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为现代性的发展

在一定的意义上看，发展意味着现代性的行进。那么，如何通过纷繁复杂的“现代性”话语的迷雾，看清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与逻辑定位，既不至于无条件超越又不至于无批判地守成，而是在立足人类历史实践发展的辩证思维中把握人类发展的命运。

一　启蒙与现代性

通常，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标榜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是“现代”的主人。但人们又把“现代”和“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由早期欧洲思想家（哲学家）建构并获得广泛认同的启蒙运动，既指一个过程，也指一种思想，它可以追溯至15世纪，又在18世纪由一些古典社会思想家最终完成，并且冠以“现代性”这一名称。简单地说，现代性是指18世纪的启蒙理论。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两个概念经常被交叉运用。

吕迪格·比特纳（Rudiger Bittner）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探讨了“启蒙”的复杂性并给出了理解启蒙的三种方式，启蒙既可以作为一个时代或时期来理解，也可以作为影响人们对当前进行批判教育的过程、观念或态度来理解，还可以作为这个时代一系列特征来理解。[27]虽然比特纳对启蒙的概念界定还不足以让我们对启蒙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但他指出的三种方式却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都认为启蒙是一个理性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源于神学或传统教义（学说）的统治自然和社会存在观念的“离去”。启蒙运动以前的中世纪欧洲，“生命”都是依据所谓的“存在巨链”的规定（命令）来存在和组织的。根据“存在巨链”，宇宙仅仅是超自然（神或幻像）的秩序的世俗表现。要理解宇宙中的所有事情，如统治自然的规则、社会秩序和人类存在等，都必须遵从神学教义或宗教书籍。人类理性和科学知识在这个历史时期都不能用于解释自然，更不能对已经存在的权威秩序进行质疑。人们关于天地万物的认识都来自于教会提供的神学教义的宗教解释。作为神学知识的唯一掌控者，教会不仅解释宗教教义而且制定相关法规。这也就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即神权政治结构。简单说就是权力超越了理性。正如政治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是一个专制的时代或神统治的时代。所有的规则都是建立在教会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的假设基础上。作为上帝在尘世代表的身份，教会有权力制定法律和管理国家，而不需要征求平民的意愿。平民只有服从的权利而不能表示异议。那些敢于挑战教会权威或违反国家法律的人都会被公开折磨直至死亡，然后他们的尸体会被肢解以维护和炫耀国王的权力。所以中世纪的欧洲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和神权统治的客体，因为他们既不拥有解释社会存在和自然界变化的必要工具，也不拥有向神权统治挑战的权利。中世纪的欧洲人只能服从自然规律和国王的权威。

这种由教会和神学教义双重统治的局面在15世纪开始衰退。15世纪的启蒙方案标示着宗教统治下的黑暗时代渐成过去。启蒙运动得到了一批西方思想家的支持，他们开始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宇宙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做科学解释。以前的神学解释已不足以对自然秩序进行解释，国王的绝对权威也不再具有合法性。他们吁求通过理性来发现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除了探寻统治自然的科学规律以外，他们还以理性的普适性和科学解释的普遍特征为前提，努力提出了一个关于知识的新秩序。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知识百科全书，不仅自然科学规律而且知识产生的整个过程都被记录了下来。

因此，我们可以把启蒙看作一个由哲学家引领的教育运动，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全新的合乎科学的关于自然、权威、社会存在等规则的讲述。这意味着知识在与宗教意识的较量中取得最终的胜利。哲学大胆地向那些被禁止和被认为是遭天谴的问题提出质疑，比如，谁在控制世界，自然规律形成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地球的形状是什么？等等。对于他们来讲，只有通过理性指导下的科学假设，这些问题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启蒙运动中所包含的以理性为基础的面向“现在”的态度来自于不同知识领域的专家。宗教的羁绊在整个15世纪发生断裂，欧洲开始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们拥有了新的时代精神，达·芬奇、伽利略、莎士比亚等使那个时代（理性时代）的精神和气质人格化。

