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魏伯阳及其《周易参同契》
《周易参同契》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最早引用《周易参同契》的是三国时期的虞翻。陆德明《经典释文》曰：“虞翻注《参同契》云：‘易从日下月’”，故《周易参同契》的成书年代基本可定为后汉。《周易参同契》的作者并没有直接署名，而是在书的最后写了一节，既写了自己的经历，又用廋词（即一种隐语的方法，类似猜谜）隐入了自己的姓名，其词曰：
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化形而仙，沦寂无声。百世一下，遨游人间。陈敷羽翮，东西南倾。湯遭厄际，水旱隔并。柯叶萎黄，失其华荣。吉人相乘负，安稳可长生。[41]
委与鬼为邻为“魏”；百世一下为“白”，遨游人间为“亻”，合则为“伯”；“湯”遭旱而无水，则为“昜”，“际”与“隔”并有之为“阝”，“阝”与“昜”合为“陽”；“柯”失其华容，则去木为“可”，“可”相乘为“哥”，负为“欠”字，则合而为“歌”。四字相合为“魏伯阳歌”。
魏伯阳正史无传，晋葛洪《神仙传》有传，曰：
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之。后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弟子心不尽，乃试之曰：“此丹今虽成，当先试之。今试饴犬，犬即飞者，可服之，若犬死者，则不可服也。”伯阳入山，特将一白犬自随。又有毒丹，转数未足，合和未至，服之暂死。故伯阳便以毒丹与白犬，食之即死。伯阳乃问弟子曰：“作丹惟恐不成，丹即成，而犬食之即死，恐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当服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俗，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不复归，死之与生，吾当服之耳。”伯阳乃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顾相谓曰：“作丹欲长生，而服之即死，当奈何？”独有一弟子曰：“吾师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将无有意耶？”亦乃服丹，即复死。余二弟子乃相谓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长生，今服即死，焉用此为？若不服此，自可数十年在世间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市棺木。二人去后，伯阳即起，将所服丹内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皆仙去。因逢人入山伐木，乃作书与乡里，寄谢二弟子。弟子方乃懊恨。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似解《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反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大旨也。[42]
葛洪《神仙传》中有大段文字叙述魏伯阳的“仙迹”，但对魏伯阳的生平和《参同契》的传承语焉不详，不过在《周易参同契》的后世注本中亦有魏伯阳生平的线索。
《道藏》中有署名阴长生注《周易参同契》。原题“长生阴真人注”，书中引述隋朝萧吉、唐初李淳风著作，故近人陈国符考证此书当为唐人假托东汉阴长生而作，今从其说。该注《序》称：
盖闻《参同契》者，昔是《古龙虎上经》，本出徐真人，徐真人，青州从事，北海人也。后因越上虞人魏伯阳造《五相类》以解前篇，遂改为《参同契》。更有淳于叔通补续其类，取象三才，乃为三卷。叔通亲事徐君，习此经夜寝不寐，仰观乾象而定阴阳……惟此还丹之理参同皎然，遂见诸贤所注，悉皆隐密。余饶其术颇得其旨，劳苦不辞，所失无怨，志在金鼎而饶参同……余今所注，颇异诸家，合正经理，归大道，论卦象即火候为先，释阴阳则药物为正，其事显其理明，看之烔然，必无疑惑。使后来君子同归大道，岂不善欤？[43]
又五代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通真义·序》曰：
魏伯阳者，会稽上虞人也，世袭簪裾，唯公不仕，修真潜默，养志虚无，博赡文词。通激纬候，恬惔守素，唯道是从。每视轩裳，如糠粃焉。不知师授谁氏，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又云未尽纤微，复作《补塞遗脱》一篇。继演丹经之玄奥，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隐显异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桓帝时，公复传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44]
两注所言虽然略有出入，但都称魏伯阳为上虞人，窥《龙虎经》之妙旨，乃约《周易》而著《参同契》。先传之青州徐真人或称徐从事，后传之同郡淳于叔通，而《参同契》行于世。
无论是阴注还是彭注，两书均成于唐或五代，此时离后汉已远，其说必有出处，余嘉锡《周易参同契通真义三卷》条谓其出于梁陶弘景《真诰》[45]。考《真诰》卷十二曰：
定录府有典柄执法郎，是淳于斟，字叔显，主试有道者。斟，会稽上虞人，汉桓帝时作徐州县令。灵帝时，大将军辟掾，少好道，明术数，服食胡蔴、黄精饵。后入吴乌目山中隐居，遇仙人慧车子，授以《虹景丹经》，修行得道。今在洞中为典柄执法郎。[陶弘景自注曰]《易参同契》云：“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青州徐从事，仰观乾象以处灾异，数有效验。以知术故，郡举方士，迁洛阳市长。”如此亦为小异。吴无乌目山，娄及吴兴并有天目山，或即是也。慧车子无别显出。[46]
