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特点，然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市场经济体制拿来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所用。众所周知，经济是基础，经济体制的变革直接牵动着整个上层建筑乃至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重大转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的，也是世界上包括西方经济学家在内各派学者所不可想象的，因为历来都是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看成是同一个东西。这一突破的意义非同小可。而这一突破首先归功于邓小平。

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邓小平起了决定的作用。他思考这个问题达十二年之久，论述这个问题达十二次之多。早在改革开放刚刚提出来的时候，1979年11月，他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这是我们党领导层中以肯定的、断然的语气讲社会主义有采纳市场经济方法之必要的最早的声音，但当时他的思想还没有成为全党和理论界的共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市场及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了提高，情况逐步有了改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个文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3]1992年春天，邓小平又第十二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南方谈话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受到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在广大干部和学者的深入热烈的研讨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于1992年5月28日正式决定，在党的十四大上要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出新的论述。这样才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可以说，至此，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真正明确了主攻方向。

为什么把市场经济体制拿来为中国社会主义所用？其必要和可能的客观根据主要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平和发展成为主要问题的国际大环境。前者通过过去30多年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有了共识，党的十三大报告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而后者，则又突出体现了邓小平的睿智和洞见，体现出他的理论对于传统思维的突破。

虽然从现在来看，时代特征的变化已经比较明显，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世界尚处冷战之时，要看到时代特征的变化并不是很容易。何况在这个问题上还特别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邓小平这方面的伟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两个新的重要判断：一是，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5]，揭示了时代特征的重大变化；二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深刻地揭示了当今时代特征发生变化的经济根源。

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有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一直十分重视东西南北的关系，“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7]，至1984年底和1985年初，他明确形成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思想。后来的形势发展也证明了他这一判断的正确。这是基于国际形势变化而作出的重要判断，为我们实行开放的政策提供了国际环境的依据。须知邓小平提出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对内对外“两个开放”[8]的经济，它的运行是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密切相联的。善于发现国际形势变化的蛛丝马迹，并做出科学判断，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两个开放”的政策，奠定国际环境的依据，这是邓小平的又一突出贡献。

还要进一步注意的是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虽然邓小平本人并没有对这个判断进行理论阐发，但是实际上是为时代特征转变做出了理论上的回应。马克思不仅早就指出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且“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9]。但是过去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本身，向生产力转化很慢，在生产力发展中还没有占主要地位，而被人们忽略了。可是，由于科技成果的积累，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上一系列重大突破，各门基础科学趋向成熟，并且产生交叉效应；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刺激起来的军事研究成果，战后一下子转向为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服务；由于世界市场经济上的激烈竞争促使企业千方百计去占领相关科学技术上的制高点；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工业化带来能源和原材料短缺和环境污染，迫使人们开拓新材料寻找新的干净能源，从20世纪下半叶起，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全球范围悄悄地发生着一场新科学技术革命。这场新科技革命最突出的特点是学科交叉、发展迅猛，并且和生产结合紧密，科学向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在发达国家中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已经从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不足20％上升到80年代的80％。它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要素的结构有了明显变化。邓小平正是根据对这些现象的思考形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地位的形成不仅表明经济发展更加突出地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也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将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而且也改变着经济运行的固有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也是极其野蛮的。他们要通过掠夺物质资源、拼命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来获取高额利润和保持市场竞争中的优势。现在，资本家仍然是千方百计地要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的，但是，更注重通过发展科技，提高生产的效率和水平，参与国际经济金融的合作和交融，在市场上争取更大的份额来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生产效率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生产秩序，他们不仅拿出部分超额利润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缓和工人的不平和斗争，甚至吸收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做法包括采取不少福利政策，来调动工人特别是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在国际上，他们也逐步改变赤裸裸地以武力征服和瓜分殖民地的办法，而是在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同时，主要通过跨国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力、科技力和综合国力的优势，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又把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结起来，使“地球变小了”。各国间的经济、金融、贸易上的合作、交流、交融乃至相互渗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这个大趋势下，争夺和维护利益的斗争十分激烈，但这种斗争又必然是在相互合作、相互渗透中进行的。利益的相互胶着状态，往往造成和则两利，一方的发展要以另一方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相互开放和合作已经成了各国乃至各企业发展的基本前提。正是看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邓小平对未来五十年中国政策作出了判断：“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也不能变。”[10]

邓小平正是从生产力结构变化这个人类社会的根基上来说明了时代特征变化的深刻原因，从而不仅使我们对于搞两个开放有了坚实的依据，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有了新的高度。所以，笔者认为邓小平实现了时代的跨越，即把我们从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带入了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这个时代的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