从此以后，那些以前似乎神秘的事情开始因科学知识和人类理性而容易解释了。理性和科学知识所需要的是能够使人类未来更加繁荣。因此，启蒙和进步的观念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其《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对整个启蒙方案中知识的核心地位给予了强调。他解释了科学知识在努力使其自身合法化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引出了现代性话题。他指出了关于“知识合法化叙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多的政治兴趣会带来更大的哲学进步。“科学即其本身”这句名言抓住了合法性叙述的本质——科学遵循其自身规律，其自身的进步是由自身逻辑所指导的自身规律来统治的。另一个是更多的关于合法性的政治叙述，有利于对进步的阐释。根据这种叙述，知识就可以在实践中找到其正当性。

从利奥塔的分析中可以认识到，相对于其他话语，现代性话语发展了自己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指出了知识在获得合法性地位过程中也扫清了政治权威的中心地位障碍，现代性话语得以起源。人性当中关于“好”和“公正”等内容被挖掘了出来。为了保护人性中的“好”和“公正”，必须有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叙述，以促进人们取得一种把人作为发展主体的新的权力形式。

福柯（Foucault）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关于现代主体问题起源的解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我们理解现代性的产生仍具有帮助。15世纪欧洲幻象的破灭为新的社会统治形式的出现留下了一定的空间，由权威、宗教构成的对人的约束被摆脱了，以普遍理性为背景的新的知识秩序开始驾驭社会存在。从这个时刻开始，启蒙思想开始沿着两种对立的路径行进，“现代”—“前现代”、“理性”—“非理性”、“西方国家”—“东方国家”。而且这种分类被锁定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之中，前者是指那些已经达到人性和历史进步的终点，而后者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变。所谓前者实际上是对西方国家的婉转说法。正是启蒙运动把人类从非理性和愚昧中解放了出来，赋予他们理性和一个新的知识秩序。所有这些引致了西方社会完成了从前现代到现代性社会的转型，其人民从发展的客体转变成了主体。

作为从前现代到现代社会组织方式的历史进化运动或进程在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t Tonnies）的著作中得到了明晰的学术表述。滕尼斯运用我们非常熟悉的二元对比方法，对礼俗（传统）社会和法理社会进行了界定。他的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现代化理论研究者的进一步深化，认为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化，就是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化，是从以家庭或家族为核心的组织结构向以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社会分层组织结构的转化。

从前面讨论可以看到，启蒙运动可以恰当地看作是人类理性原则的进步或过程。的确，在启蒙运动的演化过程中，启蒙运动存在各种各样的运动，现代性只是其中之一。当代许多思想家都认为启蒙运动已经达到了它的终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可以称为后现代或后工业化社会时代。尽管各个学派存在很多分歧，但它们都承认如果不能深刻领会18世纪欧洲的发展，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启蒙运动的意义，因为这一时期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阶段，是现代性阶段。在整个启蒙运动历史进程中，18世纪的确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

第一，这一时期的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民族国家成为社会边界，生产形式无生命化或工业化，社会个性化，城市化，货币经济，官僚化，社会和阶层分化，新的大众文化，新的关于正当、不正当、正义的表达，现代审美观，国家权力工具垄断化，劳动力和社会关系商品化，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性的标志。

第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也被译为“杜尔凯姆”）等古典社会理论家都倾全力对这一时期发生在欧洲的事件从现代性角度给予了理论上的阐释。在欧洲政治、社会转型的同时，一个被我们现代人简单地看作是关于现代性或现代社会理论叙述的知识群也成长起来了。与启蒙运动的目标一致，现代社会理论家们以当时欧洲所发生的事件为基础，理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历史和进步的符合逻辑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对15—18世纪欧洲社会进步和历史做了精辟的分析。

