认为理论指导是历史学获得科学性的前提。当然，随着年鉴学派的发展，其第三代学者转而开始重视描述历史现象和孤立地对待历史事件，较之第一、二代学者而言，似乎已经失去了理论活力。从其实用性而言，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二代学者的历史研究理念，可能对我们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更有借鉴意义。[19]
从宋诗品格及其发展历程而言，宋代诗歌内容、风格及宋代诗歌的发展演变历程等，受到了宋代文化诸部类的重大影响。其中，宋代政治文化制度如台谏制度、官员考课制度、乐府歌妓制度，宋代文化思潮如三教合一思潮、理学文化思潮等，都对诗歌流变历程与诗歌风尚等作用巨大。这显然是宋代士人具有复合型的多重社会身份所导致的。正如王水照先生指出：“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远比唐人淹博融贯，格局宏大。”[20]这一判断是十分精当的。因为宋代政治文化制度对士人的人生遭际起到了重大影响，由此影响到士人的文化心态。比如说，士大夫党争带来的政治沉浮，官员升迁与贬谪带来的创作者心态的激荡，诗歌作为装点朝政、实现“上下通情”的工具等，都深刻地表现出宋代政治文化制度对于宋代诗歌内容、风格及宋代诗歌发育演变历程的巨大作用。对此，自宋人开始，前人已有深刻认识。[21]近现代学者对此亦有相当深刻的研究。[22]而宋代文化思潮，更是深入地影响到宋代诗歌的审美风尚诉求。如理学“气象”、“观天地生物气象”、“自在”、“乐意”等，都对两宋诗歌审美指向产生了巨大影响。[23]
宋代诗歌的题材、主题、内容乃至诗歌样式等，也受到了宋代文化诸部类的影响。比如说，宋代士人的文化观念、文化心态等，深刻地影响到宋代诗歌特质及其发育流变历程。拿“宋初三体”来讲，宋初士人的文化心态，非常典型地反映在包括诗歌题材、主题、内容乃至诗歌样式上。如果说，白体是北宋朝士为了避祸需要而求得与最高当局达成政治妥协而不得不“吟咏性情”的话，那么，“西昆体”诗人多用典故，隐藏真实性情、志向，则分明是对现实政治风险的自觉回避。而赵宋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宋初的隐逸之士似乎对新政权并不急于表达他们的态度，如戚同文、陈抟、魏野、林逋、杨朴、潘阆、曹汝弼、樊知古、万适、田诰等人，多拒征召，乐于终老山田。另一方面，作为疏离于皇权之外的隐逸之士，在保持隐逸格调的同时，客观上也自然具有排斥世俗生活的意愿。宋初隐逸之风经过宋初朝廷的提倡，而最终演变为时代的文化风尚。但隐逸之士经过皇权的表彰与推扬后，也就逐渐浸染了若干世俗习气，他们的生活旨趣、行为方式都因之而发生变化，五代士人那种孤芳自赏、不与俗接的隐居状态，变为宋初隐逸之士的不忘世事、热衷名利。五代以来褊狭傲岸的隐逸风尚，逐渐让位于追求平和安闲的生活旨趣。宋初的隐逸之士，纷纷效力于皇权。而值得注意的是，与隐逸之士在文章中热衷于关注世间之事不同，隐逸之士在诗歌中表现出的情趣和诗旨，仍然是徜徉山水、超逸物外，似不以世间人情物态为意。这种情况是耐人寻味的。这说明，宋代诗歌特质及其发育流变历程，是受到彼时整体文化诸部类的综合影响的。
宋代士人浸染于特殊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对于诗歌功能和作用的认知，亦对宋代诗歌特质及其发育、流变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宋代士人关于文道关系的探讨，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代士人对于包括诗歌在内的“文”的体用性探讨，与理学家复杂文道观念的诗学实践，特别是黄庭坚统摄心性存养与诗歌艺术的“因诗求道”、邵雍“观物”、“求道”，南宋理学家的“观生意”诗歌主题的表达等，都对宋代诗歌品格、诗歌发育流变历程等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不惟如此，宋代诗歌文学体式的诸多方面，如诗歌表达手法以及由之而形成的审美取向等，亦受到宋代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如议论、铺陈、用典等，都与宋代诗人的政治诉求、知识视阈等密切相关。又如宋诗因其迥异于唐诗的品格特质，特别是重思辨、重理趣、重议论等特征，以及作为创作主体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在其诗作中表现这一群体的意趣风味，故宋诗“气象”带有那个时代的风尚与特性。而这一点，因为不同的时空所带来的文化隔膜，往往为后人所难以理解。而对宋诗“气象”的深层把握，只能是从理学文化思潮以及三教合一影响下的文化视角，特别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等人的评点出发来深入研究，才可以切中肯綮。可见，离开了对宋代文化诸因素的考察，就不可能深入研究宋代诗歌特质及其生成问题。
这里，有必要对文化生态研究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流行的“大文化”研究视角作出区别。从文化角度来探讨宋代诗歌特质的形成及文化诸部类对宋代诗歌发育、流变的重要影响，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宋代诗歌研究的重要学术特点。但是，大多数的研究成果，是立足于单一的文化部类来观照其对诗歌发展流变的影响，现象描述和历史还原式的研究，是其重要的成果表现形式。[24]当然，还原诗歌历史事件和诗歌现象，考察、叙述其发展流变历程，亦是学术研究重要方面。但问题是，宋诗品格及其生成问题，有的可以直接从文化某一部类对诗歌品格及其生成因素的影响等角度进行考察，但诗歌品格及其生成因素，大多数情况则是文化几大部类甚至是文化诸部类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作为文化盛世的宋代，诗歌的发展反过来又对当时文化诸部类的发育与建构，产生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从“大文化”研究视角对宋代文化与诗歌关系进行研究，很多研究成果仍然体现出静止、划块研究的弊病。虽然学术界有一些从文化制度、党争等角度来研究宋代诗歌发展流变的专著，但大多数研究者只是做了证明宋代诗歌受到某一文化部类的“影响”，至于说具体到宋代诗歌特质、发育演变历程等如何受到文化诸因素的影响，是通过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发生影响的途径和关节点是什么，这种影响的持续时间与过程如何等问题，极少有学者给予关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整体上从宋代文化诸部类视角、从发生学角度来探讨宋代诗歌特质及生成、宋代诗歌发育流变等问题的专著出现。
出于此种考虑，我们引入“文化生态”概念，以从宋代诗歌的“文化生态”观照研究入手，对宋代诗歌的“文化生态”构成成分，如政治制度、党争、士人心态、诗歌功能、文道观念、文化思潮等进行研究，力图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对宋诗风貌及其成因、宋代诗歌的独特品格的内涵及其文学史地位等进行研究，以期为宋代诗歌研究探索一条新路。
第三节 诗歌品格、文化生态及宋诗文化生态部类
