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展伦理学的缘起及依据
任何科学理论的兴起都是建立在一定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基础上，发展伦理学的兴起也需要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从现实依据看，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态危机构成发展伦理学的现实反思；从理论依据看，发展理论和应用伦理学是发展伦理学的理论渊源。
一 发展伦理学的源起
20世纪下半叶，随着众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控制，发展成为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解决贫困问题。除此之外，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其他的内容，因此，为更加全面地反映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多种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标准相继提出，包括必需品的消费量多少、收入和分配的程度大小、识字率水平高低、健康水平高低和就业状况以及生活质量状况等方面。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非经济要素参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发展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学意义，融入伦理的指导，发展伦理学应运而生。[1]
如此看来，发展伦理学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建设的目标、手段和方法等方面在伦理上的反映。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发展的概念被看成是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的进程被看作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能力，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以及避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遭到破坏。[2]
发展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主要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发展伦理学是借鉴和吸收西方发展伦理学的学术成果，在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一）国外的兴起
发展伦理学的研究肇始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之后兴盛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从时间看，20世纪40年代，印度、拉丁美洲、非洲等国家的学者，如甘地（Gandi）、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和福润茨·法诺（Frantz Fanon）等针对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指导中存在的诸多不良问题，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展开一定程度的批判，并提出实现国家自身的独立与自由，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实现国家本土化发展。以上研究构成发展伦理学的萌芽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尼格·道尔（Nigel Dower）、奥尼尔（O’Neill）等对发展伦理学的研究也有不少贡献。发展伦理学的目的是运用伦理学的智慧，经济学的理性，通过多学科和跨文化的交流，促进全人类的幸福和不同国家的共同发展。
在发展伦理学领域中，美国的德尼·古莱是一位先锋人物。他先后在美国获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在法国获社会计划硕士学位和在巴西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一生致力于发展伦理学的研究，被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尊称为“发展伦理学之父”。他先后去过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开展翔实的社会调研，而且在加拿大、美国、巴西等国家从事教学工作。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理论创作的能力，使他创作并出版了一些关于发展论的著作，如《发展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指南》、《发展经济学中的伦理分析》、《发展的激励因素：平等的关键》、《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等。在这些著作中，古莱阐述了发展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并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实践及自己在不同国家参与的活动实践提出了各种发展伦理战略。他试图运用一种超越“常规伦理”的“发展伦理学”价值体系规范发展的目标、性质以及实施战略等多层面的问题，以消解传统增长发展模式给人们带来的伦理困境，将发展导向更具人性的方向。
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包括学理型和应用型。如果说德尼·古莱重点从学理上建构发展伦理学，成为“学理型”的代表，那么，戴维·A.克拉克则从应用上从事发展伦理学研究，是“应用型”的代表人物。从创作情况看，克拉克主要是与史蒂芬·司切维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合作，在2005年写成《发展伦理学与美国国际发展局》的典型研究报告，并提交给“美国国际发展局”。在这个典型报告之中，克拉克重点报告“西方民主制度”、“标准伦理行动”等实践方面，对存在的诸多现实而迫切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并从政策层面提出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法。克拉克的这个报告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此为契机，美国的一些大学相继开设了发展伦理学课程。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截止到2005年，至少有9个国家的十几所大学开设了“发展伦理学”课程。发展伦理学的发展态势日益明显，如今发展伦理学如同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学科一样，成为一门国际上的显学。
在德尼·古莱和克拉克的发展伦理视野的影响下，其他国家学者也开始了发展伦理学的系统研究，其中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就是后期从事发展伦理学研究者中有巨大贡献的代表。1998年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之所以能够获得此项殊荣，就在于他研究的学术领域宽广，大体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等。从内容上看，学术领域涉及社会选择、社会公正、自由、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道德伦理学等重要课题。如果更具体看，这些课题表现为：贫困、饥荒、健康、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工业化、社会保障、技术选择、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等。阿马蒂亚·森不仅研究社会学和经济学，而且采用伦理学原则确立起来的发展概念来批判现实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不平等、不道义、不发展现象，并尝试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进而提出处理人类发展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危机和问题的原则和途径。这里重点提及“可行能力”的概念以及相关思想。在阿马蒂亚·森看来，“可行能力”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它是一种“实质自由”，即一个人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3]可行能力包括健康与长寿、教育水平，以及体面的生活等。