第三，18世纪之后的古典社会理论家们赋予了发展一种新的含义，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性的展开，尽管他们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各式各样。因此，18世纪以来，发展观变成了现代性、进步的同义词。所有的过程都可以概括为一个词——发展，即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简单地说，18世纪的欧洲及其现代性话语解释给我们带来了作为现代性的发展观念，而现代性的标志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社会关系。

第四，现代性阶段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在这个时期一个普遍的历史划分思想的生成，并催生了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现代性话语解释者们依据欧洲历史把所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这与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进程是由物质条件客观决定的。

二　现代性与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把西欧的历史进程作为“标杆”，并认为世界各个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应该经历与遵循这个模式。尽管这种所谓的“历史规律”后来被抨击得体无完肤，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主张的确在人类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思想领域造成了深远影响。欧洲中心论历史观是18世纪现代性及其话语解释的产物。从18世纪现代性以来，西方社会理论都倾向于把欧洲现代文明和历史作为人类发展的目标模式，多元文化图景演变成单一的欧洲文明图景，非西方社会和文化都被描绘为野蛮、退步、不文明、残忍、无理性等。

现代性的话语解释不仅把欧洲放置在世界的中心，而且抹去了其他大陆的历史进程。今天的一些现代社会理论仍然把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界定为“非历史的、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的、没有工业化的、前现代的”地区。在他们看来，这些地区所欠缺的就是历史、发展、资本主义等，其未来应该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即现代性。现代性理论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其他地区要想发展，就必须向欧洲学习。当代的“发展经济学”在研究欠发达社会时，采用的就是这种逻辑。

爱德华·W.萨义德（E.W.Said）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中，分析了现代性话语解释与帝国主义的辩证关系。萨义德指出，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世界是没有真实根据的，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方，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偏见。萨义德认为，西方文化中对亚洲和中东长期错误和浪漫化的印象为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借口。

我们再看看韦伯和涂尔干这两位19世纪欧洲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关于现代性的观点。18世纪以前，启蒙运动主要是由哲学家引领的一场知识分子的运动，18世纪之后，启蒙运动的焦点转移到了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都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独立、同质的过程，而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综合体，尽管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但可以单独分析和研究。在他们致力于对当时欧洲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中，尽管研究重点和采用的分析工具不同，但都认为各方面的发展展示了人类理性原则达到了一个高潮。

韦伯把现代社会描绘为理性官僚主义社会，涂尔干则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是社会分化。韦伯把现代社会组织界定为“民族国家”，具有全新的工作伦理，政治、社会和经济安排理性化、官僚主义、暴力工具的国家垄断等特征。韦伯认为，在一个现代社会里，科学和社会行为的理性算计代替了超验的上帝。他甚至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宗教是理性资本主义繁荣的必要条件之一。韦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宗教的偏爱进一步加大了他与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分化。简单地说，韦伯认为，合理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官僚主义则是这种合理性原则的外在表现。

涂尔干是另一位有建树的现代性学者，是一个机能主义者。他试图用工业化、商品化、原子化等概念来证明现代性的产生。他把社会分工看作现代性的特征。在他看来，社会分工越细，现代性就越强烈。然而，作为一个机能主义者，他最担心的是不断增加的社会分工和个性化会导致社会的瓦解或崩溃。在《社会分工论》这部著作中，他努力探寻面对日益原子化的现代社会如何结合和团结的机能，其答案是“有机团结”。依据涂尔干的观点，伴随现代性而产生的日益扩大的社会分化和角色个性化使社会更加融合，因为当每一个个体自治时，他/她就更加依赖其他个体，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针对这种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涂尔干提出了“有机团结”这个概念。

尽管这些古典社会理论家在现代性解释上的方式存在差别，但他们都认同如下特征：劳动力商品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工业资本主义、理性官僚主义、社会阶层化、暴力工具国家垄断化、社会差异和个性化、社会角色专门化等。有意思的是，在欧洲认识到现代性的过程中，启蒙运动并没有结束。人们在挖掘现代性的优点的时候，也遇到了现代性向其他前现代性世界扩散过程中的“道德”责任问题。