我们引入“诗歌品格”、“文化生态”等概念，其目的是较为全面地考察宋代诗歌特质及其生成历程中，其发展取向、诗歌特质等与彼时的文化诸要素之间产生关系的生成因素、生产机制、关联渠道与关节点等。引入相关概念，构建相应话语体系，是基于研究课题需要而作出的学术选择。
本书之所以引入“诗歌品格”概念，是因为已有的文学研究理论与文学概念，不能很好地涵盖宋代诗歌特质、风貌、内容、主题、风格，以及宋诗创作主体的文化精神、主客体“气象”、创作主体的审美取向等各种规定性的本质与面貌。传统的诗歌研究，要么是从诗歌本体出发，把诗歌作品作为研究客体，而研究其“文学”的特征、生成因素及文学价值等；要么从创作主体出发来研究其门第出身、诗法承传、文化心态与文化精神等因素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受制于传统文学理论，很多专著只能取其某一层面，对诗歌特质及其生成与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可见，要想从更高层面来审视宋代诗歌整体特质及其生成的诸因素，研究宋代诗歌与宋代文化诸部类的关系，就必须突破传统文学理论带来的制约。由此，引入新的话语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样，本书所用的“文化生态”概念及其理论，除了鉴于很多学者对“文化生态”概念使用非常混乱，而不得不作出说明之外，更重要的是，本书所用的“文化生态”更为突出这一概念中的“关系”指向。由此，从本书所讲的“文化生态”理论出发，对宋代诗歌进行研究，就很容易与中西艺术哲学中的艺术生产、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理论等产生学理上的紧密关联。
下面，对本书所用的“诗歌品格”、“文化生态”等概念进行简略界定。
一 “诗歌品格”
要对“诗歌品格”进行界定，首先应该明确“品格”的内涵。从语源学角度来看，“品格”一词在南北朝之前尚未成为一个词。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卷十一有“每准正三州人物，品格褒贬”[25]之语，但此处的“品格”为两词连用，不是一个词语。稍后，梁代沈约的《宋书·颜竣传》：“及世祖即位，又铸孝建四铢……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廓者，悉加禁断。”[26]这说明，“品格”成为一词的时间大概是南朝时期。从语言的使用情况来看，“品格”一词的主要含义有以下几种：
1.物品的质量规格。如《宋书·颜竣传》中“品格”一词就是这个用法。
2.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格调等。如《明史·文苑传四·李维桢》亦云：“（维桢）负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27]
3.品性，性格。如唐李中《庭苇》诗：“品格清于竹，诗家景最幽。”[28]
4.官品，爵秩。如《元典章·圣政一·饬官吏》：“第三考封赠，祖父母、父母品格不及封赠者，量迁官品。”[29]
由上可见，“品格”含义既涉及实在物的质量、品质、层级等，也涉及虚指物的性质、质量、规格等。文学作为精神层面的事物，显然具有作为虚指物的事物特质与属性。由此，事物之“品格”话语当然可供我们研究文学之用。
从文学而言，其“品格”主要指的是文学作品的质量高低、格调的雅俗及其形式、规律等问题。以韦勒克《文学理论》来分析，文学的“品格”既包括文学体式，如文体形式、文体特征等；亦包括文学内容，如文学的题材、主题、风格、价值与意义等。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品格”亦应包含文学样式、文学内容的发展流变历程特征等。容易与“诗歌品格”产生混淆的词语，还有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常用范畴“诗格”。“诗格”本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范畴。从文献看来，唐代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传为白居易的《金针诗格》、崔氏《唐朝新定诗格》等，都有对诗格的相关说明。在此基础上，清代刘熙载《诗概》把“诗格”内容概括为两点，颇为精辟：“品格之格”与“格式之格”[30]，前者大致等同于今谓之诗歌风格，以及诗歌创作者在诗歌中反映出来的境界、气度、精神等；后者大致等同于今谓之诗歌形式等。诗歌创作者在诗歌中反映出来的境界、气度、精神，大致可以从诗歌主题与诗境构建特征来加以认识。可见，“诗歌品格”较之“诗格”包容性大一些，既包括涉及诗歌内容的境界、气度、精神等，也包括诗歌内容的其他方面，如诗歌题材、诗歌主题、诗歌审美取向等。并且，传统诗论中的“诗格”没有涉及的诗歌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发展流变历程中的规律、特性、价值等，亦被包括在“诗歌品格”之中。以此而言，所谓“诗歌品格”，其含义应为诗歌文体形式和诗歌内容的规定性特征，包括诗歌形式与内容方面所体现出的特质、规律等，也涉及诗歌文体样式、诗歌内容等发展流变历程中的特性和表现形式。可以说，“诗歌品格”兼具体用、内容与形式等含义，是一个既指向诗歌本体又观照文学形式、内容、特征、规律等规定性要素的话语。
二 关于“文化生态”
很大程度上，当今学者使用的“文化生态”概念，来自西方“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其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的规律，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文化生态学除研究文化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外，更主要的是研究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复杂变量间的关系，特别是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及社会价值观念对人的影响。
大概由于西方“文化生态学”含义具有不同层面的意义指向，因此，中国学术界对于“文化生态”概念的理解与使用，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歧异性和混乱性。这说明，“文化生态”因其在学术研究理念和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已为学界瞩目，也说明了作为新生理论的“文化生态”，具有其不可避免的成长期，表现出发展过程的不完备性和混乱性。从学术研究现状来看，学者往往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规定“文化生态”的内涵与外延。有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五类：
1.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31]
2.文化生态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积淀，是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生存方式和区域现实人文状况的反映，它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32]
