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时局变化：变法·更化·党锢·调一
陈师道从弱冠至离世的这段时期，正是北宋时局动荡不安的时期。
一 熙宁变法
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以王安石参知政事，由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32]。四年二月，又“更令科举法，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33]。八年六月，颁王安石所训释《诗》《书》《周礼》三经于学官，号曰《三经新义》，“自是先儒之传、注悉废矣”[34]。熙宁变法不仅变更了祖宗法度，还直接引发了新、旧两党之争——围绕着新法的废立问题，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所谓新党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变法革新的所谓旧党同时产生。由于新党一开始就得到了神宗皇帝的支持，旧党逐渐失势并纷纷离开京城，如：熙宁二年六月丁巳，罢御史中丞吕讳，知邓州[35]；八月，罢知谏院范纯仁，知和州[36]；冬十月丙申，富弼罢，出判亳州[37]；三年夏四月戊辰，贬御史中丞吕公著，知颍州[38]；己卯，赵抃罢，知杭州[39]；癸未，以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罢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40]；四年夏四月癸酉，以司马光判西京留台，出直史馆苏轼通判杭州[41]，等等，直到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新党一直得势。
二 元祐更化
神宗死后，根据遗制，年仅十岁的哲宗赵煦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同听政，次年（1086），改元元祐。从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到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这段时间，军政大权一直掌握在高太后手中。因高太后亲近旧党，掌权后立即擢用旧党中人，“悉改熙宁、元丰旧事”[42]，如：元丰八年五月，诏起司马光知陈州，寻迁门下侍郎[43]；秋七月戊戌，以吕公著为尚书左丞，诏罢保甲法[44]；十一月，罢方田[45]；十二月，罢市易法，罢保马法[46]；元祐元年二月，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罢章惇，知汝州[47]；六月甲辰，贬吕惠卿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48]；八月，诏复常平旧法，罢青苗钱[49]；五年五月，以苏辙为御史中丞[50]；七年六月，以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梁焘、郑雍为左、右丞，韩忠彦知枢密院事，刘奉世签枢密院事[51]；八年七月，召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52]，等等。
三 绍圣党锢
元祐八年冬十月，哲宗亲政，次年（1094）四月改元绍圣。由于此前国柄一直掌握在高太后手中，哲宗虽名义上为皇帝，却不敢参政议事[53]，这不免于无形中滋生了他对高氏之政的逆反心理，也加剧了他对高氏所青睐的那些元祐党人的仇恨，故此，亲政后立即擢拔新党中人：宫[54]，又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55]，绍圣中，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56]，又移宾州安置[57]。元符末，移化州安置[58]，等等。作为旧党成员的苏轼、苏辙兄弟以及与其多有关联的苏门四学士自然也难脱此番厄运，如苏轼：绍圣元年四月，黜知英州[59]，六月，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60]，四年闰二月，再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61]；苏辙：绍圣元年三月，出守汝州[62]，六月，降知袁州[63]，寻贬筠州居住[64]，四年二月，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居住[65]，元符元年（1100）三月，移循州安置[66]；秦观：绍圣初，出通判杭州[67]，途中改谪监处州茶盐酒税[68]，绍圣中，徙郴州[69]，绍圣末，移横州编管[70]，元符初，移送雷州编管[71]；黄庭坚：绍圣二年（1095），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72]，绍圣末，自黔州移戎州安置[73]；张耒：绍圣末，谪监黄州酒税[74]，元符二年（1099）秋，贬监复州酒税[75]；晁补之：绍圣初，坐修《神宗实录》失实，先后出为应天府、亳州通判[76]，绍圣末，责监处州盐酒税[77]，等等。总之，从元祐八年冬十月哲宗亲政，到元符三年（1100）春正月哲宗去世，新党重新得势，旧党再次放逐[78]。