三　现代性弊端的反思

作为现代性之发展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西方社会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危机。马克斯·韦伯曾预感到，社会生活将会因为工具理性的高涨而出现价值理性的式微，他甚至还将现代社会形象地比喻为人的“铁笼”。塞缪尔·亨廷顿更明确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28]日益高涨的“现代性”反思，意味着作为现代性之发展所倡导的“理性”权威在当代发展受到了严峻挑战。作为现代性之发展的主要弊端在于：

（一）忽视了人的价值

作为现代性之发展强化“经济决定论”，把增长当作发展，把人变成了机器，社会进步似乎就是经济富足，只要物和财富的增长，其他一切都可以舍弃。其必然后果是“人死了”，如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在19世纪，不人道意味着残酷，在20世纪，不人道系指分裂对立的自我异化。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了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会成为机器人。”[29]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也指出：“经济增长也许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矛盾’根源，而这一矛盾也许是导致资本主义毁灭的祸根”[30]、“若不把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究竟是什么？”[31]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单一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使先发展的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生活畸形化、生产活动片面化、产业结构同构化。美国经济史学家W.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所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的核心依然是“经济增长第一”。他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强调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认为有了资本的快速增长就能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认为物质财富增长就能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而实践的结果仅仅以物和财富增长为中心，忽视人的发展这一根本目的，忽略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统一，必然导致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自然对立，导致人们实际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下降，最终会危及经济生活和社会生产本身。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符合人的发展需要的社会，也是一个符合人性关爱的社会。

（二）造成了社会道德的沦丧

理性的扩张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自由和幸福，却导致非理性的经济力量对人的严密控制以及价值理性的衰微，把个人置于理性化的“铁笼”之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严重对抗，撕裂了启蒙运动以来资本现代性的根基。“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32]作为现代性之发展把经济发展当作目的本身，从而把人变成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使发展失去了方向和意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现代性的一个特色就是道德沦丧。”[33]A.麦金泰尔（A.Maclntyre）在《德性之后》一书也阐明了现代性是导致道德败坏的根源，“现代道德理论中的问题显然是启蒙运动的失败造成的”。[34]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描述了西方社会只能造就“为了商品而生活”、“把物作为自己生活灵魂中心”的单面人，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只能是单向度的人，只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利益对价格信号做出片面反应，其结果是目光短浅、见利忘义，不可能妥善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人文关怀问题，更不用说揭示社会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在现代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工具理性是现代人物化、异化的根源，是不健康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不健全的根源。它使人丧失了目的性价值，缺乏创造性，成为无根的人，无个性的人，没有安全感的人，把爱与性欲等同，只知享乐，毫无否定意识的人。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D.P.Johnson）指出：“效率的逻辑残酷地而且系统地破坏了人的感情的情绪，使人们沦为庞大的科层制机器中附属的而又不可缺少的零件。”[35]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著名学者达伦道夫（R.Dahrendorf）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方社会，贪婪、欺诈、只顾眼前，这些现象过于频繁地代替了节俭、诚实和长远打算，更不要说为他人打算。

（三）遮蔽了自然生态资源问题

在工具理性支配下，作为现代性之发展必然导致两大后果：一是“过度生产”，二是“过度消费”。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过度生产”，使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能源需求越来越多，生产与人口越来越集中，职能越来越专业化，人类对大自然进行无节制的索取，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引发了大量的发展后遗症；诱使人们以消费为荣的“过度消费”，使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越来越膨胀，实际上超过了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生态危机和自然灾害频繁暴发的时期，这是需要人们深刻反思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生态危机，人在“文明”生产和生活面前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自由，我们有意无意地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名义扼杀了我们所承认的许多自然权利，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也破坏了人类自我发展的基础。