3.文化生态是指人类在创造文化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调适的关系及其内在联系，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33]
4.文化生态，是指与自然生态相对的范畴。自然生态是指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应地，文化生态则是指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诸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34]
5.文化生态是指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气质、习俗、礼仪等与一定地理环境的和谐统一。[35]
上述定义，在内涵与外延上都不相同。显然，作者囿于所关注的领域与知识水平，对“文化生态”的理解是不同的。仔细分析上述学者对于“文化生态”的认识，或多或少是有一些问题的：
第一个定义，既把“文化生态”定义在文化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又把“文化生态模式”说成是“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则此概念内涵并不一致，并且这个概念显得非常宽泛，对理解“文化生态”并没有很大帮助；
第二个定义，把“文化生态”定义为人的生存方式与人文状况的反映，这个定义也显得比较宽泛，没有彰显出关于“文化”的“生态”特质；
第三个定义，把“文化生态”定义为人的活动及相互关系，是人们调节自然环境与人造环境的产物。这个认识，强调了文化创造、传播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以及文化生态本身，但是，对“文化生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给予界定；
第四个定义，把“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相对立，是诸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然，这个定义是不包括“自然形态”在内的。从概念的辨析来看，这个定义内容不全，有关辨析见下文；
第五个定义，则试图调和观点四的不一致性，但是，它只注重了物质生活与人的某些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的“和谐统一”，却没有看到事物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和谐统一，也有相互矛盾，甚至是剧烈斗争的现象。
上述“文化生态”概念的认识歧异现象，一方面说明“文化生态”理论本身较为年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内涵与外延尚在不断变化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概念具有广延性与丰富性等特征。因此，为了相关研究的客观性，需要对“文化生态”这个概念进行一番考察。而要对“文化生态”进行考察，必须从对“文化”与“生态”这两个概念的考察开始。
同学术界对“文化生态”的认识一样，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认识，历来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近代把文化作为科学术语来使用，比较早的是英国的“人类学之父”泰勒（1832—1917年），他在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文化定义为“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36]。自此之后，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日趋繁琐，至今已有数百种之多。其中，以系统论阐述的“文化”概念可以算是比较严谨的。如胡世庆等对“文化”的分析：
文化大系统的基本构成成分可以分为三大子系统。……物质文化子系统包括：一、人们为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二、人们运用生产力改造自然，进行创造发明的物质生产过程；三、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具体产物。制度文化子系统包括：一、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二、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的各种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三、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的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种种行为规范和准则。精神文化子系统包括：一、人们的各种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如教育、科学、哲学、历史、语言、文字、医疗、卫生、体育和文学、艺术等；二、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满足生活的方式。如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和家庭生活方式等；三、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等。……在这个整体系统中，各子系统具有不同的功能：物质子系统是文化系统的基础，它是制度文化子系统和精神文化子系统的前提条件；制度文化子系统是文化系统的关键，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文化，才能保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精神文化子系统是文化系统的主导，它保证和决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建设、发展的方向。[37]