在“可行能力”的基础上，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种以“可行能力/实质自由扩展”为首要目的的发展观。他认为，发展不能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工业化或现代化，财富、收入，这些条件是为人的福利、人的目的服务的。因此，它们只是发展的手段，属于工具性范畴，而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本身。在阿马蒂亚·森看来，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使个人拥有可行能力从而去追求和实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社会生活。由此看来，发展理应是一个与“个人自由和社会承诺”密切联系的过程，是一种逐步扩大人类真正享有的各种经济自由以及其他权利的过程。阿马蒂亚·森指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4]，“发展确实是对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重要承诺”。[5]因而，发展的评估在于考察能够使社会成员去追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有价值的生活的可行能力是否得到扩展。可行能力视角被系统化提出后，迅速引起了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1990年，在已故巴基斯坦经济学家哈克的带领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了第一个《人类发展报告》，以可行能力视角为指导评价世界各国的发展。此后，沿袭这一重要理论思想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成为最受重视的全球性报告之一，并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国内的兴起
虽然近十几年，中国学者才开始对中国发展的现象展开伦理视角的研究，但已经出现较显著的研究成果。若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表现为：关注“类”生存和发展问题和实践、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发展关系中的伦理问题、关注“发展善”的问题。
在国内，首开发展伦理学研究先河的是吉林大学刘福森教授。1995年，刘教授首次提出“发展伦理学”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对发展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以及理论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之后，刘教授发表了关于发展伦理学的一些论文和专著。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刘福森主要从“类”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论述发展伦理。其一，要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进行伦理关怀。刘教授指出，研究发展伦理“是要对当代人类在生产和发展问题上出现的各种困境和危机做一点伦理的研究，从伦理的角度补充在发展观研究上的不足。”[6]发展伦理认为，人作为物种的“可持续生存”理应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追求，合理的发展就是要建立在“生存论”理论基础上，不仅保证全体个人以健康生存的需要为基本目的，而且限制以少数富人的挥霍性消费为目的进行的生产。生存类型包括个人生存和类生存，其中类生存的利益的实现是生存原则中的最高原则，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应成为发展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二，发展伦理是对生态伦理的超越。刘教授认为，传统生态伦理学包括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和自然主义中心生态伦理学。两种理论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是对当时社会发展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反思的理论，各具有指导人类实践的优势，但双方又具有局限性。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把人类利益作为终极标准，自然生态伦理学则把自然系统的平衡作为人类行为的判定标准。从共性上看，这两种伦理学都没有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在刘福森教授看来，最好的伦理学是建立新的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是把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利益看成是爱好和保护自然界的价值和伦理根据，是对生态伦理学的超越。其三，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基于上述内容，刘教授则认为，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的关系，首先要确立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与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旨在从人类的整体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这就需要提升人的主体意识，大力弘扬人的类意识。
针对同一问题可以采取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吉首大学张登巧教授是从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发展伦理问题的。同刘福森教授一样，张登巧教授也不赞成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提出“人的可持续发展”。他认为，生态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由于对人的片面理解，表现为没有从哲学和人学的高度理解真正的人——完整的人、全面的人，因而都未能在理论上达到自洽之目的。而发展伦理学视野中的人学实质是人的发展，价值取向和道德关怀是为人的，人是发展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人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真正人的发展伦理学，包括以下三层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其中包括代内之间的关系和代际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核心。[7]
林春逸在《发展伦理初探》著作中，从发展的三重关系角度上阐述发展伦理学。他指出，发展的伦理视阈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三大基本伦理关系。发展伦理是对发展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等伦理关系的新领悟和新治理。在领悟和治理这些伦理关系中，发展伦理要解决存在于发展中的三个大的基本道德问题：其一，“能够做”与“应当做”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人类在有限而脆弱的地球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其二，经济与“公平公正”问题，即“我们应当如何共同生活”的问题；其三，生活美好与物品丰裕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发展中“人们应当如何幸福生活”的问题。[8]在发展伦理的视阈中，发展危机实质上是发展价值观危机，传统发展价值观是一种发展主义价值观，个人本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价值观，对传统发展价值观进行批判和解构，就成为发展伦理的特殊使命。从发展伦理看，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首要目的是追求美好生活。为了使发展不偏离本来的人的目的，发展必须是有指导、有规范和有约束的发展，这种价值取向是和谐的理念，包括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人与人和谐共生的关注以及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关怀，这种伦理原则包括人本原则、公正原则、责任原则和整体原则。
