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时空下的全球通用语》，意在以历史为经，以地域为纬，将语言连衬文化这张大网，由点及面，抛向全球，撒向未来。当语言的民族性和历史性结合在一起，展开的便是一个文化背景下语言的故事。

萨丕尔说，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非本能的、借助一系列自然产生的符号来表达思想、情感及需求的手段”[1]。人们正是借助词语和话语所指向的共同体验，分享现实、思想和经验知识，并把它们纳入人类共享的世界知识中去。要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和分享这一宝贵的知识财富，建立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即“全球通用语”，就成了人类共同的心声。

全球通用语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事实上，语言的通用性发展，自人类诞生之日便已经开启。部落、部族之间思想和技术的交流需要借助语言。交流一经产生，彼此间话语的相互影响便促成了语言共性的出现，继而产生了通用性。后来在某一区域出现了王国，其主流语言就逐渐流向这一区域其他的部落和种族，同化了这一区域其他的语言，导致了早期通用语的出现。在王国与王国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中，强势国家的语言逐渐在该区域脱颖而出，形成了该区域的主导力量，随之在多个国家中实现了通用性，这就是“国际通用语”。“全球通用语”的出现，应该以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地理大发现为标志，这与全球化时代的开启大致同步。全球化促使世界范围内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之间人们的彼此接触。在全球这个舞台上，西方大国相继登场，先是西班牙、葡萄牙，之后是荷兰、法国、英国，再就是俄罗斯和美国，纷纷将自己的语言推向世界。鉴于英语国家（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在世界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技术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英语顺理成章地成了全球范围内人们交流的共同媒介，即“全球通用语”。在全球化运动进一步深化的今天，区域性的，乃至全球性的超国家组织方兴未艾，鉴于英语的全球通用地位，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英语列为第一工作用语。从当前情势看，英语的全球通用有着不可逆转之势，但也并非永远地必然如此。

得益于文艺复兴释放的巨大能量，在将西方文明推向全球的同时，西方国家规定了现代性的意义，为全球化建立了注脚。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优势与缺陷均展露无遗，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现代性”和“全球化”继续发酵，其正当性受到越来越多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质疑。在20世纪初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人类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建设方面可谓成就卓著，但对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的破坏也是史无前例的。时代呼唤对人文精神的回归，精神文明亟须健康发展，其关键在于人类的自我完善，在于对个体价值与尊严的重新认识。由于整个人类是由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民族或者群体组成，这就需要展开切实有效、平等自觉的全球文明对话。在当今世界，盛行多年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思维已经不合时宜，体现平等、仁爱思想的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一旦人类价值观发生了变故，话语格局必然随之发生新的改变，这是极其自然的。

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永恒的通用语。回顾通用语的历史，古埃及语、阿卡德语、梵语和波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他们在各自的时代无不璀璨无比、独占鳌头，但都无一例外地在属于各自的时空中划过一道彩虹之后相继消逝。“在21世纪的今天，即便像英语这样有着广泛领地的语言，也不可能做到无坚不摧”[2]，因为人口增长、贸易与文化权力的格局不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变化，更何况任何一种语言传统随时都有可能孕育出重大的创新。

就国力而言，时下的美国仍是第一号世界强国，其影响力仍然是压倒性的，英语的全球通用地位还将维持很长一段时期。但是，新的情势也在萌芽，欧盟的GDP已经与美国旗鼓相当，中国也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另外还有其他的竞争者，比如印度等。这些国家正在积聚力量，未来的世界将呈多极化的格局。[3]在这一格局里，英语的全球通用语地位会不会被其他语言取代呢，比如汉语、德语、印地语，或其他？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以为，正如未来的全球文化将呈多元化发展一样，全球通用语也必然带上这一印记，那就是以某一语言为主体，同时融入若干他者语言的成分，蕴涵一种平等、尊崇的人文精神，广为世人享用；同时，在不同区域，人们还将继续使用代表自身认同的民族语言。也就是说，未来的时代将是双语时代。随全球一体化的深度发展，最终世界上的语言将融为一种语言。即便如此，各区域也仍会呈现出不同的方言，那正是标准全球通用语获取养分的泉源。

在现阶段，人们已经接受了对国家民族语言和全球通用语折中的“双语制”原则，两者体现各不相同、互不重叠的功能：前者满足认同和归属的需要；后者体现国际交流的功用。随全球化运动的进一步深化，人们的国籍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世界公民”意识将成为人类共识，国家民族主义最终为地球人类主义所取代。届时，原来国家层面的权力集中到了超国家或国际的层面，国家要求公民忠诚的做法在全球化层面已不复存在，个体借助于“全球通用语”在更加宽广的舞台上为了充分的施展自我而自由流动。一旦一个前所未有的数量庞大的人群学习使用这种通用语，普遍的交流也将迎合这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又将有若干的语言面临消失。对此，我们自不必惶恐。因为就语言而论，它自古就有“聚变”和“裂变”两种发生方式。当人们趋于和解的时候，聚变就成了常态。

有语言学家认为，由于语言的未来和过去充满了意外的变迁，“语言的历史本身无法诠释历史，或者预见未来”[4]。然而，从语言通用性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总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毕竟，历史的最大功用就在于昭示未来。

2011年6月于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

[1]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2]［英］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3]［美］艾米·蔡：《大国兴亡录》，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4]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