上述运用系统论对“文化”概念的阐释，是基于人的活动为出发点，而通过观照其随之产生的各种关系来展开的。显然，以此为立论根据，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是，这个定义，仍有不完美之处。它是以静止分类的形式来说明“文化”的内涵的。而实际上，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文化必然随着不断丰富的人类活动而变得更加丰富。文化一定是一个发展过程，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具有稳定内涵和外延的产物。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言，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就先验地在观念中存在着改造世界的表象。显然，在劳动过程——即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即生产者同时在进行着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和对精神世界的改造两种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只不过是从属于人的生产产物，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着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外在的客观世界不断内化为对象化的主观世界。人的文化活动，与这两个世界不可分离。因此，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应该充分考虑到“文化”的生存状态，与其产生、发展及其自身内在的规定性。
显然，从“文化”概念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来看，把“文化”定义为与自然界（或称作自然环境、物质世界、物质环境）相对立而存在的概念，是不符合道理的。“文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随着人类自觉地改造和征服自然界，把自然界内化为观念上的世界而开始的。从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随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及自身能力的提高，随着生产分工的实现，产生了国家、阶级后，文化的演进过程也就变得复杂。它不仅仅是同人们的自然环境有联系，也更多地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中，伴随着政治、经济等而存在，贯穿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各种关系之中。因此，“文化”应该被看作是人的精神创造活动与物质创造活动的统一体，它存在于人类生产活动的整个过程，生产的诸要素及其由之产生的各种关系构成了文化的诸部类及其各种关系，并外显为作为统一体的文化的本体。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共同促进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生态”概念，受到了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Tansley）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生态系统”概念的影响。他当时提出了“生态系统”这个概念。“生态系统”到了50年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承认，到了60年代已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坦斯利“生态系统”本来是一个纯生物学的概念，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作用，彼此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整体。随着“生态系统”学说的不断发展，“生态”这个概念也被运用到文化研究的领域上来，其一般含义，指的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文化的生存环境以及文化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共同维系发展的一种存在状态。
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文化生态”作出比较明确的界定：所谓文化生态，指的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对外在世界及人类自身进行改造且由此产生的各种关系。这个关系，从广义来讲，包括人类对主客观世界的改造而形成的各种关系；从狭义来讲，包括人类在生产劳动中为了满足精神需求而生产出的各种关系。上述各种关系，在人类从事生产劳动以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相应地产生了各种机制，共同规定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特征。从其狭义来看，这里的“文化生态”，是一个与艺术生产和精神生产有紧密关联的概念。运用这个概念，是为了研究诗歌生产的条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生产者受到的影响和制约。由此出发，进而探讨诗歌文本是如何受到了上述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亦即研究诗歌的艺术特质、文学样式、审美取向和艺术分工等问题的形成过程与特征。“文化生态”与“文化背景”是不同的。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在文学研究过程中把“文化背景”作为文学发生发展的原因，文学样式成为了“文化背景”的投射物，一旦提及某类文学现象的发生原因和发展轨迹，往往要特别提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包括政治、经济及文学的发展轨迹，似乎这些就是导致文学发生发展的直接原因。换句话说，“文化背景”这个概念，往往与以意识形态论为指导的传统文学研究相联系。从意识形态论来研究文学，自然有其合理性和先进性，就研究以理性为主的文学样式来讲，运用意识形态论作指导，往往能够洞见各种文学现象的规律及产生原因。但是，当运用意识形态论来研究以感性为主的文学样式时，意识形态论往往会显得过于简单，甚至是无效的。另外，用意识形态论来研究历史文化背景同文学的关系时，对文化背景的要素要求如何转化迁移为文学要素要求的途径、实现方式等，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
这里所讲的“文化生态”，同当今文化学研究界所用的“文化生态”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其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概念。指出：生态学主要的意义是“对环境的适应”。对大多数生物而言，“适应是以它们的身体特征来达成，而人类的适应是靠文化的方式来达成。人类进到生态的场景中……不仅只是以他的身体特征与其他有机体发生关系的另一个有机体而已。”[38]他所使用的“文化生态”，大略可以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等。冯天瑜等人的著作，即使用了斯图尔德的理论。而本书所讲的“文化生态”则重在强调人类艺术生产与精神生产所依赖的条件、环境、生产方式等，是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以及文化心态、文学思想等密切相关的条件，是相对微观的“环境”、“条件”，既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又包括观念的、心态的。我们所讲的“文化生态”，重点在于探讨整个文化生态部类的关系，而非某一文化生态部类的“环境”。