中央党校邱耕田教授则从道德善的角度指出，发展伦理学应是以发展善为主要研究对象。发展善包括发展价值和发展道德两层含义。因此，邱教授认为，发展伦理学是研究发展价值和发展道德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科学。他指出，构建发展伦理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追求社会发展人本性价值目标的实现和对人的发展行为的有效约束。[9]
二 发展伦理学的实践依据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上，发展伦理学亦是如此。从实践角度看，发展伦理学是对现代化发展实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技化、工业化和市场化造成的发展危机和发展困境进行深刻反思的必然结果。科技革命和以机器大工业的物质生产，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极大丰富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生存与发展困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危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社会危机以及人与自我的人态危机，这些危机构成了发展伦理学的实践依据。
（一）生态危机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认为，发展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发展本应是人在地球上诗意般地生存，可是“发展”的后果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表现为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劳动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因为，人类只有依靠自然界才能生存和发展，而自然界又不能直接以现成的人类需要品满足人类，人类唯有制造生产工具，进而生产出契合人类需要的产品来。这些产品表征着人类本质力量，是人化的产品。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活动就是人类区别于动物，而且每时每刻都需要做的实践活动，其中，生产劳动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实践。随着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活动的发展，自然界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向人化自然转化，逐渐变为人化的自然系统。生产劳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获得巨大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人类改造自然的不合理活动会产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从人与自然的发展史看，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低、规模较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作用不十分明显。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机器大工业的运行，人类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提升、规模急剧扩大，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作用越来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机器、自动化等生产工具获得国际化的普遍应用，全球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提高，世界经济总量急剧增加，但绝大多数的发展成果是以损害自然环境和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的。从整体上看，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逐渐面临自然生态自身系统的破坏、自然环境恶化以及人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的破坏等严峻挑战。这些破坏的后果导致全球性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以环境问题为例，人类目前面临的十大环境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酸雨的蔓延、森林的锐减、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土地的荒漠化、资源的短缺、水资源的污染、大气的污染、固体的废弃物成灾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传统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一系列人与自然的不和谐问题，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较为相似的严峻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问题。如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环境污染现象逐渐加剧，并且日益向一些农村不断地蔓延。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稠密的地区，环境污染的问题更为突出，而且森林面积的减少、沙漠空间的扩大、草原范围的退化、水土的日益流失、物种大量的灭绝等问题日趋严重。
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当自然生态家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人越来越远离作为无机身体的自然界，既破坏着自然界，又远离了自己的生命存在。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作为有意识力的人类应该作出正确的抉择。诚如蕾切尔·卡逊所言：“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10]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有多重因素，其中工业文明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是主要根源。而工业文明决定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活动和理论成果。要具有正确的认识活动和成果，必须依赖人的理性能力。因此，近代以来理性和主体性成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其结果造成了人类对待自然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这种价值观强调人作为主体的地位，主张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而不顾对自然采取保护和合理利用，直接造成自然生态的破坏、人与自然的危机问题。发展伦理学就是对传统的对待自然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反思和发展。
（二）社会危机
伦理学认为，幸福是人的最终价值目的。社会发展本应是满足大多数人的物质文化等需要，是达到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追求的目的。也就是说，社会发展是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但是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成为少数国家和少数人的特权，“不发达”成了多数国家和多数人的命运，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大体上说，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和不和谐主要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国际关系危机上，即国家之间的不和谐，如空间上的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经济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结构上的发达国家内部之间的矛盾等，其结果导致国家间、地区间和民族间的小范围的战争和冲突不断。苏联解体后，在新旧政治格局的转折中，东西之间、南北之间、西西之间由于各种利益关系而矛盾丛生，诸如民族矛盾、宗教纠纷、自然资源之争、边界领土之争、商品和劳务市场之争等。各种矛盾诱发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完全统计表明，1993年世界各个地方出现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有34起，2000年则上升至46起，虽然此后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高达39起。其中许多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已持续了数十年，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仅进入新世纪以来，就相继发生了“9·11”事件、中美撞机事件、美伊战争、美阿战争等影响巨大的冲突和战争。此外，巴以冲突悬而未决、朝核问题一波三折、恐怖事件时有发生等是长期影响人类社会和谐的顽症。