又《太平御览》也记有上述淳于斟隐居“乌目山”事。卷六七九引《天戒经》曰：“淳于斟字叔通，会稽人，汉桓帝时为徐县令。好道术，数服饵胡麻黄精。后入吴乌目山中隐居。人授以《虹景丹经》，修行得道，在洞中为典柄执法郎，主诚有道者。”
汉魏人著书，有在序中叙其书之源流及其人之仕履，与刘向《别录》之体同。故陶弘景引《易参同契》之言，应是《易参同契》之序。而今传之《周易参同契》无此篇，或是传承中佚失了。以梁时陶弘景所见之《参同契》序文来看，徐从事与淳于叔通两人为考证魏伯阳生平与《参同契》流变的关键。
徐从事事迹无考，元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则言，魏氏密示青州徐景休从事，则俞琰认为徐从事名或字为景休，但不知其出于何处。明代杨慎则亦言徐从事名景休，似从俞琰之说。
关于淳于叔通生平，余嘉锡考辨甚详，列其主要线索为《开元占经》、《真诰》、《续汉书》、《后汉纪》等书。余嘉锡《周易参同契通真义三卷》条曰：
考《开元占经》卷百二十引《会稽典录》曰：“淳于翼字叔通，除洛阳市长。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翼，占曰以蛇有鳞甲，兵之应也。”此与弘景所注《参同契》言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为洛阳市长者，姓字乡贯、时代官职，无一不合。……翼占蛇妖事，亦见《续汉书·五行志》注引《搜神记》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诛也，乃弃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捕家属，扬兵京师也。”（见今本《搜神记》卷六）……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二云：“（度）尚字博平，初为上虞长，县民故洛阳市长淳于翼，学问渊深，大儒旧名，常隐于田里，希足长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门，翼不即相见。主簿曰还，不听，停车待之。翼晡乃见，尚宗其道德，权谈乃退。”按：《后汉书·孝女曹娥传》言：“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为立碑。”元嘉元年为桓帝即位后之五年，则度为上虞长正在翼弃官遁归之后，故隐于田里，不见长吏。
《（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五引《会稽先贤传》（吴谢承撰）曰：“淳于长通年十七，说宓氏易经，贯洞内事万言，兼春秋，乡党称曰圣童。”今人周作人辑会稽郡书，以为即《典录》之淳于翼是也。草书“叔”字与“长”笔画颇相近，传写致误耳。两汉不闻有宓氏易，惟《隋书·经籍志》五行家有“《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又引《七录》云伏万寿撰。《唐书·艺文志》有伏氏《周易集林》一卷，伏与宓通，盖即所谓宓氏易也。……
《元和姓纂》卷三云：会稽上虞《列仙传》有淳于斟，字叔孙，与《真诰》复不同，不足据。[47]
关于上虞令度尚，《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曰：
度尚，字博平，山阳湖陆人也。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为政严峻……时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见尚甚奇之。
延熹五年，长沙、零陵贼合七八千人，自称将军……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之，不能克。……桓帝诏公卿举任代刘度者，尚书硃穆举向，自右校令擢为荆州刺史。[48]
上述关于淳于斟的资料中，可考纪年为：
1.“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汉桓帝即位为146年。
2.“延熹二年（159），诛大将军梁冀”。
3.“元嘉元年（151）县长度尚改葬娥为立碑”。
4.度尚于元嘉元年（151）时尚为上虞令，而于延熹五年（162）擢为荆州刺史，在做荆州刺史前，还做过右校令。则度尚为上虞令的时间当在160年以前。
综上所述，146年前，淳于斟已经做了“洛阳市长”。这里要说明一下，汉代的“市”指集市。汉代的市不仅仅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封闭的行政区域。政府规定在市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及其家庭必须围绕着市居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市籍制度及与此相关的专职官吏，也就是“市长”。[49]桓帝即位后，由于大将军梁冀专权，故淳于斟退回籍里上虞，而度尚闻其学问渊深，故上门拜访。此时当在151—159年之间，而更近于151年，一是汉代大县设“令”，小县设“长”，“上虞长”之职相当于后世的八品官，一般来说，三四年后便会升迁；二是151年度尚已经任上虞令了，对于素有名声的淳于斟应有所闻，并直接会去拜访。而此时辞官而回的淳于斟年龄应该不是很轻，当在40—50岁。
考虑到托名阴长生注本曰：“昔是《古龙虎上经》，本出徐真人，后因越上虞人魏伯阳造《五相类》以解前篇，遂改为《参同契》。”彭晓注本称：“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桓帝时，公复传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可知魏伯阳似与徐从事平辈论交，而淳于斟则师事徐从事或魏伯阳，则魏伯阳年龄应大于淳于斟，故桓帝151年时，魏伯阳年龄应在60—70岁。