依宋代刘彝评价其师胡瑗的学问而作一定延伸[39]，任何学说都必然具备体、用、文等规定性的特质。“文化生态”当然也可以作为方法而为我们研究问题所用。就研究方法而言，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观照诗歌生产或诗歌创作，与“文化诗学”的研究模式，也有比较大的差异。童庆炳、李春青等先生倡导的“文化诗学”概念，是在对19世纪末以来苏俄以及西方批评方法的吸收基础上，从文化语境或称为文化空间的角度，“通过对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等各类文化文本的深入分析，确定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文化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把握这个时期话语意义生成的基本模式”[40]。据倡导者所言，“文化诗学”力图尊重不同文类之间的互文本关系，在文本、体验、文化语境间进行阐释活动。[41]可见，“文化诗学”虽然在入手处也重视从历史、哲学、宗教、民俗等方面来观照诗歌文本的生成环境，但是，在研究路径上，“文化诗学”却与我们所讲的“文化生态”有根本性的不同。“文化诗学”所关注的是“文化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及“话语生成模式”，力图对“文本、体验、文化语境”等进行阐释。而本书所关心的，是宋代诗歌在历史、宗教、哲学、民俗、官制制度、社会心理以及文体互动等具体文化环境中，诗歌的基本走向和艺术特质等方面是如何生成与发展的，形成诗歌体裁、艺术特质的原因是什么等。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了采用研究方法的不同。显然，就其体、用、文等规定性而言，或许可以说，“文化诗学”与“文化生态”是根本不同的。
依前文关于“文化生态”的界定，考虑到宋代诗歌发展历程、诗性品格的生成因素等情况，就宋诗文化生态而言，首先要对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是宋代文化制度与诗歌品格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劳动概念出发，研究诗歌生产的条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生产者受到的影响和制约，进而探讨诗歌的艺术特质、文学样式、审美取向和艺术分工等问题的形成过程与特征，既关系到艺术生产所必须重视的文化生态问题，又关系到意识形态诸部类的生成、发展与互动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要对宋代诗歌艺术的文化生态的制度部类进行确认，是非常不易的。不过，从对宋代诗歌品格生成、发展及其制约因素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对诗歌品格起决定因素的文化制度，还是以科举制度、乐府制度、台谏制度与曲宴赋诗制度这四个文化制度为最重要。
科举制度关系到宋代士人的人生状态及其决定下的文化心态。科举制度对士人的知识构成、个体人格塑造和文化心理等都起到了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士人如果将这一文化心理和个体心态在其诗歌中予以表现，其诗歌题材、主题与审美取向等也就与科举制度发生了关联。并且，科举制度具体内容的实施与变化，经常左右着诗歌创作题材、主题与创作水平的变化。台谏制度事关彼时政治走向、士人气节以及国家整体的政治形态。尤其是，台谏制度对于诗歌创作者的气节、文化心态等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力，台谏官的讽谏主张往往形成政治事件，这些政治事件往往成为某一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措施、政体变革和社会风气变化的促进因素，影响到彼时诗歌的内容主题与诗歌形式。乐府与歌妓制度，作为两宋普遍存在的文化形态，事关宋代统治者、士大夫以及下层的普通人群的文化生活，寄托着他们的日常喜怒哀乐，是宋代特殊文化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方式。由于乐府与歌妓制度的推动，宋词之题材、主题与风格都与诗歌作品有了明显差异。曲宴赋诗制度，作为宋代皇室对文人施以恩宠的重要制度，对提升文人的文化地位，巩固统治基础作用明显。而其中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又是曲宴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需要对曲宴赋诗制度进行研究，以探讨其对宋代诗歌品格生成所带来的影响。
二是宋代政治事件与诗歌品格问题。政治事件作为影响诗歌发展历程及艺术品格的重要因素，除了直接影响到国家统治大局及其政略、制度之外，也对士人的生存状态与人生追求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说，为了改变五代以来武人频繁干政造成的篡弒局面，北宋太祖、太宗朝力行“文治”，后世逐渐沿袭成为“祖宗家法”，就对两宋三百多年政局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自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逐渐形成的“朋党之争”，除了与两宋统治稳定与否紧密攸关之外，也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角力的矛盾聚焦点和爆发点。继之而起的是，伴随着金人铁骑的践踏蹂躏，两宋之交的星空下，繁华不再，战火四起，举族南迁、亡命南国的人们生计艰难，期盼中兴的强烈愿望发之于诗，一举改变了北宋末年因朋党之争等造成的荒芜衰退的诗坛局面。这些政治事件，是社会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物，都会影响到彼时社会的文化心态，而社会群体的文化心态形成后，又必然对当时的士人个体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宋代诗歌发展历程中的波折与成就，诗歌风貌的生成与变化，诗篇题材、主题与审美风尚的变迁，从传统“诗言志”观点看似乎是诗人个体的能动创造，但创作者的这一文化劳动其实与其彼时政治事件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态紧密相连。可见，要对宋代诗歌发展历程及其品格生成的因素、作用机制等进行考察，对彼时政治事件及其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态进行探讨是非常必要的。