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国内关系危机上，即国内各领域、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的不和谐。尽管民主化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但人们对民主的热情却越来越低；思想开放和社会条件的提高导致了高离婚率，离婚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夫妻双方之间缺少越来越多的责任与宽容，离婚后果造成了大批不幸的家庭，进而形成对“社会细胞”的大量侵蚀和危害；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导致的高犯罪率，既破坏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又造成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和威胁；工业化使人类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水泥世界”中，工作在光怪陆离的“机械世界”中，结果，人际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人在不断地孤立自然，也在不断地孤立人自身。
面对发展的社会危机，我们正在产生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还能建设和谐社会家园吗？我们还能共同生活吗？要建设和谐社会家园，保证我们的共同生活，必须寻找发展的社会危机的根源。发展伦理就是对发展中的社会危机的反思和批判，发展伦理认为，这些社会发展问题，是人片面地发展主体性扩张的一面。正是人的贪欲、人与人之间动物式的竞争以及扩张性、宰制性的主体性的张扬，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变为冷酷的竞争，出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社会危机问题。[11]
（三）人态危机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不是谈论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最高价值。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人的各种能力的提升、人的主体性的彰显和人的自由度的提高等方面。然而，在现代发展进程中，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和充分实现自身价值所做的各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违背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和宗旨，出现了“人的异化”现象。
这种“人的异化”现象，又称为“人态危机”，即人类自身的危机。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人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人的精神需要得不到很好的满足。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更多的人被迫选择加入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的“物化的人”的行列中，而人类需要的安全、审美、认知、交际等精神需要却很少有人主动追求，因而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导致人际关系之间的疏远、道德层面的沦丧和人的精神层面的孤独。二是人的主体性得不到很好体现。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认为，人既是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和最终受益者，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有机统一。理论与现实往往不一致，在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近代以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作为劳动群众的工人阶级的劳动成了异化劳动，不是自由自觉自主的劳动，而是受到限制、自在、被动的劳动。劳动成为工人阶级生产的唯一手段。因此，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人的主体性却得不到彰显，人成为发展的手段，成为发展的牺牲品，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片面的人。三是人的能力的畸形和片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重要基础。所谓人的能力的发展就是要引导和培育人的各种潜能。现代社会发展借助科学技术和机器、自动化等生产工具，人类的生产能力极大提高，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个人的生产能力却不能得到真正提高，相反却是片面地发展。同时，与生产能力密切相关的消费能力整体提高的同时，个人的消费能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在精神生活方面，追求物质财富和利润的人们，对认知、交往、审美、求善等精神性潜能缺乏足够的重视，精神能力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
扬弃并最终消除人态危机，有多种方案和路径可供选择。发展中造成的人态危机是发展伦理学兴起的实践依据。发展伦理学认为，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物、为了神，而是为了人。人的需要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发展就是要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和要求，要满足不同的需要必须进行劳动，发展也使人们在社会的生活当中获得劳动的尊严和地位。从现代的发展实践看，发展的结果带来的却是人的异化和人的片面发展，“人”被疏离于原有的本质地位。因此，只有关注发展中“人”的意义，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才能扬弃发展中人的异化问题，这必然涉及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总之，现代社会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成就，如物质丰富、科技进步、政治民主、思想宽容等；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态危机。这些危机显示出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紧张关系。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认为现代性限制人们的视野，但这种探究问题的方法缺乏伦理的审视。因此，只有突破现代性的视界，进行一次伦理革命，人类才能走出发展危机，走向新的文明形态。正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发展的伦理性特征不断凸显，发展伦理便应运而生。[12]
三 发展伦理学的理论依据
发展伦理学的兴起不仅依赖一定的社会实践，而且建立在前人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上。其中，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伦理学是发展伦理学的理论依据。