（元祐八年十二月）吕大防为山陵使，甫出国门，杨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帝即召对，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王安中、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与王安石学术之美，乞召章惇为相。帝深纳之，遂复章惇为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王中正复遥授团练使。……绍圣元年二月丁未，以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润甫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故有是命。……（三月）以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夏四月，以张商英为右正言。……壬戌，以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帝有绍复熙、丰之志，首起惇为相，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遂引其党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责，协谋报复。……召蔡京为户部尚书。以林希为中书舍人。……闰月壬申，复以陆师闵等为诸提举常平官。五月，以黄履为御史中丞。[79]
在擢拔熙、丰旧臣的同时，又积极“绍述”熙、丰政事、法令：
（绍圣元年夏四月）丁卯，章惇请复行免役。差、雇两法，置司讲议，久而不决。蔡京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讲为！”惇然之，雇役遂定。初司马光尽革熙、丰之政，而罢雇役复差役独于人情未协。至是，京、惇相倚，遂执以为词，复行免役法，识者愈见其奸。[80]
李清臣冀为相，首倡绍述之说，以计去苏辙、范纯仁，亟复青苗、免役法。[81]
（绍圣元年）八月，罢广惠仓，复免行钱。[82]
伴随着新党人士的重新上台与熙、丰之政的绍述，宋廷亦拉开了禁锢、打击元祐党人的序幕，如吕大防：绍圣元年（1094）三月罢左相，出知颍昌府，寻改知永兴军[83]，七月，贬郢州居住[84]，四年（1098）二月，责授循州安置[85]，四月，赴循州途中，卒于虔州[86]；刘挚：绍圣元年七月，贬蕲州居住[87]，四年二月，责授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88]，十月，卒于贬所[89]；梁焘：绍圣元年七月，谪鄂州居住[90]，四年二月，责授雷州别驾、化州安置[91]，十一月，卒于贬所[92]；刘安世：绍圣元年七月，贬南安军居住[93]，三年八月，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94]，四年闰二月，送高州安置[95]，元符末，移梅州安置[96]；范祖禹：绍圣初，出知陕州[97]，寻提举明道
四 建中调一
由于哲宗未留下任何子嗣，皇位由其弟端王赵佶继承，是为徽宗。徽宗即位后，敬重忠直，“欲开正路”。《宋史纪事本末·建中初政》载：
（元符三年）夏四月丁巳，复范纯仁等官。时纯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赐以茶药，谕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虚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医之？”纯仁顿首谢。徙居邓州，在道，拜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乙宫使。制词有曰：“岂惟尊德尚齿，昭示宠优，庶几鲠论嘉谋，日闻忠告。”纯仁闻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既又遣中使趣纯仁入，纯仁乞归养疾，帝不得已，许之。每见辅臣，问安否，且曰：“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98]
范纯仁之所以得到徽宗赏识、敬重，正是因为他的“言事忠直”。正因徽宗赏识、敬重忠直，绍述期间遭贬的忠直之士陆续召还，朝中那些奸佞小人则相继被黜。如元符三年四月乙酉，蔡卞罢[99]；己丑，追复文彦博、王珪、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官[100]；九月辛未，章惇罢[101]；冬十月，蔡京、林希罢[102]；丁酉，以韩忠彦、曾布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103]，等等。但因曾布等人于徽宗面前“密陈绍述之说，帝不能决”，最终下诏改元“建中靖国”，其意即欲调和新、旧，“消释朋党”[104]。《宋史纪事本末·建中初政》云：“十一月庚午，诏改明年元，时议以元祐、绍圣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105]《宋史》卷三百四十五《任伯雨传》亦云：“建中靖国改元，当国者欲和调元祐、绍圣之人，故以‘中’为名。”[106]曾布也曾提到徽宗的这种用意：“陛下欲持平用中，破党人之论，以调一天下，孰敢以为不然？”[107]这就是所谓的“建中调一”。只可惜好景不长，这种国策仅实施一年便中途夭折，随之而至的是较之绍圣党锢更为严酷的崇宁党禁。
总之，陈师道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时局动荡、政事反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