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的扩展，的确使得当代世界各个国家的现代性发展性质（前景）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当发展越来越快地走向“现代”之时，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新图景却愈加让人担忧，在已经产生现代性的西方国家如此，在正迈向现代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亦是如此。所有的发展都在呼唤对以现代性为内核的传统发展观和模式进行重新评价和反思，以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四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马克思尽管没有确切地使用过“现代性”这个词语，但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之中明显地反映着现代性思想。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肯定

第一，资本主义现代性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扩大了人们交往的范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给予了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6]资本主义现代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37]此外，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不仅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的交往不断扩大，生产、消费的世界性逐渐形成，打破了以往那种封闭的、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第二，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人类自由、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劳动者逐渐摆脱了被奴役的状态和人身依附关系，开始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等价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38]人们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具有自由平等的地位，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决定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从而推动了人的精神平等观念的进步。客观地说，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废除以往的封建特权、促进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观念方面具有历史性意义。

第三，资本主义的现代机器大生产推动了世界范围的文化的大交流。资本主义的现代机器大生产不仅使物质生产方式，而且还使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具有了世界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9]资本主义现代机器大生产所开辟的世界市场，使原来各自封闭的文化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交流和传播。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资本主义现代性具有双重性，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人类文化交流等方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矛盾。

第一，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方式由于把自然当作人类征服的对象，因此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导致了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等。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0]马克思在这里所谈到的“物质变换”，不仅包括人从自然索取自己所需的资源，同时也包括人类向大自然释放自己的废弃物。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其生产方式，不可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大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物质变换也不可避免地会被打破。

第二，资本主义现代性由于过于追求效率，导致了商品拜物教、道德沦丧以及贫困。（1）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只重视工具理性，而不重视价值理性的发展，从而使人变成了单一的、片面的人，变成了生产的工具和物的附属品。“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41]人的“活劳动”被“死劳动”所支配和统治，机器成为统治着人的一种异己力量。（2）由于过于注重工具理性的作用，从而使人忘记了自己的真正需求，成为欲望的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所有的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而迎合消费者。消费者被各种广告所迷惑，产生了为消费而消费的观念，导致了消费的异化，也最终导致了有限资源的浪费。（3）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度商品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为商品与货币关系，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沦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最根本目的便是商品和货币的最大化，“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42]这也使得货币最富有“拜物教”的性质，人成为了物与货币的奴隶。（4）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采用新技术和更新设备，采取各种办法剥削工人，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每一次新技术的变革和固定资本的更新，都会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大量工人失去工作，工人的生存境况越来越差。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且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矛盾。资本家们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使生产的各个环节都经过“科学”的精确计算，都按照理性化的要求严格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没有计划、无政府指导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频繁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43]经济危机导致的巨大生产力破坏，又会进一步引起社会的普遍混乱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加深。

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包含着诸多矛盾，是一个“悖论”，既有积极性的一面，也有消极性的缺陷；既促进了人的自由，也导致了资本对人的压迫和奴役；既推动了政治和法律的平等，也产生了新的阶级不平等和社会冲突。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的超越

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分析，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是“现代的”，是真正的理性王国。在共产主义社会，现代性所提倡的主体性原则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4]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消除了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障碍，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证。恩格斯也明确地指出：“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45]

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倡导的工具理性给予了最严厉批判，但并没有一般地给予彻底否定。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6]“靠消耗最小的力量”的劳动是一种既发挥工具理性的作用同时又高度弘扬价值理性的劳动，是一种“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劳动。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原则，不仅内含着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可计算性科学的生产管理思想，体现了理性原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最终实现。

对于马克思所构想的未来社会，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共产主义的图景无疑具有现代性，其现代性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个人主义性质，但更多的是在于它的发展的理想，将发展的理想视为良好生活的形式”。[47]所以，现代性不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有现代性，但共产主义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如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所评价的，“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个（过渡性）阶段。现代革命始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将一切事物都革命化了，它最终轻而易举地将一个已是彻底的现代的世界提供给无产阶级”。[48]因此，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它，而是要用不同方式、在不同社会制度基础上来发展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