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

（一）熟人社会不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人类社会早期或其他某个社会阶段，由于受到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自然经济，以及以“单位”和“组织”为纽带的行政依附型计划经济的影响，^[3]形成了相对熟人社会。中国也不例外，而且其所经历的时间及其表征更为明显。

在熟人社会中，人的保持适度距离的潜意识本能被熟人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其人情关系等所掩盖，从而形成一个个相对孤立的家族社会、部族社会、宗法社会或“单位”社会，人性弱点或人性“恶”的一面在人与人过分近距离接触中而得到膨胀。但人性中的道德异化又容易被熟人间的人情关系、组织关系所遮掩。所谓权谋术、诚信缺失、内耗以及奴性、服从与中庸等人性弱点在熟人社会中就表现得更为显著。因此，熟人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理模式：一方面，这种人身依附性的熟人社会通过血缘、人情或组织关系维系着一个个家族、部族或“单位”秩序，从而形成部族、家族或“单位”治理的宗法制度；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浓缩，国家治理就是一种放大的部族、家族或“单位”治理的宗法制度。故熟人社会实质为人情社会，也就是人治社会。

从古代中国来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崇“三纲五常”的礼制，以及国家层面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和家族层面的宗法制度，构成了熟人社会主要的治理模式。同样，计划经济不仅要求政治框架中的专制，而且在价值追求领域和对价值的追问中亦要求集权的思维图像。^[4]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也不例外，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道德异化和集权政治等诸多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特征。

由此可见，虽然这种植根于特定的农耕经济、游牧经济或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熟人社会在有些国家也有过特定历史阶段意义上的成熟国家治理，如古代中国的盛唐时期、康乾盛世等，并对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从近现代社会人性权利需求基于特定条件的彰显来看，却不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缓慢或民主法治比较薄弱。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经济发达的阿拉伯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缓慢或民主法治比较薄弱，固然因素很多，这类国家除受到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影响外，还因为这类国家的经济发达主要依赖于石油资源，而非工商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达，仍较多保留了以部族或家族为单位的熟人社会特征等。

（二）陌生人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陌生人社会是相对于熟人社会而言的，两者均具有相对性。在工商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和移民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人与人保持适度距离的陌生人社会，从而构成了相对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以陌生人社会为主导的公共社会。这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或移民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这从根本上有别于乡土社会、宗族社会或“单位”社会。这是公民及其公民社会形成的根基，也是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度距离的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结构不仅减少或降低了人性弱点或人性“恶”的一面发挥或膨胀的概率，而且也有利于人性“恶”的认识在陌生人社会中得到真实表达与有效实践。比如“人性天生罪孽深重，所以热衷于制定规则”^[5]；“人类自然本性是腐败的，因此为了维持法律和一定的秩序，便需要社会控制制度”^[6]；“如果说人不是恶魔的话，那么人也并不是天使，人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者，这一事实使得相互克制或制衡的制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7]，等等。因此，人的原始不信任消解在法律信仰及其制度信任基础上，并进而实现人际交往的社会运转。^[8]

市场经济、人口流动、相对独立的“小家庭”社会结构、符合人性的道德及其信仰文化、权力分工与制衡以及法律制度的构建等就成为陌生人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社会中有别于家族治理的公司治理就是国家治理的缩影。

因此，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就成为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也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只有也应当以陌生人社会作为社会基础。一般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变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