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赵敏俐

宋代诗歌是继唐诗之后中国诗歌史上又一个重要时期，它是在唐诗基础上的发展，又以其不同的时代风貌与唐诗交相辉映，当然也引起了自南宋以后的唐宋诗之争。鉴于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少有争议的崇高地位，如何认识宋诗就成为千年以来学界不断讨论的话题。近年来，关于宋诗的研究不断深入，宋代诗歌迥异于唐代诗歌的艺术与文化特质也逐渐被揭示，“宋调”也因此成为与“唐音”并立的诗歌范式而被学界所认可。然而，如何从更深更广的文化层面来认识宋代诗歌，还有着巨大的开拓空间。

《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一书，正是培友博士力图在当下宋诗研究丰硕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拓。宋诗所以异于唐诗者，学者们已经从多个层面进行过讨论，从“性情”与“才学”之别，到“盛唐气象”与“宋贤精神”的对比，从作品风格到艺术技巧上的差异，从社会变革到诗人心态的不同，等等，都有人做过相关的研究。而培友博士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把握宋诗。他认为宋诗之所以异于唐诗而别开新境，是因为宋代有一个不同的唐代的“文化生态”，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宋诗，形成了独特的“宋诗品格”。

我们知道，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是近三十年来的基本方法，它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认识文学的一个突破，由此大大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也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以宋诗研究为例，近年来人们已经从两宋时代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家族文化，特别是宗教、哲学、思想文化等方面对宋诗的生成与特点做过很好的论证。那么，培友博士在此书中引入“文化生态”的概念并作为宋诗研究的突破点，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在我看来可能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是将上述文化不再看成是宋诗生成的“背景”，而将其看作是直接作用于宋诗生成的有机要素；它不仅是从宏观上决定宋诗创作的文化条件，而且是相对微观的环境条件，甚至是直接作用乃至渗透于诗人的写作动机、诗歌主题以及诗体结构中的一种内在的东西。第二是在此基础上认识宋诗发展的基本走向和艺术特质，进而探讨其生成的过程及方式。由此，作者在对宋诗进行总体把握基础上所概括出来的“宋诗品格”，也有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既涉及诗歌的内容，诗歌的境界、气度、精神，也要涉及诗歌的题材、主题、审美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既是对以往关于宋诗研究的深化和细化，也是一种新的综合和系统化。

如此说来，关于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便成为一个很大的题目，如何进行把握同时也成为对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考验。培友博士对此做了很好的处理。第一是选取了最能体现宋诗文化生态的几个大的方面，第二是关注焦点问题，在每个大的方面中选取了一些特殊个案进行研究。这样既避免了宏大叙事所带来的空疏，又将这个大的题目做到了细处。举例来讲，如宋初诗坛上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所以流行，与统治者的提倡、君臣唱和、馆阁唱和有重要联系，自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出则诗风为之一改，这其中自有多种原因，学界也有探讨。培友博士通过对台谏制度设立、田锡、范讽、范仲淹为台谏官等事件进行考察后认为，在北宋，似乎有一条“台谏官—政治主张—历史事件—士人呼应—士人气节”这样一个互相关联的历史主线存在。而士人气节的追求，又直接催生了士人的功业心态、帝师心态、闲适隐逸心态等，并内化为士大夫的典型文化人格。台谏官的讽谏主张往往形成政治事件，由此而成为某一历史时期重大政治措施、政体变革和社会风气变化的导火索，由此影响士人心态。同时，台谏官的遭遇，往往也对诗歌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认为，将台谏制度纳入宋初百年诗歌发展的考察视野，由此来看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发生、宋人在诗歌创作中对文道观念态度的变化、诗歌创作心态的变化和艺术审美风尚的转变等现象，就会有一个比以往的研究更加明晰的认识。再如，“文道观念”是两宋诗人诗学思想的审美理想的核心内容，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对此重视不够，提起文道观，往往以理学家周敦颐的“文以载道”和程颐的“作文害道”以概之，并由此而产生了对于宋代理学家“重道轻文”的批评，很少对宋代诗人群体的文道观进行系统的分析。培友博士认为，从两宋士林群体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其分为“文章之士”、“传统儒学之士”和“道学之士”三类，他们各自对于“文”与“道”的理解都有差异，其文道观念既有时代的共同特征，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文章之士在文道观的讨论中更为重视“文”的独立性和本体地位，道学之士的文道观中既有重道轻文的一派，也有文道两分的一派，传统儒学之士则侧重于从现实生活体用的角度来认识文道关系。因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文道观念，这三类士人的诗歌创作也因此而不同。正是这三种类型的文章观念的互相激扬，才最终形成了宋人文道观念的时代特征。他的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的，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说文道观念是宋人诗学思想与审美理想的核心内容，为什么宋诗的品格与文道观念有这么紧密的联系。

培友博士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文化生态是个复杂的概念，它既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内容，也包括了观念的和心态的内容，为此他选取了制度文化、政治事件、地域文化、诗歌功能、文道观念、理学思潮等六个方面展开论述，试图更大范围地概括宋代诗歌文化生态的诸多方面，并通过个案的解剖，来说明两宋文化生态对宋诗品格生成的多维作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讨论了诗歌品格与文化生态发生关系的途径与机制。培友博士认为：“诗歌品格——文化生态”发生关联的途径与机制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实践主体与创作主体的同一性身份。当创作主体试图表达这些社会身份属性特征的时刻，诗歌品格包括题材、内容、主题、风格以及表达形式、审美追求等，其实已经是被内在规定了的文化特性所决定。其二是创作主体的诗歌功能认知和实践。创作主体的生活诉求与人生理想实现的需要，往往导致创作者借诗歌的形式来实现。其三是实践主体以审美的方式实现文化生态与诗歌品格的会通。而这种审美方式与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又是密不可分的，这使它在与传统的对接中实现并由此展现出自己的个性。这体现了作者试图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学术架构的可贵努力。

从两宋的文化生态入手来研究宋诗品格，这是一个充满了创意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如作者所言，本书中所讲的文化生态既包括物质的、制度的，也包括观念的、心态的，具体来讲，本书中所论及的文化生态就有文化制度、科举制度、地域文化、文道观念、理学思潮等等。而所谓品格，涉及诗歌的境界、气度、精神、题材、主题、审美取向等，两者都是复杂的概念，因此，如何将这两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在我看来难度实在有些太大。培友博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采取了“关注焦点问题”和“散点透视”的方法来对本书进行把握和论述，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相对于这个大课题而言，这种关注焦点和散点透视相结合的方式，在我看来只能算是完成这个大课题的初步探索。关于宋代文化生态所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而宋诗品格的诸多方面，本书也有好多方面没有论及，相应的，有的阐述也还不够透彻。至于如何在二者之间的结合中建构一个新的理论阐释体系，还需要在更多的微观研究基础上再进行宏观的把握。在这方面，作者还有好长的路要走。不过，本书能够达到现在的程度，也已经非常不易了。

培友博士有很高的治学理想与人生志向，2005年起跟随我学习，其博士论文题目即为“北宋前中期诗词风貌与文化生态”。在读书期间，他刻苦勤奋，研读原著，几乎遍览了北宋文人别集和后人所编宋代诗文总集，为他的宋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又注重理论修养的提高，认真学习古今中外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有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善于思考问题，力求在学术研究中将史与论结合起来，取得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2008年博士毕业后又到北京语言大学跟随韩经太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在韩老师的指导下有了更大的进步。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培友请我作序，我很高兴。略书如上，为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同时也希望培友再接再厉，将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2015年5月30日于会意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