三是宋代地域文化与诗歌品格的关系问题。地域文化对所属地域文化品格及其发展历程等方面的影响，《尚书》、《史记》等已有记录。《礼记·王制》亦云“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因此，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行为模式，理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近百年来，国内外文化学者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诗歌生产的条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生产者受到的影响和制约，自然就必须关注地域文化对产生或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士人的影响。诗歌的生成与传播、诗歌风格的定型等，往往都与地域文化以及其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理紧密相关。对宋代而言，建国之后存在的南北文化的差异如何逐渐整合为统一的文化格局，尤其是宋代诗歌从晚唐格局狭小、气象衰瑟特征逐渐成长为具有“宋贤精神”的诗歌类型，通过对不同地区地域文化的梳理以及对彼地区诗歌所发生的影响等方面，能够窥见若干因素。鉴于宋代地域文化的复杂性，可以选取典型性的地域文化类型进行研究。
四是宋代诗歌文化功能与诗歌品格关系问题。从文化生态因素来研究诗歌的艺术特质、文学样式、审美取向和艺术分工等问题的形成过程与特征生成，就必须关注意识形态因素与艺术生产因素对诗歌品格生成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诗歌作为文化部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功能经过历代传递而具有了约定俗成的意义。文学的文化功能一旦成为公认的规则，自然就会对创作者的诗歌产生制约或者引导作用。这是心态文化层的表现形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诗歌因为宋代士人的文化身份与文化品格，以及文化追求的特殊性，而在文化功能上有所变化。这些变化了的文化功能，自它产生之日起，就随着影响力的扩展而成为诗歌创作者必须关注的文化因素。作为诗歌创作抑或写作的前提性条件，诗歌的文化功能经常为士人在创作诗歌时或遵循或有意识地疏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考察宋代文化生态对诗歌品格生成与发展的影响，亦应关注宋代诗歌的文化功能的变化与发展。
五是宋代士人文道观念与诗歌品格关系问题。文化的心态文化层包含着社会群体的审美情趣与审美诉求。宋代士人具有高度的理论创造意识与理论自觉精神。其中，他们对文道关系的探讨，标志着宋代士人对于文学本质以及文学与哲学是否具有同一性等问题形而上思考的高度。宋代士人自觉形成的这种循“名”核“实”的传统，在宋人别集、笔记以及宋人文论中比比皆是。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士人因其文化传承与文化品位和文化追求的不同，实质上是归属于不同的文化阶层或文化群落的。不同的士人阶层有其不同的文道观念。而在其诗歌创作中，这一阶层的士人又往往在贯彻其文道观念的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贯彻形式，也表现出他们贯彻文道主张与文学创作的特性上。显然，宋代士人文道观念影响到宋代诗歌发展历程、诗歌品格的生成，对彼时诗歌的题材、主题与诗歌风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对宋代诗歌品格与文化生态关系进行考察时，就必须注意到不同宋代士人阶层的文道观念对其诗歌创作及其诗歌品格生成的影响。
六是宋代理学文化思潮与诗歌品格关系问题。理学无疑是宋代士人的杰出文化贡献。据对《四库全书》收录的宋代士人200部别集175位作者进行分析，有理学学缘、理学素养，或者受到理学人物影响的士人就达到106人之多。可以说，自北宋中期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重要形态而逐渐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之后，相沿至南宋末年，对宋代士人的人生终极追求、人生价值判断等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不管是从艺术生产还是从意识形态理论出发，要对宋代诗歌发展历程、诗歌品格及其发生影响的诸要素进行探讨，显然不能不对宋代理学加以注意。从理学文化思潮角度来切入诗歌研究，则能较为妥帖地把握理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诗歌发展历程及其品格生成等诸因素的影响。因为，作为文化的理学，其产生、发展以及与其他文化形态所发生的各种复杂关系，归根结底是宋代文化诸形态的相互作用，而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便表现为各种文化思潮的消长上。
上文从“唐宋诗之争”、“宋贤精神”等宋代文学研究所必须关注的重大文化问题出发，考察了宋诗研究可以采取的文化生态研究的理论元点、可能性及研究路径等问题。可以设想，从文化生态概念出发，衡量宋代文化生态部类对宋代诗歌发展历程所产生的影响，进而确定文化生态对于宋代诗歌品格生成与发展诸方面所产生影响的条件、过程，顺次而进行相关研究，当能为宋诗研究开拓一条新路。基于宋代文化生态与诗歌关系的诸因素考虑而确定的研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学术探索性质，注定其研究进路会遇到很多学术挑战。惟其如此，自然愈发显出从文学生态角度对宋诗发展历程及其品格生成进行研究的学术价值。
第四节 研究理念及研究视角：散点透视与关注焦点问题
2008—2014年间，因为撰写《中国诗歌研究史》（宋代卷）的机缘，我曾经集中了六年多的时间，对百多年来宋代诗歌研究代表性学者的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研究所见，百年来优秀学者的治学理念和研究路径取法不一，各有所长：或注重文献梳理与考证，以此为哲学方法论指导下的论证过程提供翔实的证据支撑；或重视中西比较，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视野，理论思辨严密；或重视把文学研究放在宏阔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之下，建构其研究体系；或重视综合使用文献考据、文本分析、理性思辨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这些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里所进行的积极有益探索，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42]
新时期以来，国内外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可以归纳为三类六种：第一类是“史述式”的编撰体例。这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学术史志类撰写体例的继续和发展。这种编撰体例主要包括两种编撰方式：一是以历史的时间发展顺序为线索的史述式编撰体例；二是以研究问题为提纲而以历史的发展顺序为线索的编撰体例。第二类是“史论式”的编撰体例。包括两种：一是以发现研究历史中的内在发展规律为目的的史论式编撰方式；二是以历史的时间发展顺序为线索的史论式编撰体例。第三类是“关注问题式”的编撰体例。包括两种：一是以历史的时间发展顺序为线索，着眼于学术历史发展、演变进程中的某些问题而展开研究的编撰体例；二是以关注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为特征的编撰体例。[43]