以此推论，则魏伯阳大约生于东汉永元年间（89—105），《周易参同契》应成书于汉顺帝在位时期（126—144），彭晓注曰：“汉桓帝时，公复传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则魏伯阳传《周易参同契》与同郡淳于斟应在其弃官回上虞之后。
汉魏至南北朝，《参同契》一书除上述虞翻引以注《易》外，罕见他书征引，以致后人怀疑《周易参同契》是否成书于后汉的问题，马叙伦是主要的提出疑义者，马叙伦《读书小记》卷二云：“《周易参同契》，隋唐《经籍志》皆不载，据《神仙传》谓出魏伯阳。……盖出于道流附会。又《抱朴子·遐览篇》列叙道家著作，有《魏伯阳内经》而无《周易参同契》之名。《颜氏家训·书证篇》曰：‘《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是颜氏犹见此书，稚川自无不见之理，而《遐览篇》无之，则古有《周易参同契》，非此书也。且《抱朴子》中，皆独尊道家，于《易》无取，而此书附会《易》象，以论神丹，篇题则仿诸纬。观其义，实和会儒佛而成修养之术（其文多五字句，亦仿佛经）。……至陆元朗云：‘虞翻注《参同契》云：“易从日下月。”’晁子止以此证为古书，亦不然。《说文》‘易’字下云：‘秘书说：日月为易。’凡许称秘书者，即诸纬也，然则可证古自有易纬名《参同契》，仲翔所注，是彼非此，伪作者既冒其名，后人转揉而一之，适为所欺矣。”[50]
马叙伦以“秘书”一般是纬书的习惯性称呼，又因秘书称“日月为易”，而虞翻曾引《参同契》中“易从日下月”，从而断定隋代颜之推所见之《参同契》非虞翻所引之《参同契》。这个推断有几个不合理之处。一是纬书可以称“秘书”，但秘书所指范围大于纬书，像魏伯阳所作之以修炼大丹而能飞升成仙的《参同契》之类，当亦可称为“秘书”。二是《参同契》少有人征引，也可能是因为其是秘书而流传不广的原因。《三国志·吴书十二·虞翻传》曰：“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也。”虞翻之所以能够注引《参同契》，很有可能是因为虞翻与魏伯阳、淳于斟同为会稽人，故能较早得到《参同契》。
上述托名阴长生的唐代注本《周易参同契》于卷下“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句下注云：“虞翻以为委边著鬼是魏字。斯得与鬼？不然其悟道之后，何得与鬼为邻行耳。”可知廋词的破解第一人很可能就是与魏伯阳时代相差无几的同郡人虞翻[51]。萧汉明甚至认为“虞翻是第一个有条件传播和诠释《周易参同契》的人，后世所知的有关魏伯阳身世点滴情况，诸如姓名籍贯门第等，大抵都出自虞翻对《周易参同契》所作的注”[52]。
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题解即有争论，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曰：“参，杂也；同，通也；契，合也。”这一说有很大的影响。王明先生则训“参”为“叁”，倡“大易、黄老、炼丹叁同”之说，亦有很大影响。又言“契”为“书契”，并认为《周易参同契》书名盖仿纬书而来，如《易纬稽览图》、《孝经援神契》。
关于《周易参同契》丹法属性，主要有两说：一是外丹说，二是内外丹说，或有人以为尚有内丹一说，姑且存之。一般认为唐及以前注本所持观点，均以《参同契》为外丹著作，而自宋代以后始有内外丹之说。王明先生以为《参同契》为外丹之作，而内丹、房中二说为附会之言。萧汉明先生则根据陈国符先生《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一文中通篇只证《参同契》与内丹的关系，推断陈国符先生“主内丹说无疑”，亦可备一说。
《周易参同契》与易学的关系不容忽视，特别是与汉易的关系尤为密切。《参同契》与汉易的关系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为纳甲说，二为十二消息说，三为六虚说，四为卦气说。
就丹法而言，《周易参同契》的意义巨大，一般认为《参同契》之前有炼制服食金丹之实，而无成熟的金丹思想，将之形成系统的理论自《参同契》始。《周易参同契》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无论内外丹之传，多祖于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亦有版本与作者的纷争，《新唐书·艺文志》即载有《参同契》二卷、《五相类》一卷之说，则后世有《五相类》为他人所作，或称五为三之误，应称为《三相类》等诸说。今人也有从化学的角度讨论《周易参同契》，《参同契》成为研究古代化学成就的主要著作之一。
《周易参同契》历代作注者很多，隋唐时期外丹术盛行，唐代出现的托名汉阴长生的《周易参同契阴长生注》、《道藏》容字号《周易参同契无名氏注》（据陈国符先生考证，上述两书均为唐代注本，今从其说）都将《周易参同契》作外丹经书解。五代时期内丹已经较为成熟，五代彭晓《周易参同契通真义》秉承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的本义，只讲修丹的原理，并不偏重于内丹或外丹，或者说以内外丹共同的原理为《周易参同契》作注，故后人以为彭晓的注本最契合魏伯阳的原意。它融合内外丹学的注释，可以为后世内丹或外丹学者所同时接受和发挥，从而使彭晓的注本成为众多注本中最受人关注的一个注本。
两宋以后，内丹学盛行，外丹衰落，故两宋以后的《周易参同契》注本都作内丹解。宋代有储华谷注《周易参同契》三卷，抱一子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等；元代全阳子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上阳子陈致虚《周易参同契分章注》等；明代有陆西星《周易参同契测疏》；清代有陶素耝《周易参同契脉望》等。