（一）发展理论是发展伦理的理论依据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发展研究”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展开。它最初出现在欧美，随后扩展到世界各国，形成全球性的“发展研究”热潮。普遍的发展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发展理论。从研究成果看，发展理论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所谓狭义的发展理论，是指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包括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方式和途径等理论；所谓广义的发展理论，则是将现代化作为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既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又研究发达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的机制和动力等方面。我们这里所讲的发展理论主要指广义的发展理论。因此，根据广义的理解，发展理论包括以下学科：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未来学、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发展哲学等。广义的发展理论构成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第一，发展经济学。发展理论最初是从发展经济学开始的，而发展经济学早期主要是“增长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的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理论受到重视的基本原因。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理论，给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本国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这些增长理论绝大多数是以工业发达国家为范本，且把“发展”仅仅视为“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战略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使有识人士对这样的发展战略开始怀疑起来，并提出尖锐批评。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学也注意到非经济因素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致使研究的重心转向社会经济综合发展。
第二，发展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是从社会的视角研究发展问题，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即现代化。因而，由帕森斯为杰出代表的一批美国社会学家创造的“社会现代化理论”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最初理论形态。20世纪60年代帕森斯创立了现代发展社会学理论。从方法上看，这种理论继承了西方古典社会学的二分法，即把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并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这种进化或发展是单线的。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并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进程提供理论指导。但这种发展理论是西方中心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制约，这些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也就是要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理论遭到来自发展中国家一些思想家的批判，最为典型的是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反对现代化理论仅仅从社会内部的因素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问题，认为理应从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造成了不发达国家产生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现象中，来分析和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问题；同时，坚决反对现代化理论的“西化”模式，主张发展中国家只有与西方国家“脱离”才能实现自身国家的现代化。依附论虽然看到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是造成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问题，只有脱离发达国家才能实现发展，但这种理论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的世界。为弥补依附论理论的局限性，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产生了。这一理论试图克服单纯内因或外因分析的弊端，改从世界体系总体规律来分析体系各个部分（国家、民族）的发展。
第三，发展政治学。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开始了对政治现代化的研究，而从60年代，研究方向导向了政治发展。1963年，派伊接任比较政治学会会长后，开政治发展研究之先河。他把政治发展看作政治现代化，并把政治现代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进而从国家的运转、行政和法制的发展、民主制的发展、群众参与、秩序的稳定和变化、动员能力等方面对政治发展进行了具体研究。但政治发展研究并非一帆风顺，到60年代末，面对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发生政变、动乱和军人干政局面，部分学者开始重新反思政治发展理论，把政治发展的目的性研究转向政治变革的过程性研究。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就是亨廷顿。在他看来，政治不稳定主要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造成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一旦唤起便不可能消退，而只能被引导，这样，政治制度化就成了政治发展或衰退、社会稳定或动荡的关键。因此，要合理解决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第四，未来学。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生态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匮乏等，引发了对未来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形成两大派别：悲观派和乐观派。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对经济的盲目发展深表忧虑，提出增长极限论来警示世人，主张实行零的增长来免予世界崩溃。这种理论在分析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要无限性、限制经济增长的观点对于人们合理开发和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种理论的结论并不是妥当的，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零增长具有生态乌托邦的意蕴，因而引起乐观派的反对。乐观派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完全能够创造出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且借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全可以消除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灾难。乐观派提出运用科学技术解决资源短缺问题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过度夸大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功能，而没有看到科学技术运用的不良后果。这两种观点尽管对立，但实质仅专注于纯技术问题，缺乏社会制度的分析，因而受到不少学者的批判和指责，后来出现了众多的未来学理论和未来发展模式。
第五，发展哲学。从特殊性看，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实践活动，因而对各种发展问题研究的各种发展学科，如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发展未来学等创立非常必要；但另一方面，这些学科的研究视角过于专门，缺乏系统性。因此，要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发展实践问题，就需要一种宏观的哲学视角的研究。发展哲学正是通过对发展分支学科哲学底蕴的揭示和扬弃，为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的一种哲学。发展哲学主要集中在中国学界。发展哲学不像具体的发展理论那样对发展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研究，而是从哲学角度进行总体研究。正如哲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本质和规律的普遍的概括和总结，发展哲学的对象是各门具体发展学说的理论概括。因此，发展哲学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学科。从哲学内容上看，发展哲学包括发展本体论、发展认识论和发展辩证法。
