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湖湘文化之经世致用思想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逻辑起点

湖湘文化有着经世致用的悠久传统。通经致用，即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经邦济世，这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一种优良传统。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特征更为鲜明。从屈原、贾谊伊始，经世学风在湖湘大地就广受推崇，到了宋代就已经初步形成，胡宏、胡安国、张栻等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就有了浓厚的经世致用意识。明末清初时期，湖湘大地经世致用的思想更为繁盛，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对知与行关系的再认识。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传统儒学大家更加强调知的统领作用，认为知重于行、知高于行，指导着行。但是明末清初湖湘大儒王夫之明确反对把知与行割裂开来，主张“知行相资以为用”[18]，同时他更加强调，行是知行矛盾关系的主导方面，比知更为重要：“行焉，可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收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19]“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也。”[20]

到了晚清时期，湖湘学人将经世致用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乾嘉时代，陶澍、贺长龄等人在全国正式首倡经世之学，使千百年来氤氲荏苒于学者著述之中的经世之学从隐学变为显学；道光年间，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将经世致用思想提升到“向西方学习”的更高境界；咸同年间，曾国藩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二字，将“经济”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首倡“理学经世”之说并身体力行。此后的谭嗣同、陈宝箴、黄兴、宋教仁等志士仁人，更是将经世致用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先后谱写了维新、革命的壮美篇章。正如学者王兴国所说：“诚然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表现是有程度不同之区别的。例如清代汉学盛行时，在某些省份经世致用思想是不被重视的，但是在湖南却是始终一贯的，到了近代则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21]

毛泽东早年即受到湖湘先贤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回忆其师杨昌济一向强调知行统一和力行的重要性时曾说：“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22]革命战争年代，他对知行之间逻辑关系的体会更加深刻。在《实践论》中谈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时，他用带有湖南味的话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23]实际上，经世致用思想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认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24]因此他反对空喊口号，而是对群众的物质生活和具体困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大革命时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就主张：“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25]他认为，只有将群众日常生活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他们才能够认识到共产党人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群众才能真正认可并支持共产党。到了陕北以后，他提出：“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26]从毛泽东上述讲话中所列的种种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农村建设、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考虑得非常周密和细致的，对群众的具体利益是非常关心的。其经世致用（一切为了群众之用）的思想表达得可谓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