其中，“关注焦点问题”式的研究方法，其长处在于，以关注焦点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能够把研究的着力点集萃于具体的问题上，避免游谈无根、治学空疏的弊端，使研究的注意力转移到学术史进程中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和代表性问题上来，惟其如此，才可能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显然，以这种研究方法或者说是编撰体例来进行研究，更为符合当下学术研究的理念。当然，以这种编撰体例来撰写研究课题亦有其弊病：受著作学术视野、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所限，不同的著者会关注不同的“焦点问题”，既容易关注细小问题，也容易以偏赅全，其著作亦因为以“问题”展开而缺乏明显的史的发展线索。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素养，才能抓准“焦点”进行研究。
以百多年来优秀学者的治学理念和研究路径为重要参照，按照目前学术界所强调的“解决问题”式的研究理念，本书准备采用“关注焦点问题”式的研究方法来切入课题研究。为了弥补“焦点问题”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本书借鉴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散点透视”原理，力图从整体上对宋代诗歌品格、宋诗发育流变历程等问题进行“文化生态”的考察。所谓“散点透视”，指的是作为主体的观察者，其观察点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也不受固定视阈的限制，而是根据需要，移动着立足点进行观察，凡各个不同立足点上所看到的东西，都可组织进自己的观察视野中来。这种观察的方法，叫做“散点透视”，也叫“移动视点”。中国山水画能够表现“咫尺千里”的辽阔境界，正是运用这种独特的透视法的结果。故而，只有采用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原理，艺术家才可以创作出数十米、百米以上的长卷。如《清明上河图》等，都是用这种方法实现的。而如采用西画中“焦点透视法”就无法达到。南北朝时期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已经指出：“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阆（昆仑山）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44]已经精辟地指出了以“散点透视”法把握复杂景物的优越性。仔细想来，“散点透视”作为方法论而言，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的特征，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同样道理，这一方法对于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也是适用的。本书借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可以从宋代诗歌的“文化生态”的主体部分着眼，对宋代诗歌的整体风貌及其形成原因、宋代诗歌的发生发展史、文化的一些因素对诗歌的影响等进行考察，以期揭示宋代诗歌特质的形成原因、制约因素和发生发展助力等，从而实现推动宋代诗歌研究的目的。显然，以“散点透视”方法提取与诗歌品格发生联系的“文化生态”的主要部类，进而采用“关注焦点问题”来深入展开课题研究，这对于构建研究体系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学术研究的任何尝试，都是要付出艰辛努力甚至代价的。且不说以“文化生态”研究文学本身是新的课题，“文化生态”本身亦有很大认识歧义，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传统而言，朴学考据、重现象描述而轻学理探讨、重文学本位研究而轻问题研究等，目前还有很大影响力。以理论探讨尚有歧义的“文化生态”来切入本来已有一定学术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冒一定风险的。不过，惟学术求真故，想来也容易为学界慢慢接受，并注意到这一研究视角所带来的益处。可喜的是，尽管学界对“文化生态”概念有很多认识上的歧义，但并不妨碍学者们以此为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从事各自学科的研究。与“文化生态”理论的完善化进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视阈投射在“文化生态”理论构建及其相关应用研究方面，并产生了一批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如《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文化生态与中国古代散文思想的嬗变》、《文化生态与中国古代文学论丛》、《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及《莆仙戏剧文化生态研究》等。上述专著对“文化生态”的理解有明显差异。从中可见，大部分学者所理解的“文化生态”，侧重于文学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中的文化制度、社会风气和地域文化等方面，而对诸如士人文化心态、文化观念、文化思潮以及文学的功能等“文化生态”层面缺少必要关注。从研究角度而言，大多数研究专著也没有关注到文学部类的文学品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历程与“文化生态”部类发生关联的途径、条件、关节点和生成机制，一些研究成果仍然习惯于采用静止的、机械的简单比附方式研究文学的文化生态，而不是从联系的角度关注文学品格生成、发展的动因、机制、条件及作用渠道等。有鉴于此，本课题虽亦用“文化生态”对两宋诗歌品格及其生成因素等进行研究，但因为采用“散点透视”整体把握下的“焦点问题”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开展课题研究，这就能够比较好地处理全局与局部、现象与过程等各种关系。由此之故，本书的研究重点不是简单梳理现象，而是重在探讨文学品格与文化生态诸要素的关系，亦即重点关注两者发生联系的途径、机制、关节点，以及文学品格生成与发展的文化条件、历史空间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可见，本书与时贤的“文化生态”研究视角、研究理念乃至研究方法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本书是笔者运用“文化生态”理论研究文学品格及其生成的一次尝试，希望研究者都来关注“文化生态”及其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并应用于研究实践，以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展开。