发展哲学虽然对发展的全面性、整体性进行研究，甚至对人的发展非常关注，但是缺乏伦理的审视，缺乏对发展价值和发展意义的追问。伦理的最一般形式就是价值，发展理论要与伦理学结合才能做到全面审视各种发展实践以及发展实践中的普遍规律，而且能够对发展的价值和发展的意义进行追问。一方面，发展是全面的；另一方面，发展的最终目标则是人本身，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机会，“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13]因此，发展理论是发展伦理形成的伦理渊源，发展伦理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发展理论。
（二）应用伦理学是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伦理学是研究人类道德问题的学科。一般把伦理学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德性伦理学。它以人的德性及其养成为主题，关注“我应该成就什么”，研究个体道德人格的生成和道德行为的自律，探索成为“好人”所需要的内在品质。二是规范伦理学。它以人的道德行为及养成为主题，关注“我应该做什么”，研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构成及根据，探索为实现“好的生活”所应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三是元伦理学，它以语言与逻辑为主题，研究道德语言的结构以及逻辑的关联，探讨伦理论证的规则和方法。四是应用伦理学，它是一门新兴学科，其目的是分析现实社会中不同发展领域中的重大伦理问题，探讨怎样使道德规则和规范在具体发展行为中得以实现。应用伦理学是发展伦理学的理论渊源。
在人类伦理思想史上，德性伦理一直是前现代社会中伦理学的主导形态。现代社会以来，规范伦理在伦理学体系中占主导形态，制定具有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是伦理学的主要目的。但是规范伦理学把“伦理学问题”完全等同于“规范问题”，它只关注人的服从外在规范的行为，缺乏内在道德品质的养成，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随着20世纪初的英美分析哲学逐步成为主导地位的哲学形态，规范伦理学让位于元伦理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元伦理学是分析哲学在伦理学领域中的一种应用形态。元伦理学把伦理学定位于对道德语言的逻辑、形式、意义和功能本身的研究，对伦理概念和命题进行语义分析，不需要研究行为、规则及善恶标准，也不必关注现实的道德问题和实践的道德要求。元伦理学在用语言分析和澄清善恶等概念方面的探讨，对完善和发展传统的德性伦理学、规范伦理学有重要价值。但元伦理学将事实问题与语言问题混为一谈，与现实生活的道德问题产生了严重脱节。实质上，道德中的善恶概念不能脱离现实中的道德现象和问题。
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发展实践出现诸多现实性问题，如原子能利用、战争、安乐死、体外受精、生态危机等。这些问题对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提出了挑战，因为传统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都没有涉及以上问题的研究，不能作出有效的解答。伦理学领域中的革命在所难免，应用伦理学就是在这种实践背景下革命的理论成果。
应用伦理学最初产生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战争中的获益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程度，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出现了经济之外的许多问题。政治上，越南战争中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激起美国民众的强烈争论和反战运动；民族上，长期的种族隔离政策导致的种族冲突和危机，催生了空前的反种族隔离政策；在婚姻和家庭方面，性的开放导致大量的未婚先孕、堕胎、家庭破裂和性传染病等问题，引发社会的恐慌；在生态环境方面，大量化学制品的生产和运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在军备方面，核战争军备竞赛的阴影，笼罩在民众心中。这一切社会问题，集中表现为社会道德的混乱与衰退。因此，它极大地推动了应用伦理学在美国的率先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学界出版了大量关于政治、社会、科技领域中道德问题的著作。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是美国伦理界出现的向实践伦理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不仅表现在理论创造方面，而且出现了一系列以应用问题为指向的研究机构，如1969年建立的“哈斯丁（Hastings）社会、伦理与生命科学研究所”和1976年在华盛顿建立的“哲学与公共政策中心”。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文化的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应用伦理学论著在欧洲大量出现，而且大量的研究应用伦理问题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如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如德国马堡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图宾根大学“科学伦理中心”、波鸿大学“医学伦理中心”、萨尔茨堡大学“应用伦理研究所”。随着西方应用伦理学在我国的传播，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开始出现环境伦理、科技伦理、经济伦理和生命伦理等研究，90年代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达到了日臻完善的程度。在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机构和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率先成立研究中心，随后，出现了许多应用伦理学研究机构，应用伦理学已成为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重点学科方向。
这些应用伦理学对人类发展实践的诸多方面和领域的道德问题作出深入细致的探讨，为发展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应用伦理学的各分支学科仅对独自的学科进行研究，对发展实践缺乏全面的把握和反思。正如卢风教授所说：“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过分顺从了市场经济的私人利益驱动，过分屈从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助长了将道德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思想。环境伦理，一方面表现为对人类中心主义反思的倾向，另一方面过分依赖人类的道德而缺乏现实的感召力。生命伦理侧重于细微的概念分析，而不能与对人类文明的整体性伦理相联系。科技伦理忙于为科研‘制定’道德规范，但缺乏对科学精神和科技本质的深刻反省。经济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科技伦理、行政伦理等分支各自形成研究的‘因子’，不同‘因子’之间缺乏交流和对话，学科分支之间就没有交叉和渗透，但无论是个人的道德生活还是整个社会道德都是具有整体性的，仅有这种分割式的研究不足以达到对道德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正确引导。”[14]发展伦理学正是在吸收和整合现有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的基础上，对发展理论和实践中的总体性问题，发展本体论、发展认识论、发展辩证法及发展实践等进行伦理反省和探讨。
总之，发展伦理学是新的发展理论和新的伦理形态的结合体。发展伦理的产生主要缘于发展理论学者对发展问题在哲学层面的思考和伦理学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发展理论，尤其是发展哲学和应用伦理学是发展伦理学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