[1] 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8页。
[2] 王若虚：《滹南集》卷三十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第465页。
[3]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6页。
[4] 蒋寅：《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南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5] 王夫之：《姜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页。
[6] 刘绩：《霏雪录》，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第689页。
[7] 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八，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第46页。
[8]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09页。
[9] 转引自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宋辽金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10] 陈衍：《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7页。
[11] 翁方纲：《石洲诗话》，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12] 缪钺：《诗词散论》，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35页。
[13] 韩经太主编：《中国诗歌通史》（宋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14] 张高评：《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自序》，“国立”成功大学出版组2000年版，第1—8页。
[15] 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
[16] 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17]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18] 参见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345页。
[19] 参见雅克·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文立译，《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雅克·勒高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保罗·利科：《历史学家的技艺：年鉴学派》，王建华译，《历史学家的技艺和贡献》，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3页。
[20]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 参见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宋辽金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22] 参见陈友冰主编《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9页。
[23] 参见王培友《两宋理学“气象”涵蕴及其诗性品格》，《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4] 参见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5]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82页。
[26] （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61页。
[27]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386页。
[28]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501页。
[29] 《元典章·圣政一·饬官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8页。
[30] （清）刘熙载：《诗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45页。
[31] 李翔海：《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的特质与意义》，《光明日报》2005年8月9日。
[32] 张燕清：《福建文化生态与历史文化继承》，《东南学术》2003年第5期。
[33] 丁武军、付美蓉：《古民居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34] 孙卫卫：《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理论探索》2004年第3期。
[35] 陈定秀：《本土民族文化的价值与保存》，《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
[36] 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37] 胡世庆、张品兴：《中国文化史》“导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38] 转引自冯天瑜等主编《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39] 参见黄宗羲等《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页。
[40]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41] 参见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9页。
[42] 参见左东岭主编《中国诗歌研究史》之“宋代卷”，共十一章，本卷为王培友所撰，共15万字。
[43] 王培友：《论宋代诗歌研究史的撰写理念与研究方法》，《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44] 转引自徐英槐《中国山水画史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